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卫生学校的长征征途：门板当黑板，窑洞当教室，全部教学设备用一匹马就可以驮走
大学生杂志 2026-11-03 03:17:18
1936年初，陕北瓦窑堡西门外，30余名学员走进十八面窑洞中的课堂，开始系统学习药品调剂。这批学员从红军部队医务人员和战士中招收，讲台上站着的是教员李维祯，课程排得满满当当。
李维祯（1910—1998），1936年红军卫生学校陕北复课时调剂班的负责教员
一年多前，中央红军告别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军卫生学校随军转移。学校教学原已渐成体系，却被战火打乱了步调。到达陕北后，学校重新组织教学，但难题随之而来：学员文化底子薄，该从哪里补起？知识程度参差不齐，怎样讲才听得懂？教员紧缺，繁重的课目由谁来挑担子？当时，部队又急需能够尽快走上岗位的司药人员。
这处设在窑洞里的红色药学课堂，正是在战火初歇的简陋环境中，把红军药学教育的火种重新接续。它的办学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央苏区时期的瑞金；而长征，则成为这段专业教育经历的一次重要转折。
红军卫生学校开办前后，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医生、药师有多人被分到学校任教，曾守蓉是其中之一。曾守蓉是国民党军医学校药科毕业生，加入红军后担起卫生学校调剂班的教学重任。1932年10月，学校招收第一期调剂学员，他担任主任教员，教材也由他编写。当时没有像样的校舍，一座宗族旧祠堂便成了教室；没有黑板，就用一大块门板涂黑了代替；课桌和凳子，是学员们用木板搭建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曾守蓉编写教材，一字一句讲授调剂学、药物学与拉丁文。学员们课上努力听、认真记，下了课，他们还要继续工作，制作中药丸。晚上，一根灯芯，开两个叉，几个人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学习。虽然灯光如豆，看书很吃力，可是充沛的革命热情却使学员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之中。学校承担着为前线培养医药人才的紧迫任务。学员通常接受半年左右的训练，毕业后便奔赴前线。尽管课堂设在祠堂，黑板只是一块涂黑的门板，教学条件异常简陋，但课程、教材和实践环节已初步具备，专业训练已经具备了雏形。建校之初，学校随军转战，教学设备仅有挂图和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及两台显微镜，全部教学设备用一匹马就可以驮走。“马背上的学校”正是对这一时期办学情景的真实写照。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战略转移之际，红军卫生学校原有的人员和班次随之调整。保健、护士、调剂等班的学员被分散到前线各部队，投入战地医疗工作；学校则保留部分医科学员和教职人员，随军转移。为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红军卫生学校全体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式上课。为躲避敌机轰炸，部队往往夜里行军白天休息，学校就利用下午时间在庙宇或祠堂坚持上课，老师讲两节课，学员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遇上战斗就中断上课，一有休息机会又立即展开教学。就这样边走边学，边战边学。但对调剂班而言，原有的集中学习已难以维持。随军转移后，班级被分散，校址不再固定，授课时间也难以保证，原有的专业训练不得不让位于行军和战地救护。长征途中，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不论白天黑夜，医药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好住处，随后给伤病员治疗换药、洗脸、洗脚、开饭，把伤病员安顿好后才能抽空打个盹儿。在粮食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仅有的粮食分给伤病员吃；宁可自己挨冻，也要把仅有的衣服给伤员盖上。漫漫长征路上，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战友生命，日夜奔忙。1935年底，红军卫生学校在瓦窑堡重新组织教学并设立附属医院，王斌任校长，吕振球任政委。学校召回长征中分散在部队的部分卫校学员，同时又从部队医务人员和战士中招收新的学员。医药人才的培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36年初，新一期调剂班开学，招收学员30余名。但摆在教员李维祯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学员的文化底子薄弱，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使大家真正听得懂专业课，李维祯牵头先从基础补习入手，讲授无机化学、数学、物理学等知识，再讲授调制剂学、药物学等专业课程。课堂上，他采用实物教学的方式，结合启发式讲授，帮助学员理解课上的内容；课后，他把学员分成几个学习小组，由学习较好的学员任组长。到了晚间自习时间，小组成员们各自温习功课，也在小组讨论中交流心得、相互启发。基础知识的补习、课堂上的讲解与课后的研习相互配合，学员虽起点不同，大多仍能理解所学的专业知识。红二十五军女战士戴觉敏就是这一期学员。1936年春，她从第一后方医院被选送到调剂班学习司药。白天上课之后，她晚上还要反复琢磨当天所学的内容，默记各种药物的性能。对于这些来自部队的学员而言，从补习基础知识到掌握司药技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需要付出的是加倍的勤勉。有限的师资，让教学更多地落在少数教员身上。李维祯后来回忆：“我几乎担任了军药班的全部课程。”除军药班的数门主干课外，他还兼授军医班药理课，每天课堂授课至少4小时。教员还兼负医疗任务，每个人都有相应的医疗工作，上午到医院看伤病员，下午给学员上课，晚间编教材。虽然人少任务重，生活又很艰苦，但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不怕劳累，一丝不苟地认真工作着。课堂之外，学员还不断被安排到医院、药房和药厂参加实际工作，延续了瑞金时期将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做法。学员们既要学习基础课、专业课，也要参加实习。他们必须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掌握回到部队担任司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1936年11月，年初入学的30名调剂班学员在吴起镇台儿沟学成，毕业后，全部分配到红军各部队担任司药工作，充实一线战地医药保障力量。此后的几年里，学校继续培养部队所需的医药人才。1940年12月，药九期学员毕业后，先到安塞县西河口八路军制药厂实习3个月，由李维祯厂长负责组织和指导。实习结束由军委卫生部分配工作，绝大部分都奔赴抗日前线，少数分配在八路军制药厂和学校工作。八路军卫生学校张村驿旧址
课堂学习夯实理论根基，岗位实习锤炼实践本领，书本知识与工作实践紧密相融，这套学用一体的培养方式，锻造出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红色医药人才。从瑞金旧祠堂，到随军辗转的马背药箱，再到陕北窑洞中的课堂，红军卫生学校的调剂教育历经战火与迁徙，在艰难中延续，也为此后的药科办学奠定了基础。1940年9月，调剂班改为中国医科大学药科；1942年2月，药科从中国医科大学分出，独立为药科学校，与八路军制药厂合署办公，教学与生产联为一体。此后学校转至佳木斯办学，1949年迁至沈阳，1956年更名为沈阳药学院，1994年更名为沈阳药科大学。回望起点，那是在极端简陋与动荡的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药学教育，在马背上、在窑洞中延续下来，也是在一次次国家需要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培养体系，为我国现代药学教育事业发展筑牢了红色根基、积淀了深厚精神底蕴。作者：徐冬梅，沈阳药科大学党史校史研究中心主任；于鹏宇，沈阳药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章来源：《大学生》杂志2026年第10期，原标题《马背上的课堂：红军卫生学校的长征路》【版权声明】本文内容来源于大学生杂志，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媒体所有。本站仅作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商业用途；如涉版权问题，请联系本站删除。
发布时间：2026-11-01 12: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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