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划拳、字牌和麻将的起源

以下为节选

到了五代时期，律令精密的语法开始散架。唐时酒令的复杂体系在五代大量失传。“五代以后，唐时酒令多不流传，唯知行令时推一人为令官，饮者听其号令，违者有罚”。令官还在，罚酒的规则还在，但令官手里那套精密的制度已经不在了。唐人的律令、骰盘、抛打三套语法，到了五代只剩下一个空壳：有人当令官，有人喝酒，有人被罚，但行令的内容已经从文字和歌舞退回到了手势和骰子。酒令从一门需要长期习得的技艺，变成了一种当场就能学会的游戏。

最明显的信号是手势令的出现。《五代史·史宏肇传》记三司使王章家的宴席，“酒酣，为手势令”，史宏肇不会，旁边的人屡次教他。手势令不需要识字，不需要背《论语》，不需要拆字谐音。手指伸出来，喊一声，输赢就定了。一个不会行酒令的人可以在酒桌上被临时教会，这本身就说明酒令的门槛在往下走。唐人律令中那种对经学教养的依赖，在手势令面前完全失效了。你不需要知道“敏而好学”后面跟的是“劝玉烛录事五分”，你只需要知道三根手指伸出去代表什么。

其中的“手势令”正是后世划拳或者拇战、豁拳、猜拳的早期形态。具体来说，手势令在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已有记载，玩法是“两人对猜，一边喊数一边出拳伸指，若所喊数字与双方所出手指总数相符则胜，负者罚酒”。这和今天酒桌上划拳喊出“五魁首”“六六顺”时，同时出手指头的划拳，规则逻辑是一致的。

但需要留一点余地：手势令在五代和唐代可能不止一种玩法。有的记载说它也包括类似“石头剪刀布”的简单手势比划，或者“藏物猜射”的覆射令。所以“手势令”是一个大类，划拳是其中流传最广、最终定型的那一支。

现今划拳的呼词从零到十，其实就是当时手势令的延伸变化。划拳时喊出的数字，不能把一喊成一，二喊成二，而是用一句成语来代替。

零要喊成“宝”；一要喊成“一心敬你”，体现与对方的尊重；二要喊成“哥俩好”，表示与对方的关系亲密；三一般喊“三星高照”；四要喊“四红四喜”或“四喜来财”，表示吉利的意思；五要喊“五魁首”，五魁首的说法出自科举《五经》，明清科举以《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取士，每经第一名称为“经魁”或“魁首”，能同时拿到这五经第一名的人，就叫“五魁首”，后来也把乡试发榜前五名合称“五魁”；六喊“六六六”；七喊““七个巧”，意指牛郎织女七月七天河配；八则喊“八匹马”，形容飞黄腾达；九喊“九连环”，指出生活如意天天如此；十则喊成“满堂红”，在座诸位大家都好。

当然，不同划拳行令时略有区别，有以三字为标准一气呵成的，也有四字一句一唱到底的，但“五魁首”“六六六”大致不变，也算是保留了五代时的精华。

五代酒筵的另一条线索藏在器具里。唐代酒令的主流是“口”和“手”的游戏：说令、拆字、喊数、出指。五代的酒筵开始更多地依赖实物，如投壶在五代宋初变得“过于注重胜负”，而不惜采用作弊等手段。

叶子戏在唐朝中期已经出现。发明叶子戏的是唐代的一行和尚，最早是一种纸牌游戏，供玄宗与宫娥玩耍。因为纸牌只有树叶那么大，故称叶子戏。以后传入民间，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很快流传开来。叶子戏有四十张牌，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四种花色，后来演变为字牌、牌九和麻将。

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是它们把酒令的胜负从人的嘴上和手上，转移到了器物和概率上。这个转向的意义在于它让酒筵可以容纳不擅长言辞的人。史弘肇不会手势令，但投壶不需要他说话。叶子戏不需要他拆字。当一个武人坐在文人的酒席上，手势令还可以被“教”，投壶和叶子戏则连教都不需要，规则写在器物上，拿起箭、抓起牌，就能玩。

五代的酒筵在律令散架之后，用器物填补了技艺的空缺，它们成为让酒筵不至于冷场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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