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孩子,目前的工作内容、强度与节奏,与他的状态很吻合。
曾经,在30岁出头时,陈明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当时考虑的是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正盛,能学到更多技术,也能增强个人竞争力,但后来公司业务发展受限,他选择主动跳槽。
同在互联网行业,虽然并非研发人员,刘萌也不得不考虑新的职业方向。2022年4月,35岁的刘萌遭遇裁员,离开一家互联网大厂。此前刘萌在大厂做综合业务,入职时还负责管理团队,她在怀孕后职业发展受到影响。孩子逐渐成长,需要更多的陪伴时间。两年前刘萌开始思考职业转型问题。
协商离职敲定后,刘萌甚至有一点“轻松和解脱”。她此前的经历,使得她在大厂的职级和薪资都不错,但工作内容枯燥,也时常加班,这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接受采访时,刘萌已经在家赋闲两周,还没想清楚下一步的方向。刘萌说,她或许还会选择大厂,看能否找到工作兴趣和成就感,也可能尝试做自媒体,时间自由地做点事情。受到收入多元论观念的影响,这几年刘萌也有副业,经营社群,卖母婴产品等,收入也够孩子日常开支。
大厂中年员工的职场格局,也折射出行业的变化。
在研究初期,夏冰青重点关注互联网从业者动态,但随着研究深入,她发现必须宏观地观察整个行业的变化。从2015年开始,夏冰青重点观察研究互联网产业的宏观变化。“那一年,正好是互联网产业出现高度集中化的发展态势,大厂纷纷加大并购与投资规模,
从最初的内部研发转向并购、投资以及外包并行的模式。更多的互联网大厂选择‘购买’已经拥有固定用户群的产品,而非进行自我研发。”
在夏冰青看来,这一趋势导致一些大厂的工作内容开始变得愈加标准化、系统化和重复化。所以,在夏冰青的观察中,
从业者在近几年越发体会到在大厂学不到太多技能,更多的是在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化生产。“自己扮演的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角色,这实际上也是‘大厂’这个词的由来与背后深意。”夏冰青说。
高强度加班、内卷严重,这些互联网从业者经常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拉长视线去解读。夏冰青表示,这和近些年互联网工作被切割得更为细化有关。从发展角度来说,一个产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工作会变得更为标准化、工业化、系统化。“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很多大厂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产品和服务,大到新的产品开发,小到公司内部的人事服务等。
这就导致大厂中的工作缺乏创新性。而对于进入大厂工作的人来说,很多人最初是抱有‘实现创意’的理想,这就使得这些人对于‘创新不足’或是‘无法体现价值’的工作方式抵触感更深。”
夏冰青认为,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断调整项目,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盈利。
一旦发现所购买的产品/公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就会快速拆分这些项目,进行所谓的“优化”。身在其中的从业者就会直观地感受到不断地被调整项目/小组,被间接或直接裁员,这也是互联网从业者高频高速流动的一个原因。
冉涛认为,从互联网1.0时代到2.0时代,从信息化到电子商务,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可能进入更具颠覆性的互联网3.0时代、4.0时代,每次变革都带动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转向,对从业者的技术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年信息化建设的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各行各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增多。他观察到,35岁以上的程序员离开大厂后,通常有几条发展方向。比如,选择创业型公司做持股合伙人,进入国企做研发,自己创业或承接外包项目等。
陈方建议,职场人应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更好地拥抱变化。陈方曾查阅过各个大厂负责人和高管的公开简历,“在这个充满想象的行业,没有一个人的路子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成长路径包罗万象。个人也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厂里。”
人人都有一个创业梦
根据2022年4月脉脉发布的数据,
35岁以上的大厂离职员工中,有超过40%选择前景可期的中小企业,38.2%选择独立自主创业。
赋闲近半年,杨曦虽然洽谈过一些大厂的工作机会,但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短期内还是会坚持主营业务模式,所以他倾向于自己创业。
杨曦在继续研发基金大数据方面的产品。他表示,国内基金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散户们需要这方面信息的整合。同时,他也明白,没有大平台的资源和支持,这项业务很难做成。
入职新公司不久,李铭更长远的想法也是创业。他说,不少程序员都心怀用科技推动社会变化的初衷,虽然现实是残酷的。
2015年左右,李铭从上家大厂辞职,放弃期权,自带几十万元的“干粮”,与一个同事共同研发一个互联网金融项目。“我之前任职的那家公司已经上市,虽然和基层从业者实际上没太大关系,但我觉得已经在一个成功上市公司待过一次,该去初创公司了,因此成为前10号员工。”
当时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李铭很快发现“上了”贼船,合伙的那个同事只想赚快钱,并没有按照创业蓝图做业务,也不想给大家分享收益。李铭又回到大厂尝试孵化创业项目,但后来也并不理想。
互联网行业的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能让员工实现或接近“财富自由”,这是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因素之一。对此,夏冰青表示,即便是对第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持股背后都有很多代价,比如并不是人人都能持股,持股也不意味着一次性兑现,很多时候持股会成为人力与员工谈判的筹码等等。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招人,会给出一个package薪资(打包价),里面的股票事实上是由一部分工资转化的。对于员工来说,这里面有很多风险,比如公司股价下跌、股票兑现需要不同的服务年限等。随着互联网公司股票的下行趋势,尤其是这两年中概股的屡受重创,“使得一些从业者对于‘依赖股权/期权激励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变得渺茫”。据她观察,短期快速盈利的“逐利性”也迅速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中蔓延。
在暂离职场的“空窗期”,刘萌虽然还没有明确近期目标,但她发现自己挺开心的,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能在温暖的春末夏初享受阳光,不像以前上下班总见不到太阳。在街上闲逛时,她有些恍然,
“生活的状态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在格子间里卷来卷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曦、李铭、刘萌、陈方、陈明均为化名)
(全文完,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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