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丨马拉松顶流退出“编制”，体制之外真能更自由？

2026年10月18日，北京马拉松鸣枪起跑的当天，安徽田径长跑队的顶流跑者吴向东，在个人社媒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说自己将不再以体制内运动员身份参赛，同时也会辞去安徽省体校教练员职务，相关申请和流程正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安徽队的另一名大将许乐，也同步官宣了自己的情况：自2025年6月跟腱断裂之后，他就已经提交了退队申请，只是借着吴向东公布消息的时机，一并向外界公开。

安徽田径，一天之内连失两员大将。

当然，这不是一场充满悲情色彩的退役。吴向东自己就在评论区解释过，他只是从体制内退出，以后还是会以职业选手身份继续参赛，不会离开赛道。

这样的选择，并不符合大众的固有认知。从体制内开始，在体制内结束职业生涯，才是专业队跑者更为常见的选择。但近两年，包括吴向东、许乐在内的一些跑者却开始尝试不同的路径。

2026年1月，打开“210”大关的桑吉东知告别了甘肃队长达十二年的专业队生涯，转为非体制内的职业运动员；2月，曾跑出2小时11分23秒成绩的云南队选手杨春龙也离开专业队，选择自主参赛。

另一个有趣的参考例子，是“最快女护士”张水华——她虽然并不是体育系统内的专业选手，但也曾端着公立医院编制内的“铁饭碗”。对于她而言，编制提供了底薪、社保等基础保障，代价是个人时间必须服从单位排班。然而，赛训与工作的剧烈冲突引爆了舆论，让她成为众矢之的。思虑再三后，她于2026年1月选择辞职，转身成为专职跑者。

从专业队跑者到兼顾工作与比赛的护士，一些跑者正在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业道路。虽然不同岗位的职责与保障并不相同，离开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这些选择，却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当训练和参赛需求发生变化，跑者如何安排职业生涯，并获得相应的支持？

01丨马拉松在市场化

对马拉松这种相对小众的项目来说，体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为运动员提供稳定的参赛机会，固定的工资和社保，训练基地、教练团队和康复资源，还有退役后的安置保障。

但最近十多年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民健身政策的推广、较低的参与门槛，以及城市文旅与赛事经济的共同催化，让跑步这项运动，成为了城市中产阶级最为时髦的社交货币之一。

很少有人意识到，马拉松的商业底盘在过去几年里究竟膨胀到了一个什么地步。2025年，仅284场A类认证赛事就产生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454亿元拉动效应，而全年马拉松赛事参赛规模攀升至454.09万人次。

品牌端的反应也代表了市场的态度，今年北马的赞助商，已经扩展到了31家，阿迪达斯、李宁等头部品牌甚至会提前数月以现金和装备来争夺精英跑者。

比如吴向东。

在跑圈，吴向东有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称呼——“会长”。他的影响力不仅来自2小时07分55秒的个人最好成绩（PB），也来自他通过短视频、播客和社群运营建立起来的极具个人辨识度的超级IP。

成绩与流量的双向加持，催生了可观的商业价值。根据资深体育营销人士的估算，吴向东当前手握耐克、迈胜、佳明、锐跑等多个品牌的代言，其中不少品牌的单笔代言合同金额已经超过百万元。而除了吴向东之外，何杰、杨绍辉、丰配友等同处第一梯队的跑者，同样是各大品牌争抢的核心，商业合同也都跨入了百万区间。

显然，对于商业收入已超过工资与补贴的部分选手来说，市场合作为安排职业生涯提供了更多可能。

与此同时，马拉松商业赛事市场的蓬勃发展，也给不在体育系统内的“业余跑者”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比如24岁的李大林，没有省队编制，也没有专业队配置的教练和后勤团队，是纯粹靠市场化路径长出来的“野生”选手。他在今年的北马，力压一众体制内名将，以2小时08分30秒成功卫冕国内男子冠军。

李大林如今定居昆明，女友骑车跟在后面当陪练，月跑量900公里，靠着耐克的赞助合约和自己琢磨的训练体系，硬生生将自己跑进了中国男子马拉松历代选手的前列，排名第11位。

当然还有张水华，她在辞职转型为专职跑者之后，随即在接连参加的四场马拉松中拿下两冠一亚，丽水一战以2小时35分49秒打破赛会纪录，并首次入选田协“国际健将”名单。在商业端，她连签特步、锐跑等代言，不仅收入来源得以拓宽，更是硬生生把本来已经跌落谷底的大众口碑给挽回了不少。

这就是市场化。正如吴向东在此前的一次公开访谈中所说：“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商业环境变好，也让马拉松运动员职业生涯周期延长。17年大家都想着退役，但直到现在一直也在为自己的PB努力。最大的原因还是市场在变好，职业运动员能够赚到钱。”

有了市场机遇，接下来就要看能否抓住。何时比赛、怎样训练、留多久时间恢复调整，这一系列安排都会直接影响职业收入。而客观地说，体制内跑者在这方面，并不能像独立参赛的“业余跑者”一样“自由”。

02丨谁来决定怎么跑

在体制内，一名跑者需要在赛训安排上与体系保持一致。通常来说，体制内的赛程和训练安排要服务于奥运会、全运会。因此，从队伍内部的视角看，马拉松赛事安排通常会被分为服务国家队大赛或省队重点任务，以及服务个人商业计划两类。

这并不是说，体制内跑者不能参与商业赛事。在过往的实践过程中，两者其实存在着“双赢”的交集。

2019年，马拉松国家队选手董国建、彭建华原本均通过选拔获得了多哈世锦赛马拉松参赛资格。但因世锦赛与柏林马拉松撞期，两人最终选择后者。而国家队不仅支持了两人的选择，更为他们备战提供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集训机会。

原因在于，柏林马拉松虽然是商业赛事，但它同时也是被奥运会认可的顶级马拉松赛事，其成绩可以作为奥运资格的达标成绩使用。最终，董国建跑出2小时08分28秒的成绩，达到当时的奥运会参赛标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22年的芝加哥马拉松，董国建在该赛事中跑出2小时08分53秒，达到2023年世锦赛的参赛标准。

然而，随着马拉松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赛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矛盾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

2025年，全运会马拉松在11月15日举行，上海马拉松在11月30日举行。面对如此紧张的恢复周期，彼时仍在体制内的吴向东，不得不在参加完全运会后，立刻转入上马备战。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吴向东表示自己也不确定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由此，不难看出体制内跑者的纠结：商业赛事可能被纳入国家队或省队的达标与备战计划，但如果与其他任务冲突，通常需要由运动员、教练及管理单位协调，围绕当年的重点目标做取舍。

而对于跑者来说，在马拉松赛事商业化水涨船高的背景下，他们在赛程上的取舍，很可能牵涉不菲的收入变动。尤其是在全运会年，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体制内精英跑者被要求大幅压缩商业赛事的参赛频次，并把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全运会备战。

以知名跑者贾俄仁加为例，2025年3月，他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然而，据业内人士估算，转入体制后，他的代言分成比例从70%—85%骤降至30%—45%，大满贯年均参赛量也从3—5场被压缩至1—2场。

其实，近些年田协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体制内运动员也可以通过接代言来增加收入。吴向东就曾再三强调：省队从未对他的商业合同进行抽成，也没有限制过他的商业发展。然而现阶段，品牌赞助跑者的逻辑，仍然围绕出赛率、个人PB展开。这意味着，无法获得足够的赛训安排话语权，收入也会面临波动的风险。

离开体制之后，吴向东在昆明组建训练营，招募精英跑者，不收训练费，食宿自理，清晰指向了个人IP的长期商业化运营。在个人播客中，他的一句话，把和体制的分歧几乎摊在了台面上：“在马拉松如此商业化的情况下，我觉得成绩远远大于全运会的名次。”

03丨不是谁都能单飞

既然马拉松的盘子越做越大，也频繁出现体制内顶级跑者“退编”的情况，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体制内跑者都能和吴向东一样，脱离体制了呢？

答案并不乐观。

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主动选择退出编制的，基本都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选手。“单飞”其实有一道很高的门槛，顶尖选手有稳定成绩背书、品牌赞助托底，离开体制之后才会有生存的底气。而如果将视角转向商业化最彻底的腰部精英跑者群体，则会呈现出另外一番视角。

知名选手温敏的全马PB只有2小时18分56秒，他坦言，扣除参赛成本后年度奖金净收入仅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如果纯靠比赛奖金，我可能就要饿死了”。现如今，他一边做全职教练、办训练营，一边参赛，收入结构这才得到了改善。

国家健将级选手房博跑马四年，全马PB 2小时13分31秒。他曾是一名典型的“赏金猎人”，2023年全年，他的赛事奖金税后到手大约5万到10万元。但翻开记账本，每一笔写着的，都是辛酸——为了跑比赛，他从手机店店长降为店员，年薪也少了五六万元，他在播客里直白地说：“看似多挣了五六万奖金，但其实也没挣到钱，最后带来的就是家人的极力反对。”直到后来，他签约了MCN机构，接上了商单，靠跑步的收入才算真正立住。

而国际健将级水准的李政跃，全马PB 2小时12分36秒，同样没有注册单位。他说自己全年净收入约10万元，只是勉强追平普通城镇职工而已，在签约了匹克之后，经济压力才得到缓解。

这些故事有励志的一面，但背后显然都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处于这个层级的跑者，赞助合同随成绩浮动，一次伤病就能让收入断流。因此，如果能进入带有“雇佣”性质的企业队或俱乐部，甚至进入保障更全面的体制，则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由此不难看出，跑者所处的职业阶段、训练条件和收入来源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赛训安排、稳定收入、伤病康复与退役转型，是不同路径下都要面对的问题。成绩和商业收入，都不足以单独决定一名运动员的职业选择。

与顶级跑者不同，对更广泛的专业队跑者来说，转正后的月工资在3000到5000元之间，此外还会享受到体制提供的日常训练、康复等支持，这至少可以为他们持续从事马拉松运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如果希望尝试进入市场，则可能需要个人成绩在2小时10分钟以内。

这一成绩，是只有极其少数的顶尖运动员才能稳定达到的水平。

04丨保障不该只一条路

赛训安排与稳定保障，是不同路径下都需要兼顾的事。那么，除现有专业队和个人独立商业运营之外，还能有哪些支持运动员职业发展的途径？

日本长跑的实业团模式，就经常被拿来作为参照物——依托箱根驿传的国民热度，大量日本企业以正式员工身份招录长跑选手，在训练参赛的同时保留企业员工身份，退役之后还可以转到企业其他岗位，或者担任教练。这套模式的核心，是通过雇佣关系承担选手在役期间的训练成本，并提供退役后的过渡通道。

但这套模式，显然高度依附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近些年日本经济承压，多家企业长跑部门陆续缩减、解散，资生堂、日清食品等知名实业团先后休部，部分选手与企业的关系，也从正式雇佣转为短期赞助或业务委托，稳定性大幅下降。

实际上，国内市场早就开始了多种探索，可整体来说，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某种成熟统一的范式。

比如特步的“国人竞速”和李宁的“龙雀计划”，投入千万级资金，提供装备、赛事奖金、康复支持，但本质依旧属于激励型赞助，用品牌投入换取成绩与曝光，不属于劳动关系托底。一旦选手伤病、成绩下滑，合作就可能终止，品牌不承担社保缴纳、退役安置责任。

正保教育跑步俱乐部则走得更远。俱乐部对外披露，会为签约运动员承担食宿费用、按月发放薪酬，带有一定的雇佣属性。但相关用工细节、劳动合同、社保方案、退役保障条款并未公开，权责边界并不清晰。

另一个方向是体教融合的探索。四川天府新区设立了体育教师共享中心，退役运动员入驻、按课时结算酬劳，为退役选手开辟了转岗渠道。但这个方案解决不了现役阶段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收入承担大量教学工作，会严重挤占训练和恢复时间，本末倒置。

所有这些尝试，都暴露出同一个痛点，那就是，单一主体很难独立承担运动员完整职业生涯的全部风险，包括长期训练投入的成本、伤病失能的风险和退役转型的压力。

而在这一点上，职业网球倒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WTA联合沙特公共投资基金设立女性选手生育保障基金，为符合条件的选手提供最长12个月带薪产假，由合作资金池承担成本，分担女性运动员面临的特殊职业风险。

马拉松当然不必照搬生育基金，但这个案例确实为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运动员职业生涯中的保障需求——赛训支持、伤病缓冲和退役转岗——无法由单一体制或雇主满足，是否可以由赛事组织、品牌方和行业协会来共同分担？

05丨光环之外的落差

客观来说，马拉松目前还能去讨论“多方分担、共同保障”，在国内体育大环境里，已经是一种相对奢侈的烦恼了。大量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小众项目，现阶段依旧只能依靠体制作为最核心的支撑。

去年的吴柳芳和今年的刘翔，都因为退役安置问题火上了热搜。这两个名字，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体育退役安置最尴尬的现实切面，也让大众看见国内运动员退役保障中存在的落差。

坦白地说，如果只看国家队的一线队，那里的安置依然体面，甚至优渥。乒乓球的钱天一、羽毛球的何冰娇，退役时选择自主择业，一次性安置费都在70万元以上；留在体制内的，于子洋进了国乒教练组，黄雅琼以高层次人才身份入职高校拿了编制。

这四个人放在一起，勾勒出了一线队顶端的真实生态：只要你在这个圈子里打拼过，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和运龄认定，无论是拿钱走人还是留队转岗，体制给出的保障力度绝对不低。

然而，门槛也恰恰卡在这里——“一线队”。

光环之外，大量没跑出来的基层运动员，面临的当然就是另一番光景。有体操退役运动员回老家当代课老师，月薪两千出头，还得自己交社保；体操健将周琳说得更直白：“没有成绩、也没有编制的，连安置费的保障都没有。”

这就是中国体育最真实的现状：体制的兜底从来不是均质的，它高度取决于你所在的项目有没有商业出口、你处在金字塔的哪一层，以及制度承诺在你退役的那个时间点，是否得到兑现。

而这，恰恰也是我们愿意花这么长的篇幅，去拆解马拉松生态现状的原因——大众参与热度高，但项目观赏性有限；拥有大量注册运动员，基层保障偏弱；没有成熟的职业联赛根基，却依靠大众跑步热潮与城市赛事、文旅的结合，催生了庞大的赛事经济。

正因为它卡在体制与市场的中间地带，我们才会看到吴向东、房博、温敏这样处境不同的跑者，也才会催生出特步、正保和天府新区等主体开展的“八仙过海”式的第三条路探索。

06丨让选择更有底气

从这个角度看，马拉松当下经历的矛盾与探索，不只是一个运动项目自身的问题，更是一次提前到来的预演——当个人价值开始觉醒，当市场力量开始介入，沿用多年的传统保障模式，又该怎样调整，才能适应这些变化？

体制有自身的管理规则，品牌的商业投入有营销目标，自主单飞伴随着极高风险。在训练支持、伤病兜底、退役转型这三道关口上，目前各方大多八仙过海，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合力。

或许，保障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它可以是体制、企业、行业组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责任分配。

对中国马拉松来说，不必神化“单飞”的选择，也不能把企业俱乐部当成万能解药。真正要推进的，是拓宽运动员的职业选项，同时把训练支持、伤病兜底、退役安置的权责约定清楚。

不必承诺所有人都没有后顾之忧，但至少要让每一条发展路径的收益、风险和权责更加透明，让运动员知道自己能够获得什么、需要承担什么。只有运动员不必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押上运动生涯去赌，这项运动，乃至中国竞技体育，才能跑向更远的地方。

编辑丨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