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许多家庭都在同时面对多种困境:精神疾病、成瘾问题、躯体疾病、家庭暴力、社区暴力、贫困、居无定所,甚至战争。而且这些问题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问题会拖出另一个问题,比如父母患了精神疾病,接下来可能是婚姻破裂、失业和贫困。预防和减轻这些问题对父母和孩子的伤害,事关千家万户现在和将来的健康。可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组织能独自包揽这些家庭面对的所有难题。所以,本文想提出一个主张:养育孩子,需要「一座村庄」。本文的灵感来自2018年在奥斯陆举办的国际会议「养育孩子需要一座村庄」。会议把有亲身经历者、研究者、一线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聚到一起,讨论这些家庭需要什么,以及更重要的:服务应该怎么响应。正因为与会者身份多元,会议在安排议题、征集文章时,特别注重展示各方可以怎么协作。也有其他实践在用「村庄」这个词。比如奥地利有个项目叫「养育村庄,才能养育孩子」,由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学会和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资助,目标是为父母患精神疾病的孩子加强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的支持。本文借鉴这些实践,把「村庄式做法」这个概念的含义梳理出来。这是一次「往厘清的方向走」的尝试,不是一套现成的指南。下文的结构是:先界定我们说的「村庄」是什么,再说「家庭」指什么,接着讨论为什么必须走出各自为政的旧服务模式,最后用两个简短的案例,看看村庄可以怎么和家庭一起做事。「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座村庄」源自一句非洲谚语。它的意思是:需要许多人(「村庄」)一起为孩子撑起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让孩子在其中获得安全感,健康地长大,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这需要一个把孩子的话当回事的环境,也需要一群「村民」共同来关爱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大家庭的亲人、邻居、老师、专业人员、社区成员、政策制定者,都算在内。这些「村民」可以亲自照顾孩子,也可以在背后支持父母,帮他们把孩子照顾好。然而在今天的许多国家,「村庄」正在瓦解,变得支离破碎。人与人越来越孤立,既不愿开口求助,也不主动伸手帮人。家庭破裂、经济压力、超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频繁的搬迁,都让家庭和大家庭成员、身边人的联结越来越弱。本文想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有能力接住困境家庭的「村庄」:它的核心信念是——照顾孩子,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后文将继续展开这个概念,呈现它正在发生的案例,并总结村庄式做法的一些原则。「家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Osher和Osher说得好:家庭「由它的成员来定义,每个家庭定义自己」。同样,Eassom等人给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家庭未必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群人,而是共享共同目标、共同约定和习俗的人。所以家庭有很多种样子:传统的双亲核心家庭、单亲家庭、领养家庭、同性伴侣家庭、寄养家庭、重组家庭,以及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抚养孩子的家庭。家庭有个重要功能:给成员爱、引导、照料和支持。至于怎么做,则因文化、家庭观念,以及能拿到多少教育、经济和福利资源而各不相同。父母会用自己的一套方式,向孩子传递关于人际关系和社会规则的价值、标准和规矩。反过来,父母的信念和做法,也打着他们所处时代和文化的烙印。这一切共同塑造着家庭环境:成员怎么表达情绪、怎么做决定、怎么处理冲突、怎么互动和照顾彼此。当一位家人生病、成瘾或承受其他压力时,其他成员——包括孩子——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时,其他人也许会去支持那位生病的家人;但在某些情况下(有时甚至同时),家庭本身也可能变成创伤和持续压力、焦虑的来源。大量研究显示,与其他孩子相比,在这类家庭长大的孩子,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学业都可能受影响。但也要说清楚:不是所有困境家庭的孩子都会受影响,受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而且Gladstone等人提出:许多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人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力量,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可以相当有韧性,甚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和积极贡献者。回看近代历史,人们给困境家庭贴过各种标签。1946年,公共卫生研究者Wofinden在一场会议上发言,把有问题的家庭称为「那些问题严重到必须接受照护、监督和管控,否则既害自己又害别人的家庭」。他还说,「来自家庭外部的帮助,很难有持久的价值,除非它能培养出这个家庭自我救助的能力」。到了近期,公共政策里的说法也差不多。2011年英国启动的「问题家庭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扭转」12万个最困难家庭的生活。在这套政策话语里,这些「问题家庭」被说成是「有」问题的人,还在给周围的人「制造」问题。这种简单粗暴的论调,掩盖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困境和心理困扰之间复杂交织、常常代代相传的关系,也让「村庄」轻松卸下了本该支持家庭的责任。Helming等人一语中的:「多重问题家庭」这个说法只盯着家庭本身(「有很多问题的家庭」),掩盖了社会层面的剥夺,掩盖了这些家庭真实的匮乏……它还回避了国家去干预、去保障机会平等的义务。Tausendfreund等人因此主张改用「身处多重问题情境中的家庭」,而不是「多重问题家庭」——这样至少在措辞上,问题被归到了家庭所处的环境,而不是家庭本身。类似地,Goerge和Wiegand用了「多系统家庭」这个词,但他们也承认:这只能涵盖那些家庭主动求助、且服务机构接得住的问题。Hayden和Jenkins则主张政府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行动,支持整个家庭,而不是只盯着大人或孩子各自的「问题」;二是处理家庭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失业和没着落的住房。把问题放在家庭接触的系统里看、盯着深层原因去解决,都指向同一件事:需要村庄式的做法。现实是,服务机构对待困境家庭的方式,往往是各管一摊的:比如一位父亲来治癌症,服务只围着治疗转,没人过问他的孩子怎么办;或者处理一个人的精神疾病时,对他的成瘾问题视而不见。这种割裂很难改变,因为它深嵌在专业培训、法律法规、卫生政策和拨款制度里。Roberts把「割裂」一针见血地描述为「无法共享信息、无法整合系统活动」。Goerge和Wiegand调查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多重困境家庭,发现23%的受访家庭在接受两个以上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儿童福利、心理健康、成瘾治疗,甚至成人与青少年监禁系统。这与北爱尔兰一项对成人与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审计结果一致。这些家庭占用了这些服务86%的资金,但服务之间几乎没有协调配合,信息共享少得可怜,甚至为零。结果就是:要么几个机构重复做同一件事,要么家庭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人管。这种割裂不是一个国家或一家机构的毛病,它横跨各国、各类机构和各种拨款模式。一个家庭里的问题往往彼此牵连:有物质使用史的父母常常同时患有精神疾病;一位患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身边,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在被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困扰。孩子的健康和父母的健康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家。一个问题常常引发连锁反应——失业、住房没保障,有时还有暴力和对孩子的忽视。社会复杂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家庭:那些看似混乱的行为,其实都有迹可循,甚至是反复上演的老剧本。复杂性理论提醒我们:别再孤立地寻找某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本质」,而要看到每个家庭的具体处境,把问题当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只盯着表面的行为(比如孩子对父母症状的反应),而要看到:家庭与他人的互动、手里的资源、得到的服务,是怎样共同塑造了这个家庭的日常。与其把这些家庭看成功能失调或无可救药,不如承认:他们正在自己的处境里努力寻找意义和平衡,并且已经尽力了。困境的复杂性,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各部门协同应对——健康、住房、就业、教育、警务等机构加上社区团体要一起使劲,而且要贯穿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过程。不同的人生节点需要不同的服务,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时刻:新生儿降生、祖父母去世。更要紧的是,困境会代代相传——通过养育方式、暴力、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问题,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父母固然是孩子的主要照护者,但家庭不是活在真空里的。所谓社会连接,指的是一个人与他人之间心理上的联结——比如归属感,以及「有人在乎我」的感觉。它也包括一些客观层面,比如参与社交活动的频率、婚姻状况。大量证据表明,强健、积极的社会连接,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相关,在压力或创伤时期尤其如此。用社会连接的思路来看,就能看清村庄里有哪些成员,也能看清家庭需要的不止一种支持。走出困境从来不只是个人或小家庭的事,它发生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困境家庭需要的社会连接,不能只限于直系亲属。但现实中,很多家庭在社区里是被挡在门外的。健康状况和社会需求复杂的家庭,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用不上服务,结果健康每况愈下、疾病缠身,有些人甚至早早离世。他们被排除在外,可能是因为困境带来的污名——精神疾病也好,贫困也好——加上媒体的扭曲呈现;也可能是因为不符合政府对「问题家庭」的认定标准,在公共政策里成了「隐形人」。有些家庭并不是「难以触达」,而是根本没有条件使用服务——没时间、没交通工具;有的过去被类似服务伤过心,或觉得这些服务令人生畏、没有帮助;还有的压根不知道有哪些服务可以帮到自己,需要专业人员帮他们牵线搭桥。村庄这个概念提醒我们:要弄清楚谁被挡在了门外、被什么挡在门外、为什么;在此基础上,让个人和家庭能获得基本服务,同时纠正社会的偏见和媒体的失实报道。家庭需要多种形式的连接——正式的、非正式的,从身边的个人,一直到政策与政府层面——因为要真正解决排斥和弱势,得追溯到根源:童年的创伤经历、贫困。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系统地指出了影响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我们参照这个模型,把家庭在各个层面上可能有的人际连接梳理出来,用来回答一个问题:村庄里的「村民」到底是谁。不同层级的连接,从近到远,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会有差异)。看这张关系网时,还要把文化、经济条件和语言考虑进去。真正决定父母养得好不好、孩子能不能建立健康连接的,是这些连接的多少和质量。还有一点很关键:协同效应——家庭、学校、社区团体和机构拧成一股绳,能做成任何一方单打独斗都做不成的事。与村民的支持性连接,对孩子和父母都是一笔财富。Werner的经典高危儿童纵向研究发现:来自高风险背景、但与可信赖的关爱成人建立了联结的孩子,明显更有韧性。连接同样帮到父母:Garbarino和Sherman发现,带娃时能获得社会网络支持的父母,育儿压力明显更小。社区层面也一样:正式与非正式网络强健的社区,儿童虐待的发生率低于那些人心涣散、缺乏凝聚力的社区。社会连接的重要性看似不言自明,但Kesselring指出,西方社会有个趋势:养育被当成私事,孩子或家庭一出现问题,就转交给专业人员处理,而不是在家里和亲友圈里一起扛。这样一来,「村庄」急剧缩小——尤其当专业服务有限,或家庭出于各种原因没用上服务时。而在许多社会里,父母之外的成年人参与育儿,本来就是常态。Donner发现,在波利尼西亚社会,父母和非父母都会参与抚养别人的孩子。在波利尼西亚人看来,西方那种「孩子只归亲生父母管」的观念,简直是对别人家孩子「不上心」。同样,Otto发现,喀麦隆Nso族的母亲们不赞成妈妈一个人包揽所有照顾,她们认为多几个人照看孩子才最好。一位母亲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自照顾一个孩子直到长大」。当然,西方社会的父母也不是全靠自己。在英国,Edwards和Gillies发现,虽然许多父母能得到的非正式支持比过去少了(因为离婚,或亲戚住得远了),但亲戚朋友仍是他们倾诉情感、请教孩子管教问题的主要对象。在美国,Burchinal等人发现,在邻里彼此信任的社区,父母更愿意让邻居帮忙临时照看孩子,而不是在工作或生病时非亲戚不可。当邻里之间「有共同的期待,成年人共同参与、积极支持和监督孩子」,邻居和父母就能搭把手、一起带娃。教师、青少年工作者这类专业人员也在其中出力:组织社区活动,用心照看孩子。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把育儿纳入公共政策,通过各类项目和养育课程,给家庭提供经济补贴、育儿信息和手把手的指导。还有各种养育博客和线上社区,父母可以在那里认识别的父母、获得情感支持与建议。总之,一个家庭可能建立的各种连接,帮我们看清两件事:哪些支持是存在的,哪些是缺位的。村庄式做法里的连接固然重要,但这些连接怎样带来保护、怎样缓冲困境的冲击,并不总是清楚的。把原则讲明白,是把村庄式做法落地的第一步。基于我们作为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共同经验,我们把以下原则连同它们的实践与政策含义整理出来。这些原则既可以用来设计新项目,也可以用来评估现有项目——这是这个领域下一步的重要方向。原则一:跨专业协作。来自不同专业的从业者——不限于医疗、心理、社会工作、教育——获得协作所需的培训和时间。原则二:跨机构协调。根据家庭的需要,把住房、就业、托育、教育等机构的力量协调起来,一起支持这个家庭。原则三:优势视角。主动发现、记录并肯定家庭、父母和孩子自身的优势与资源。原则四:预防为先。支持的目标不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更要防止问题长期化。原则五:跟着成长阶段走。在人生的不同节点——孩子出生、上学、青春期——为父母和儿童提供不同的支持。原则六:让父母当家做主。定义问题和制定方案时,主动倾听父母的想法;父母是服务的伙伴,不是被动的对象。原则七:让孩子有发言权。不论孩子多大,都鼓励他们对家中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一起想办法。原则八:尊重文化。处理问题和设计方案时,看见并尊重个人、家庭与社区各自的文化。原则九:要有反馈和评估。村庄式的政策和实践,要自带反馈和评估机制。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是接下来要做的事。这难免会触碰一些结构性障碍——正是它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家庭挡在了「村庄」之外。在最后一节,我们用两个案例展示「村庄」可以怎样运转。哈莱姆儿童区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服务儿童和家庭,目标是改善美国最贫困社区之一——哈莱姆区——孩子的教育与发展状况。它的工作包括社区建设、组织家长互助网络、维护邻里安全,以及面向儿童的教育和健康项目。哈莱姆儿童区着力应对的,是一连串可能压垮家庭的因素。单个项目可能只聚焦一个领域(比如住房),但每一项都带着同一个使命:把社区连接起来,营造健康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它的服务是一条「一条龙」式的支持链——从孩子出生一直陪伴到大学毕业。其中有为父母提供的养育支持:一个能和其他父母安心交流的安全空间,提供科学育儿的信息,还会告诉他们怎么对接各项服务、少走弯路。评估显示,哈莱姆儿童区显著提升了困境儿童的学业成绩,对儿童的体重和身体健康也有积极影响。哈莱姆儿童区把村庄式做法的许多原则都用上了:多专业协作、多机构联动、以预防为先、聚焦青少年;「一条龙」支持完全跟着孩子的成长阶段走;对家长的支持,也在帮父母找回自己的能力和主见。不过也有人指出,这种做法还需要更多评估来证明效果——尤其是学业之外,它对孩子幸福感的影响到底如何。案例二:SKIP计划(与孩子一起的策略——给父母的信息)SKIP是新西兰的一项政府资助计划,目标是创造条件,让社区有能力去推动积极育儿、帮到身处困境的家庭。SKIP采用公开招标:政府邀请本地组织和团体提交提案,用整体视角、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来支持家庭。比如,一个项目把父母聚到一起,交流怎么积极应对学龄前孩子的挑战性行为;另一个项目则搭建社区与机构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社区暴力。这条路径肯定了父母的角色,让「开口求助」在社区里成为一件平常事,而且方式贴合当地文化。它由本地主导、以优势为本,和村庄原则高度一致,对父母能动性的重视也是如此。不足之处在于:孩子的声音似乎被忽略了,严格的评估和监测也还没跟上。两个案例都是社区主导的实践,共同指向一件事:让「村庄」真正运转起来,惠及孩子和家庭。两地的举措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路数一致:用好现有的资源,解决本地社区的真实问题。最常见的做法包括:父母深度参与项目的设计和推进、社区被真正动员起来、营造安全且对孩子和家庭友好的环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学校这样的社区场所,可以成为扩大干预规模的抓手,让本地社区在现有资源之内,办起适合自己的项目。本文开头提到的奥地利项目「养育村庄,才能养育孩子」提出了一套「项目理论」模型,作者认为它能提升村庄照顾儿童和家庭的能力。模型讲清了三件事:需要投入哪些资源、要考虑哪些系统和个人层面的情境、什么因素能触发行为改变,并特别关注怎么转化和落地。后续文章进一步强调:方案要贴合当地情况,让本地人和有经验的相关方一起参与设计,服务模式才能真正运转起来。不过作者自己也承认,他们迄今的工作还没有证明这套做法有效,尤其是在孩子的发展方面。这个领域的一大问题是:许多规模很大的社区项目根本没做过严格评估,孩子到底从中受益多少,说不清楚。原因之一,至少部分在于:村庄式做法的原则很少被讲清楚——这正是本文想要弥补的。此外,正如Nicholson指出的,家庭的运转是一个生态系统,牵涉的因素太多,很难用「金标准」(通常是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我们认为,村庄式做法会让评估更难,但研究者们已经在着手应对。2018年奥斯陆会议的许多组织者和参与者,后来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就系统和人才队伍的变革提出了多条建议,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篇建议文章、上面两个案例,加上近期的奥地利项目,都说明「村庄」这个概念确实打动了人心。不过,还要靠更多研究来回答:村庄式做法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家庭时,可以怎么落地,尤其是它对家庭的长期影响到底如何。本文提出了支持困境家庭的一种「村庄」视角。我们描述的村庄式做法,小到孩子和家庭身边的即时帮助,大到政府制定实务指南和公共卫生政策时该考虑什么。文中梳理的连接与原则,可以作为开发新项目、评估现有项目的框架。经历了新冠疫情中家庭与社区的种种艰难,这些连接与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前沿》期刊),2022年3月11日发表,第10卷,文章编号756066 作者:Andrea Reupert(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澳大利亚)、Shulamith Lala Straussner(纽约大学Silver社会工作学院,美国)、Bente Weimand(东南挪威大学学院/Akershus大学医院,挪威)、Darryl Maybery(莫纳什大学乡村健康学院,澳大利亚)感到情绪困扰时,预约心理咨询,为自己找份专业支持。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来源于大侠心理,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媒体所有。本站仅作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商业用途;如涉版权问题,请联系本站删除。
发布时间:2026-11-21 2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