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投下弃权票，中方直指ICC管辖权争议，警惕司法工具化

当地时间11月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决议，中方投出弃权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投下反对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提出，ICC在相关国家退出《罗马规约》之后继续行使管辖权、仅以部分犯罪要素发生在缔约国境内就主张管辖，这类做法存在巨大争议，法院应当认真反思。需要厘清，中方表态是阐述普遍性国际法原则，并非专门为杜特尔特个案发声。

菲律宾于2018年提交退出通知，2019年3月17日退出生效。ICC审理杜特尔特案件的法理依据，是指控相关行为发生在菲律宾仍是缔约国的时段内。

这一裁决本身在国际法圈层分歧极大，辩方坚持一国退约之后，ICC不应再继续推进案件审理，而法院多数法官认可其继续管辖权限，两种解释路径的对立，恰好对应中方在联大提出的争议焦点。

中方一直认可国际刑事司法的价值，也认同打击严重国际罪行的目标，但前提是尊重国家主权、恪守补充性原则。《罗马规约》的设计初衷，是作为各国国内司法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法庭。如果随意扩大管辖权解释，仅凭借部分关联要素就突破国家退出规约的效力，规约本身的条约约束力就会被弱化。

这也是很多国家担忧的核心：管辖权弹性一旦放开，ICC很容易滑向政治化。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不少先例，部分西方国家借ICC的司法程序，针对不认同的外国领导人发起调查，把司法程序变成地缘博弈工具。双重标准一旦泛滥，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公信力会持续受损，更多国家会对加入、留在《罗马规约》之内持谨慎态度。

不少舆论把中方这次发言直接解读成“为杜特尔特仗义执言”，这个理解并不准确。中方在联大的表态面向所有同类情形，是在划定一条通用的法理红线，反对无边界的管辖权扩张。杜特尔特案件只是当下最受关注、刚好契合这一争议的典型案例，不能把原则性外交发言窄化为针对单一当事人的声援。

条约退出权本身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一国按照规约程序完成退约，就应当在原则上脱离ICC的管辖约束。至于退约前发生的行为如何处置，规约条文本身表述模糊，不同阵营法学家长期相持不下，并没有形成统一、公认的规则，这也是争议持续发酵的根源所在。

中方选择弃权，而非投反对票，也体现出立场的分寸。我们不否定ICC存在的意义，不否定国际刑事司法的价值，只是反对它越界扩张、背离独立公正的定位。弃权票传递的信号，是保留自身质疑，督促法院自我检视，完善程序，避免持续被贴上“政治工具”的标签。

国际法治的根基，在于规则稳定与主权平等。司法机构想要获得广泛认可，不能依靠扩张解释扩大权力，而要严格恪守规约文本，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倘若管辖权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解读，那么今天的争议个案，未来还会在更多国家身上重演，最终动摇整个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