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看盗墓小说学“摸金”被判12年，放在古代会怎么判？

2026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涉及盗墓。师某兴与哥哥2014年在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窃得商末周初铜鼎、铜爵、铜觚等8件青铜器，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余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工具后于2023年伙同他人在两座东周时期墓葬中盗得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为打击盗墓，《刑法》中专门设立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师某兴的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镐遗址保护范围内，余某才盗掘的墓葬位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墓群保护范围内，两人又都盗得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因此量刑都在10年以上。

盗墓在古时更加猖獗，无论墓主及家属，还是历代朝廷，都为防止盗墓发生想尽办法。古代针对盗墓的立法，除在初衷、量刑、目标上都与现代有诸多不同外，还往往会失效——古往今来，大量帝王将相的陵墓惨遭盗掘，对它们动手的真凶可能并非普通盗墓贼，而是枭雄手下的摸金校尉。

厚葬催生盗墓

古代墓葬之所以引人垂涎，是因为在“事死如事生”的理念下，墓中除埋有遗体外，还会陪葬墓主生前的生活器物、金银珠宝等。原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估算，中国“历史上有500多位帝王，依附于帝王的后妃和高官显贵又是帝王数量的百倍以上，如果再加上各地的勋伐豪门，具有丰厚陪葬品的陵墓总数大概不小于10万”。对于这样的大墓，盗墓团伙只要盗掘一两座，大约就能衣食无忧了。

因此，自社会上层人士有余力实行厚葬开始，盗墓活动就随之诞生了。上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主持发掘了安阳后岗遗址，后来由石璋如撰写的考古报告提及，他所见一座商朝大墓可能下葬不久即被大规模盗掘，仅剩下一点铜镞、铜铃等。即便是出土了包括整套编钟、编磬在内1.5万多件文物的曾侯乙墓，考古工作者也在棺椁板上发现了盗洞，只是不知何故，盗墓贼最终没能得手。

宋人笔记中记录有当时的一起盗墓案。名臣张耆、晏殊死后都葬在阳翟（现河南省禹州市），相距仅数里，于是有盗墓团伙在两墓之间建房，先挖隧道到张墓，得到许多财宝，便把张耆的棺椁复原，掩盖了盗洞。接着，盗墓贼又去另一边的晏墓，发现陪葬器物都是陶器和砖，他们不甘心，索性直接开棺，棺中除了衣服，只有一条木芯包金的腰带，金子不过几两，这些人一怒之下刀斧并用，把晏殊遗骨砸了个稀碎。记录此事的魏泰转述时人的议论：同样是墓被盗，张耆因厚葬保全了遗体，晏殊却因薄葬被砸碎骨头，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对盗墓贼来说，从墓中盗走东西仅为第一步，接下来的销赃变现才是目的，这考验的不是“技术”而是“渠道”了。上面那个盗墓团伙拿着张耆墓中的金盂直接到市场出售，结果被人当场擒获。

在阳翟西北方的洛阳，葬着中国最多的帝王将相，如唐人王建诗里说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民国时期，洛阳人“靠山吃山”，集聚成大大小小的盗墓团伙，并发明了“盗墓神器”洛阳铲。学者李雁对洛阳地区的盗墓史有深入研究，他注意到藏书家罗振常1911年去洛阳马坡村购买盗掘的唐三彩等文物时，见该村村民“似皆不贫”，屋内“桌椅用具、陈设整齐”。李雁据此推断，“马坡在清末已经存在较有规模的墓葬盗掘和古物买卖活动，不少人以此为业，且从中获利甚丰”。

古代对盗墓的打击

为防止墓葬被盗，古人绞尽脑汁，常用手段包括堆积高大坟丘、以巨石封堵墓门，以及预设机关等。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墓贼总有办法突破重重关卡，盗走陪葬品。在陕西省宝鸡市有一座“大唐秦王陵”，葬的是五代时期割据陕甘一带的李茂贞夫妇。李茂贞夫人墓入口处是一道残高7.3米的砖雕端楼，门洞中塞满砂石，从外面极难进入，而盗墓贼根本不走“正门”，他们精确地定位到墓室位置，从地表打下一个45cm×35cm的盗洞，直接就能落在棺椁旁。南唐二陵用来堵住墓门的是石头，其中先主李昪的钦陵有五层29块大石条，每块都有两三吨重，可也免不了被盗一空。

墓中防范措施拦不住盗墓贼，那就只能用法律威慑他们。中国早期有关盗墓的立法极其严厉，如西汉规定“发墓者诛”，北魏对破坏墓葬者的处罚是“斩之”。进入唐宋，法律更加细化。《宋刑统》规定挖开墓葬、露出棺椁的盗墓贼，一概处以劳役、流放；盗墓贼如果打开了墓主棺椁，判处绞刑；挖开墓葬而没有触及棺椁，判徒刑三年。如果墓葬原先已被挖开，或者死者尚未下葬，有人盗取尸柩，判徒刑两年半；只盗取衣服，减一等，判徒刑两年；盗取明器、墓砖、棺板，按一般盗窃论处。除此之外，破坏墓葬周围环境也被禁止，偷盗皇陵内草木，判处徒刑两年半；砍伐普通人墓园里的树木，也要杖责一百。

对照《宋刑统》，这伙盗墓贼在张、晏两墓都开过棺椁，按律已够得上绞刑，更何况还砸碎了晏殊遗骨。元、明、清等朝立法也基本相同，如《大清律》规定“发掘常人坟冢，开棺见尸，为首者斩立决”。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对墓中遗体的保护力度远超陪葬品，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如学者王子今所说，“在宗法制长期有规范性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与古代维护道德伦理的目的不同，现代保护古墓葬的主要着眼点是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通报师某兴、余某才等人案例，即意在推动形成“全民珍视文物、敬畏历史文化的价值共识”。

现在对古墓葬的保护着眼于文物价值，按文物保护级别分别量刑；古代则会对一类墓葬加以特殊保护，那就是皇陵。举例来说，清朝陵寝外建有围墙，称“前圈”，由八旗兵驻防，不准百姓进入；陵寝所在山林叫做“后龙”——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龙脉”，这里由近及远竖立红、白、青三色木桩，并有界石，严禁伐木、取土、开窑、狩猎等。清东陵的后龙范围近2500平方公里，不同区域违法各有相应惩处措施，如在“白桩以外，青桩以内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从犯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除本朝皇陵，出于昭示正统、收买人心等政治目的，历代对前朝帝王、名臣陵墓通常也给予一定保护。顺治三年（1646年），农民王科等盗掘明十三陵内的郑贵妃墓，事发后被清廷处死。

乱世枭雄与摸金校尉

墓葬的防盗措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法律也只在太平之世有效，一旦乱世来临，包括帝王陵寝在内的大墓就成为一座座任人取索的宝藏。东汉人王充说，“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即在战乱年代，成千上万的人都要从墓里扒死人衣服穿。许多枭雄更是靠着挖坟掘墓养兵扩张。

陈琳为袁绍写的檄文里，列举曹操罪行，其中之一是“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在《鬼吹灯》等盗墓小说影响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广为人知，这类小说甚至成了余某才自学盗墓的“教材”。这两个职位是真实存在，还是陈琳虚构，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曹操盗墓恐怕确有其事。另有记载说，曹操曾亲自带人挖了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的墓，得到“金宝数万斤”，汉献帝听说后唯有“哀泣”，无法拿曹操问罪。曹操的对手孙权也曾命人盗掘南越王赵婴齐墓，得到一批金印。

曹丕亲历了汉末的盗墓风潮，他的魏国皇位也有来自梁孝王墓财宝的贡献，因此很怕死后不得安宁。曹丕临终前慨叹，“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汉氏诸陵，无不发掘”的现实就摆在眼前，他嘱咐继承人曹睿，不要给自己陪葬金银、珠玉，以免让后世的盗墓贼觊觎。

没人能想到，汉末三国的往事很快就在两晋十六国时期重演。前秦苻丕讨伐后秦姚苌、后燕慕容垂的檄文里说他们“毁发丘墓”，《晋书》说后赵石勒、石虎对“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南方相对安定，但也有如王玄象那样喜好盗墓的官员，他任下邳太守时曾遍挖境内古墓。

当历史进入下一个乱世——五代十国，出现了一个让曹操、石勒们都相形见绌的“盗墓枭雄”。这人名叫温韬，早年打家劫舍，后来投靠割据凤翔的李茂贞，降梁后任静胜军节度使，下辖耀州（今属陕西省铜川市）、鼎州（今属陕西省渭南市）。温韬任节度使七年，把辖区内除唐高宗、武则天乾陵外的唐朝帝陵尽数盗掘。《新五代史》记载，温韬曾进入唐太宗的昭陵，见陵内宫室齐备，与地上没有区别，他还在石函中发现了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真迹。后梁灭亡，温韬归降后唐，他为表示忠心，亲赴洛阳觐见李存勖。开国元勋郭崇韬说，温韬乃是盗墓贼，罪不可赦，岂料李存勖说已经赦免温韬，不能失信。原来温韬此前已拿盗取的唐陵珍宝贿赂皇后刘氏，被李存勖赐姓李、改名绍冲。

在盗墓史上能与温韬一较长短的，大约只有民国时期的孙殿英。1928年，不仅清东陵的“前圈”“后龙”早没了《大清律》的庇护，就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已被赶出紫禁城，这让孙殿英得以借军事演习为名，正大光明地进驻东陵，盗掘了乾隆与慈禧的陵。与温韬一样，孙殿英在盗墓后也是继续当官。

大家想必发现了一个真相，古代盗墓屡禁不止，最主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江洋大盗、乱世枭雄都可能成为摸金校尉，根本防不胜防、罚不胜罚。即便改厚葬为薄葬都并非万无一失，同样可能像晏殊那样遭受池鱼之殃。说了这么多，不由让人想起山西省高平市汤王头村一座金墓留下的名言：“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颜”，考古报告解释“当是讲后来的墓主人亡故后，需要打开墓葬与先期故去的亲人合葬”。与科学解读相比，我则更愿意给予一种浪漫的理解：无论多么坚固的墓葬，在数十、数百，乃至千年后都可能被人意外打开，那么与其担忧死后的安宁，不如珍惜眼前时光。

编辑｜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