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总理：撤销首席犹太拉比泰国国籍；原因竟是这个？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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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8日，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签署命令，撤销泰国首席拉比约瑟夫·哈伊姆·坎托尔的泰国国籍。内政部称，他在2013年入籍后，仍以美国国籍身份出入澳大利亚16次，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1月26日，违反了申请归化时知悉的条件。

这项决定把国籍管理、外国资本监管和宗教机构经营推到了同一个舆论焦点。理解其分量，需要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展开：护照使用如何触发撤籍，商业调查为何牵出身份问题，以及政府借此释放什么执法信号。

坎托尔自1993年起在泰国开展宗教与社区工作，是当地犹太社群的重要人物。他领导的哈巴德网络，为居民和游客提供祈祷、教育、符合犹太教规的餐饮及旅行协助。三十余年的经营，使其活动覆盖宗教服务、人员往来和场所运营。领导人的国籍变化，因而具有超出个人身份的公共影响。

此次撤籍的法律依据，是泰国《国籍法》第19条第2项：有证据表明归化入籍者仍在使用原有国籍，内政部长可以撤销其泰国国籍。法条赋予部长裁量权，仍须经过行政决定，不能把使用外国护照直接理解为国籍自动消失。

泰方的推理是：坎托尔取得泰籍后，继续凭美国身份向第三国办理出入境，构成持续使用原国籍的证据。美国允许公民取得外国国籍后保留美国身份，这与泰国对归化者设置的条件可以同时存在。美国方面允许保留国籍，并不能决定泰国方面必须继续承认其归化资格。

这一点解释了事件的法律入口。更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十三年历史的归化身份，为何在此时受到处理。答案需要放回今年10月的联合调查中观察。

10月8日，泰国特别案件调查厅会同十余个机构，对曼谷三处地点展开搜查，包括哈巴德相关基金会、Gan Chabad公司和泰国犹太协会。调查范围涉及公司控制、土地交易、捐款、税务，以及餐饮和住宿经营许可。

调查机关称，在Gan Chabad公司办公地点发现了超过60家同址注册公司的相关资料，部分公司董事或股东重合。执法部门据此核查实际控制人、资金来源及财产持有安排。公司共用地址、人员交叉属于调查线索，是否构成违法，仍须进一步查证。

所谓“名义持有”或“代理持有”，核心是登记身份与实际控制是否一致。若外国出资者借用泰国个人或企业的名义，规避土地及经营限制，监管机关就会沿着股权、资金和身份继续追查。国籍问题由此进入商业调查视野。

10月9日，特别案件调查厅进一步通报，调查发现部分归化者仍多次使用原属国护照出国，相关证据已移交地方行政厅处理。该通报没有公开姓名，但表明调查已经从企业和财产安排延伸至入籍条件的履行。随后针对坎托尔的命令，正处于这一执法进程之中。

同月1日，阿努廷还签署了撤销阿里尔·布卢斯坦泰籍的命令，理由包括入籍后继续使用以色列护照，以及申请时隐瞒乌拉圭国籍。两案事实各有不同，却共同显示，原国籍使用和申请信息披露，正在成为泰方审查归化身份的具体抓手。

从治理逻辑看，这种做法把身份审查与经济监管连接起来。企业登记、土地持有和经营许可，都依赖法律身份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政府既核查资产由谁控制，也核查相关人员取得和使用身份的过程，试图堵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规避空间。

这也解释了命令中“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措辞的政策背景。对泰方而言，外资控制、资源使用和登记秩序可以被纳入经济安全议题。但公开命令实际援引的撤籍理由，仍是第19条第2项规定的原国籍使用；有关国家安全损害的具体事实，需要另外举证。

这一界限决定了如何评价案件。撤籍命令处理的是国籍资格，企业、土地和资金调查处理的是各自的合规问题。现有公告没有宣布坎托尔在这些商业调查中被判有罪。10月29日，阿努廷强调应依法严格处理违法行为，同时将具体问题交由主管机关说明。

对于政府，选择这一案件执法具有鲜明示范意义：长期居留、社会声望和宗教地位，都不能替代对法定条件的履行。对于外籍居民及投资者，案件也提示，取得归化身份后，原国籍的使用和此前申报的完整性，仍可能受到持续审查。

严格执法的公信力，则取决于标准能否一致适用。此次调查涉及犹太及以色列相关机构，社会自然会关注执法范围、证据和程序。政府越强调依法治理，就越需要说明具体违法事实、裁量理由及救济渠道，避免不同案件被笼统混为一谈。

哈巴德方面已表示遗憾，称尊重泰国法律与机构，正在通过法律渠道处理，并表示各地中心照常运营。现有公开信息尚未明确坎托尔未来的居留和工作安排，也未证实伴随此次公告发布了驱逐令。

此外，泰国《国籍法》将国籍丧失的生效与《皇家公报》刊登相联系。已获报道确认的是部长签署命令，其正式刊登、生效及后续救济进展，仍须继续核实。

坎托尔案的后续分量，将取决于泰方能否把严格执法落实为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原有国籍使用记录是否充分，归化条件如何解释，商业调查能否形成独立结论，都将影响外界对这场监管行动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