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博古、张国焘：都曾站在权力中心，最后结局天差地别

最近看《伟大的长征》，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王明、博古、张国焘，这三个人其实挺值得放在一起聊聊。

他们都不是普通人物。王明曾经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博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主持过中央工作，张国焘更不用说了，中共一大代表，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手里还曾经掌握过一支规模相当大的红军队伍。

三个人都风光过，也都犯过相当严重的错误。

可后来呢？

王明去了苏联，一待就是几十年，最后客死异乡；博古在革命形势好转、自己也重新承担重要工作的过程中，死于1946年的四八空难；张国焘就比较复杂了，1938年离开延安，后来投靠国民党，走上了另一条路。

同样是犯过大错误的人，怎么最后的差别这么大？

我觉得，这事不能光看谁犯的错误大，还得看他们犯错之后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岔路口，往往就是那么几步，回头看，差别可能就在那几步上。

先聊王明。

王明这个人，年轻时是有本事的。早年去苏联学习，回国以后很快进入党的领导层。1931年，他所代表的路线在党内占据重要位置。那时候他年纪也不大，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问题出在哪儿？

我觉得，王明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相信书本上的道理，也太相信共产国际传来的经验。

当然，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向苏联学习，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这都很正常。问题是，学习归学习，不能什么事情都照着别人的办法来。

中国是什么情况？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在农村，敌我力量悬殊，革命的道路跟俄国有很大区别。这些东西不是在莫斯科看几本书就能完全弄明白的。

可王明有时候偏偏就容易把理论放在实际前面。

后来抗战爆发，王明回国，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跟中央产生了明显分歧。说实话，主张团结更多力量抗日，这个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跟国民党合作，不等于什么都要迁就；建立统一战线，也不能把自己的独立性丢掉。

这中间的分寸很重要。

毛泽东等人强调独立自主，王明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却与中央存在明显冲突。说到底，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始终有些脱离实际。

不过，我觉得评价王明，有一件事必须注意。

他的问题主要是路线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不能因为后来张国焘叛党投敌，就把两个人的事情混在一起说。都是犯过错误的人，可错误的性质不一样，不能为了讲故事痛快，把历史简单化。

再说博古。

博古其实挺让人感慨的。

1931年，他才24岁，就开始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现在24岁是什么概念？不少年轻人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工作经验都还谈不上丰富。可他当时面对的，是整个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之一。

他有理论，也有热情，但有些事情不是年轻、有热情就能处理好的。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在军事决策上过分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两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很大，红军原来比较熟悉的运动战、游击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越来越多地陷入阵地战和消耗战。

这就麻烦了。

国民党军队装备好，兵力多，后勤条件也比红军强。人家修堡垒，你也修堡垒；人家跟你拼消耗，你还真跟人家拼消耗。红军拿什么拼？

广昌失守以后，中央苏区的局面越来越困难。到了1934年，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再往后就是湘江战役。

现在很多人看长征，知道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知道一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可真正了解湘江战役的人，往往会发现，长征刚开始那段路，付出的代价就已经大得惊人。

这当然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博古。军事上的失利，有敌我力量对比的问题，也有整个战略部署、指挥体系和当时复杂环境的问题。但博古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责任是跑不掉的。

可我觉得，博古这个人最值得说的，还不是他犯过什么错误，而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怎么面对这件事。

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博古不再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换成有些人，可能心里这道坎一辈子都过不去。毕竟从中央主要负责人一下子变成普通的领导成员，心理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但博古接受了组织决定。

后来他继续参加党的工作，承担宣传、理论和其他方面的任务。1943年，他在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时，也承认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责任。

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人承认错误，不代表过去犯的错误就不存在了，更不代表那些牺牲可以一笔勾销。但至少说明，他还愿意面对这段历史，也愿意继续留在队伍里做事。

1946年，博古乘坐飞机执行任务，途中发生空难，飞机在山西兴县附近坠毁。他才39岁。

说起来挺可惜的。

他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曾经参与的革命事业最终取得胜利。假如没有那场空难，他后面还会有什么经历，谁也说不准。

但至少，遵义会议之后的博古，没有因为失去领导位置就跟组织对着干。这一点，和张国焘的选择有着很大区别。

最后说张国焘。

张国焘这个人，早期革命经历确实很不一般。

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后来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工作，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也跟他有很大关系。

有一段时间，他手里的兵力相当可观，在党内、军内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可是，人一旦掌握了太多权力，又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事情就容易走偏。

张国焘身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肃反扩大化。

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时期，他把怀疑和审查搞得相当严重。出身不好、经历复杂，或者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人，都可能受到怀疑。有些人甚至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这里面有多少人受到迫害，各种历史资料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样，但造成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

说句不好听的，打仗的时候，敌人还没把自己怎么样，自己人先开始互相怀疑、互相审查，这支队伍还怎么往前走？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本来是件大好事，两支红军队伍终于走到了一起。可没想到，接下来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张国焘和中央在战略方向上意见不一致，究竟北上还是南下，双方争论很激烈。

这里我想多说一句，不能把当时所有军事分歧都简单归结为张国焘个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敌情复杂，部队处境也很困难，南下还是北上，确实有现实的军事考虑。

但问题是，争论归争论，不能因为自己手里的兵多，就觉得自己有资格另搞一个中央。

这就不是军事意见不同那么简单了。

张国焘后来坚持南下，并试图另立中央，要求其他同志服从自己的领导。这个做法已经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

说白了，队伍里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不能谁手里兵多，谁就另立一套领导机构。

后来中央继续北上，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也遭遇了严重挫折。随着形势变化，他在党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后来投向国民党方面，还参与过反共活动。

走到这一步，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最初的路线分歧，到另立中央，再到最后叛党投敌，中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某一次争论造成的。他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张国焘这个人的经历特别值得琢磨。

他早年为革命做过贡献，这一点不能否认。但贡献归贡献，后来的事情也不能因为他有过贡献就轻轻放过。

历史不能这么算账。

把三个人的经历放在一起看，其实有一个挺明显的区别。

王明的问题，是过于依赖外部经验，理论和实际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很强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么走的问题。

博古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决策上。他犯过严重错误，也承担了相应责任，但在遵义会议之后，他接受了组织调整，没有因为个人职位变化而离开革命队伍。

张国焘就不一样了。他的问题从工作路线和军事分歧，逐渐发展到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最后走向叛党投敌。

这三个人，不能简单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有人可能会问，博古犯了那么严重的军事错误，为什么后来还能继续参加党的工作？张国焘的军事能力和早期贡献也不小，为什么最后会落到那个地步？

我觉得，关键还真不在于谁过去的功劳更大。

博古失去领导职务以后，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张国焘却在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越来越把个人判断放在组织原则前面。至于王明，他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自己与中央在路线认识上的分歧，后来长期留在苏联，直到去世。

当然，王明、博古、张国焘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很复杂，不能简单地拿最后的结局倒推他们过去的一切。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站得越高，犯错带来的后果就越严重。

普通人做错一件事，可能影响的是自己和家人；一个掌握军队、掌握重要决策权的人做错决定，背后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所以我常觉得，看这段历史，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不只是这三个人当年坐在什么位置上，也不只是他们后来得到了什么评价。

而是他们在犯错之后，面对批评、面对组织调整、面对权力变化的时候，分别做了什么。

人这一辈子，谁都可能看走眼，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每次判断都正确。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复杂而危险的年代，很多决策本来就很难。

但做错了以后怎么办，这才是真正考验人的地方。

有的人能够承认，有的人始终放不下，有的人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不惜把事情越做越绝。

王明、博古、张国焘，三个人曾经离中国革命的中心那么近，最后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段历史看完，多少还是让人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