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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思考丨80万与200个泳池:一位鲶鱼校长撬动的县域教改实验
大声思考 2026-11-20 07:57:35

广西桂平市,是一个人均GDP约3万元的西部县级市。它的户籍人口超过200万,常住人口却只有150万出头。常年大量青壮人口的外流,给当地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带来了难题。

这显然不是一个财政宽裕的县城。然而,当地却通过筹集社会资金、结合财政配资,把200多个游泳场所修到了下辖的乡镇,并让300多所学校开设了游泳课。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对桂平市的基层学校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其中,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党委书记刘明松和他争取来的约80万元公益基金,提供了一个观察切口:一所学校的体育教学改革,怎样与当地已有的探索、政策和社会资源接上关系,进而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

最为有趣的一点在于,这个案例,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线校长的破局史。沿着泳馆、课程与赛事的变化往下看,我们更想弄清楚:个人的探索怎样成为日常安排,又有哪些办法能够被其他学校借鉴?

01丨学校为何选择体育

故事的开头,我们先来说说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党委书记刘明松。他起初是一名语文老师,后来担任南木镇中心小学校长,曾推动辖区内学校挖掘校史,落实“三风一训”(校风、教风、学风、校训),凝聚了师生共识,为学校的后续发展指明了道路。

西山镇中心小学党委书记刘明松与学生在一起。(作者供图)

注意,在基层的教育版图里,乡镇中心校绝不仅仅是一所独立的学校,它更像是一个“小教育局”,统管着全镇辖区内的所有村小和教学点。这种统筹权限,也是我们理解刘明松后来能够推动多校行动的一个前提。

2017年,刘明松调任西山镇中心小学。这所百年老校当时面临的,是标准的基层“大集团、小均衡”困境。

校园占地虽然不小,却硬生生塞进了3300多名学生。庞大的基数瞬间摊薄了原本就不宽裕的教学资源。光是为了维持本部这台庞大机器的日常行政运转,就已经耗尽了管理精力。更别提,作为中心校,他们还得在捉襟见肘的资源盘子里,精打细算地匀出一部分去拉扯辖区内的其他村小和教学点。

而在这份超载的疲惫之下,还叠加着教师队伍的严重老龄化和教学设施的陈旧。学校的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只能勉强维持着低效的日常运转。

面对千头万绪,刘明松开始重新审视现实:桂平是典型的西部县级市,留守儿童多,家庭教育长期缺位,孩子精力无处释放且极易引发安全问题;而在资源摊薄的大班额下,拼分数也很难拼过大城市的精英校。

在他看来,体育就是那个成本最低的杠杆——它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重塑规则,又能用全员运动把庞大的管理压力转化为有序的组织力。于是,他果断定下了“以体育人”的破局方向。

但在基层搞体教融合,向来是千难万难。具体到桂平当地,困难有三点:一是空间之困,学生缺乏足够的运动场所;二是精英之困,体育大多数时候只是少数人的狂欢;三是规模之困,教育资源被辖区内二十几所学校摊平后所剩无几。

面对这种局面,打报告要钱、要编制,自然是常规路径。但在桂平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学校仍需要先从已有的资源里寻找办法。

刘明松是个极致的实用主义者。他通过种种手段,极大地增加了校园活力,其中包括:打破了师资边界,鼓励所有老师一起上阵,让体育不再只是体育老师的事;以及,盘活校园边角空间,增加学生运动场所。

学校利用边角空间设置篮球设施,让学生有更多运动的机会。(作者供图)

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孩子一睁眼就想来学校玩。”

这一套下来,不仅原本略显沉闷的中心校小学被逐渐激活,而且他还通过行政手段,把这套“少花钱、全员参与”的打法,推向了下辖的20多所村小和教学点。

刘明松的教改,让他入选了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以体树人校长计划”的提名。

改革者遇到了困境,解决了难题,收获了表彰——一般情况下,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刘明松的故事,反而才刚刚开始。

02丨怎样借到外部的力

在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为所有获得提名的校长所组织的创变营活动里,刘明松被其他提名校长的经验分享给深深刺激到了。他猛然意识到,关起门来是搞不好教育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主动邀请基金会到桂平来考察。

面对基金会,刘明松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基层的窘境,说出了一段极其生动的话:“我就是一只小鸡,声音‘咕咕咕’不够大,但基金会是只大公鸡,我需要他们‘喔喔喔’地帮我去唤醒桂平的市政府和教育局。”

这是一次主动的“借力打力”。

借力的前提,是当地本就有相应的需求和政策空间。彼时,桂平市委正推动“一村一池”等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布局。刘明松察觉到了政策的风向,也希望借基金会考察的契机,让学校的探索获得更多关注;而反过来,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基金会也看到了项目落地的土壤。

但刘明松也很清楚,外部公益资源的介入,只能解一时之渴。要想真正破局,还得让更多学校参与进来,从而获得本地的广泛支持。

于是,刘明松再次带队,把中心校下辖的校长们拉出去实地考察。看完外地学校的变化,回程的饭桌上,刘明松趁热打铁,把桂平人口外流、留守儿童多、体教融合的现实需求与政策空间,清清楚楚地算给校长们听,用江湖气和实干精神推动内部形成共识。

其实,桂平市教育局并非不想改革。然而,对地方而言,有限的财政资金意味着极低的试错空间,改革只能慎之又慎。如果有人能提供实际落地的思路和可操作的办法,将会极大缩减施政成本。刘明松团队已经开展的尝试,以及80万公益基金的陆续投入,恰好就为地方提供了一份可以继续讨论的“施工图”,也为后续募集的社会资金和财政配资的进场指明了方向。

于是,学校内部的动员,很快就获得了当地教育局在制度层面上的支持——他们通过红头文件的落实,将体育纳入书记校长的履职考核,要求督学必查、巡课必看,杜绝“阴阳课表”,以保障学生每天的运动时间。

就这样,个人探索变成了更稳定的政策性支持。有了政策的“指挥棒”,各校参与教改的积极性也被迅速激活。在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探索”的转变中,一批懂体育、敢破局的实干型校长也随之脱颖而出。

不过,从文件到学校每天的课程和活动,中间依然还隔着场地、人员与经营等一连串具体难题。

03丨泳馆怎样运转起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明松修恒温游泳馆的操作。对学校而言,光有建馆的愿望还不够:钱从哪来,地怎么找,建成后又由谁来维护?

桂平当地的白沙三中,当时已经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前期探索——该校发动乡镇企业出资,将学校旁的池塘改造成露天泳池,由懂水性的老师教防溺水,课余闲暇则交给企业运营。受此启发,刘明松决定因地制宜,利用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强校条件,尝试建一座恒温游泳馆。

他先是盯上了学校边上教育局闲置的旧办公楼。他将公益项目作为敲门砖,以“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场馆”为预期,成功说服了有关部门腾挪出这块教育用地。有了场地之后,他又将80万公益基金的先期投入作为导向,靠着“一村一池”的政策文件争取来了市政拨款,并通过白沙三中的成功经验,说服当地企业补齐了资金缺口。

泳池建好之后,他又安排了分时段运营:上课时段由运营方安排的专业俱乐部进行义务授课,校方和运营方同时进行安全监督;课后及节假日则将泳池对外开放,运营方自负盈亏。

西山镇中心小学的恒温游泳馆。(作者供图)

孩子免费学习了游泳之后爱上了这项运动,顺理成章地,也带动整个家庭成为了泳池的消费常客,为游泳馆的开放运营时段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尽管运营方没有对外透露具体的营收数据,但通过实地走访,依然能看出这门生意的火爆成色。即便是在普通工作日,场馆内也不乏络绎不绝的散客;而现场同时配备了五六名运营和专业救生人员,其人力开销也从侧面印证了场馆的吞吐量。因为生意的火爆,运营方企业自然就有了持续经营的信心与动力。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类探索不仅不违规,而且早有政策空间。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在一份提案答复中,介绍了学校场馆隔离改造、委托专业机构运营等相关做法和经验,各地也在跟进尝试。但在基层,此类项目的难处,更多还是落在怎样结合本校条件,把开放、教学与管理协调统筹到一起。

西山镇中心小学对游泳馆的管理和运营,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尽管,放到桂平全市范围而言,后续总共200个游泳场所的落地,最终也没有统一成相同的模样——有条件的学校建恒温馆,条件差一些的学校建露天池,或对已有水塘、安全水域进行改造。可这也恰恰是基层实践因地制宜的一面:不求高大上,但建设和后续的维护必须能适应当地的客观条件。

当地其他学校的露天泳池。(作者供图)

当然,这些游泳场所的运营方式也各不相同。据《贵港日报》的报道,耀团小学的泳池,采取的就是村校共管:上课时由学校负责安全,暑假由村委会管理;水费由学校公用经费、村集体收入和社会捐赠等共同支持。

白沙三中则把泳池交给校外公司运营,学校每学期支付3万元租用,上课时由学校人员负责安全,课后及假期由运营方对外营业。同样是分时使用,学校与企业也可以有不同的费用安排。

但无论采用的是何种运营方式,大体上都能看出,这是一笔多方参与的“共赢”账:学生获得了游泳课;公益基金验证了自己项目方向的正确;运营方获得了经营的场景和社会的口碑;学校、村集体及地方部门虽然需要分别承担建设、维护和管理中的部分责任,但也获得了优质的民生资产。

这一典型案例足以说明,刘明松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政策语言落地为实际项目,把多方利益调和在一起。但这些项目要持续下去,还需要把经费、安全和使用安排变成日常工作。而这些后续的具体事务,则不应当再依赖于个人手腕。

04丨支持怎样变成日常

刘明松的“大公鸡”理论,同时也说明了桂平市体教融合改革的另一个条件:个人能够牵线、试出办法,区域推进却还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与行政支持。

当刘明松团队通过一套“少花钱、全员参与、多方共赢”的实操样板,验证了道路的可行性之后,这条搅动池水的鲶鱼,也直接促成了地方行政系统的全面下场。而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教育系统的硬核投入与刚性考核。

据桂平市教育局公开报告,近五年全市通过社会资金筹集与财政配资,累计投入约2.41亿元用于改善体育硬件设施;报告还提到,新招425名专职体育教师,编制重点向乡村倾斜。

与此同时,教育局顺理成章地将刘明松团队验证过的经验与教学科研成果,固化为全区统一的铁律——体育课也不再是可以随意挤占的“副科”,每日综合运动不低于140分钟成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为了确保这一点,局里专门成立了督导组,随时推门听课,直接查体育课的“练习密度”,甚至将大课间、课后训练全部计入课时,并让体育老师在评优评先上与主科一视同仁。

在考核上,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近视和肥胖情况、体育技能掌握及心理健康状况,也被纳入地方校长履职评价。

考核也有具体的执行办法。比如抽测体质,督导组会直接现场随机抽一个年级50人,算出的平均分折算进校长考核;近视方面,则根据新发率计分;一旦发现搞“阴阳课表”,不仅要限期整改,更是要发现一起通报一起。

在这套考核安排下,体育不再只是可做可不做的活动,而与校长的履职评价直接相关。个人推动之外,学校也开始有了需要共同遵守的要求。

不过,保证学校开课,还要让学生愿意参与、家长愿意支持。针对家长“怕耽误成绩、怕影响升学”的顾虑,桂平也打出了两张牌。

第一张牌,是大力推动家长的亲自参与。通过举办各种亲子比赛,实现了每年近万个家庭的常态化参与。家长在亲自感受运动魅力后,开始给予更多支持。1000多名家长主动穿上马甲,成了赛事的志愿者和裁判。

在学校与家庭的参与下,当地还搭建起“班级—校级—片区—县级”的四级赛事体系,辅以“普及、提升、精英”的三层进阶赛制,全年813场赛事、近2.8万人次参与,让孩子们有了持续上场比赛的机会。

西山镇中心小学里的校园足球活动。(作者供图)

第二张牌,是为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继续发展的通道。让孩子们愿意参与只是起点,训练和比赛之后能走向哪里,同样影响着家庭的选择。

其中,白沙三中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例子。这所曾经给刘明松启发的学校,长期坚持以体育人,也在持续探索训练与文化课怎样兼顾。

据《贵港日报》的报道,白沙三中当时已培养出国家一级运动员2名、二级运动员2名、三级运动员3名。这些不同年份积累的成果,提供了观察当地体育人才成长的具体线索。

更重要的是,这股向上的势头并没有在小学和初中断层。桂平当地的示范性高中及多所普通高中,也越来越愿意向体育特长生抛出橄榄枝。去年桂平全市高中招收体育特长生约600人,白沙三中一所学校就输送了近100人。这些数字,呈现了体育特长学生在当地的一条实际升学路径。

对于一个财政并不宽裕、生源长期外流的西部县城而言,这条通道的打通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在传统的文化课拼杀之外,当地实实在在地为一批普通家庭的孩子,拓宽了一条可走的升学路径。

05丨从“身”到“心”的转变

除了实实在在的升学通道,这场教学改革对于当地更多的普通孩子来说,也具备着深远的意义。

最直观的改变来自数据和指标。近五年来,桂平全市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稳定在98%的高位,优良率从68.4%跃升至81.5%,近视率和肥胖率明显下降。我们对当地的走访,也验证了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校园里几乎见不到佝偻着背、无精打采的孩子。他们大多拥有常年户外运动晒出的健康小麦色皮肤,走路身姿挺拔;被问及运动特长时,几乎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报出拿手的一两项,许多孩子眼神明亮,言语里带着未加掩饰的自在与自信。

但比体质更重要的,是体育对心理的疗愈。作为典型的西部务工大县,桂平面临着基层教育的多重困境:庞大的外流人口留下了大量情感缺失的“留守儿童”;而在缺乏优质课外资源的乡镇,那些留在本地的青少年,往往很容易陷入精神世界的单调与青春期的躁动。这些孩子无处释放的精力,极易演变成孤僻、厌学,甚至引发校园冲突与极端事件。

体育运动,成为了化解上述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地教育局的一组跟踪数据非常惊人:随着全员赛事的普及,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大幅下降了13%,校园纠纷更是锐减了47%。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面孔。

刘明松的教学笔记里,曾经记录下这样一个案例:在大课间,一名女生被同学鼓励着绕过最后一根标志杆。射门时,她紧闭双眼、深呼吸、抬脚,球偏出球门老远,却依然赢得了全班热烈的掌声。

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让孩子突破自我的,从来不是胜负,而是‘我也能上场’的底气。”对于缺乏陪伴的留守儿童而言,这种来自团队的接纳和不怕犯错的包容,正是他们重建自信、找到快乐的第一步。

而在此基础之上,体育更为部分孩子打开了人生的新可能。比如白沙三中的陆文婷、石龙二中的谢茵茵、逸夫实验小学的秦世轩等同学,都在体育锻炼中找到了自信,进而成为了十分优秀的运动员。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代表李姗,在发言中落落大方地表示:“每天坚持运动之后,我的身体素质变得更好,上课精力更集中,面对挑战也更有毅力了。”

在这个生态里,体育不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副科,而是孩子们共同参与的活动,它同时也让留守儿童找到了集体的归属,为一部分人打开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校园体育活动现场,一名担任“小裁判”的学生面对镜头。(作者供图)

孩子们的这些变化,家长当然看在眼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西山镇中心小学本部比起刘明松上任之初,学生回流了近2000人;而在教改之后,白沙三中等乡镇学校的生源也持续增加。对当地学校而言,家长愿意把孩子留下来,本身就足以证明这种改变的价值。

但客观来说,桂平市的探索经验,是否能复制到全国基层,依然是另一个值得具体讨论的问题。

06丨如何告别对“能人”的依赖

对于“刘明松的‘西山模式’能否批量复制到全国基层”这个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是——部分可行。比如学校利用边角空间增加运动场所,让更多教师参与体育活动,用持续的比赛吸引学生……这些尝试都可以从自身资源着手,不必非要等到建成一座恒温泳馆才开始。

但在“西山模式”里,刘明松不仅是小学校长,更是中心校书记,辖区里有城区学校、城乡结合部学校和偏远村小。他能把多所学校的人员、场地和活动协调起来,依赖的是相应的统筹权限。其他校长就算能学到协调办法,却未必拥有同样的管理范围。

再往外走,师资怎样持续补充,赛事如何跨校安排,学生怎样进入下一学段,就更需要地方行政系统的支持与合力。只有这些条件都接上,个体经验才有机会扩大为区域实践。

类似的难题,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同解法。国家体育总局网站刊载的《中国体育报》报道介绍,湘西安排普通学校、业余体校和单项基地互派师资,并统一规划青少年赛事。然而此类事务,很多都远远超出了普通校长的协调权限,而必须有赖于更高层级的部门来着手,由区域统筹来衔接。

这样一对比,我们应该更能理解桂平经验中可借鉴的部分:课程和活动可以从一所学校起步,跨校合作与持续投入却需要相应的组织安排。能学的,更多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刘明松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满足于单点破局,而是在破局之后依然选择了主动去进一步向上“搭桥”。他通过80万公益基金的投入,替地方蹚出了一条路,证明了用极低的成本、因地制宜的办法,也能让全民体育跑起来。而当这套模式被验证有效后,后续2.41亿的财政与社会资金,自然就找到了流向。

能做成这一切,是因为刘明松他懂教育规律,也懂政策语言和多方算账,能够把外部资源、上级政策、学校诉求联系起来,推动学校的尝试获得更稳定的支持。

但这些“进一步”——也就是主管支持、经费安排、跨部门协调——本不该全由一个校长去死磕的工作,如果始终只能靠个人的人脉和江湖信用去完成,那说明,这样的改革就仍然有着脆弱的一面。对刘明松的赞美,反过来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其他学校不必等待出现一个“全能操盘手”,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做事条件?

或许,其中的核心关节就在于,如何把个人的“非标操作”,沉淀为区域政策的“标准化、组织化、制度化”的流程。

比如,我们可以设立“主官挂帅的专班统筹”。由地方党委政府牵头,建立教育、财政、住建等多部门联席专班,盘活闲置资产、争取财政配资。校长只负责提方案和抓教学,土地与资金的难题由行政系统内部消化。

或者,我们也可以出台“特许经营”的标准化模板。 比照桂平经验,将“学校出地、企业投建、分时运营”的商业闭环,提炼成规范的指导文件,明确教学与商业时段的边界、安全责任与费用分摊。

又或者,我们还可以建立区域性的师资与赛事调度网。 由县级层面设立“师资共享池”,让专业教练跨校走教;统一规划校际联赛。打破壁垒,让学校不再“各养各的教练,各约各的比赛”。

总而言之,深水区的改革,从来不是发几个文件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与盘根错节的利益系统正面肉搏。想要将个人的智慧转化为区域的制度,绝非一蹴而就。如今,许多地方都在探索破局之路,并不缺优秀的经验。要让这些经验生根发芽,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许不仅是几个精妙的制度设计,更是一种宽容失败、鼓励基层探索的宽松土壤,让敢于蹚水的人不必如履薄冰。

我们赞美刘明松,但我们不能永远指望天降一个全能操盘手。当破局的偶然,变成了流程的必然;当个人的非标手腕,变成了可复制的公共经验;当基层校长不再需要被逼成八面玲珑的“操盘手”也能干成事时——基层的体教融合改革,才算是走上了正轨。

编辑丨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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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20 0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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