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面判中国244.9亿后，武汉中院反诉密苏里州索赔3564亿

密苏里东区联邦法院2025年3月7日那份判决书，金额是244.9亿美元，加上3.91%的利息。判决的依据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一个被压缩到极窄的切口：囤积个人防护装备。主审法官Limbaugh最初在2022年驳回了密苏里州对中国政府、执政党及七个机构的大部分指控，但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允许其中一项——关于PPE囤积的反垄断主张——继续推进。中方没有出庭。Limbaugh接受了密苏里州单方面给出的损失估算（过去与潜在未来损失合计超过80亿美元），依据联邦法律三倍计算，再加利息，形成了这个数字。缺席判决在国际诉讼中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它被当作外交工具使用的方式：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判决后立即着手编制一份中国在美资产清单，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中方，该州打算扣押“全部或部分由中国政府拥有的财产”来抵偿。

这份判决在法律上的实际效力，与它被赋予的政治声量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国际法中心主任Chimène Keitner的判断是，政府持有的财产受到主权豁免保护，中国在美资产与美国政府在海外资产受到的是同一层级的法律屏障。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法教授William Dodge说得更直接：两个诉讼“都没有被执行的任何可能”。即便密苏里州试图缩小目标，只追索判决书中点名的被告——包括武汉地方政府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它仍然需要证明这些特定实体参与了PPE囤积行为，而这一证明在缺席审判中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对抗性质证。密苏里州向联邦政府求助这一动作本身，恰恰说明它靠自己走不通执行这条路。

中方2025年5月7日在武汉中院提起的诉讼，原告是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被告是密苏里州及施密特、贝利、哈纳威三任总检察长。 案由是名誉权侵权，索赔356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500亿美元以上，正好是美方金额的两倍左右。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的分析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武汉中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取得管辖权，通过《海牙送达公约》完成涉外送达后，被告拒不到庭不影响缺席审理和判决。这个程序路径与美方那场缺席审判在形式上是对称的：一方不到场，另一方走完程序，拿到一纸判决。

真正需要拆解的是《外国国家豁免法》第二十一条在这起案件中的功能。 该法2024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一条的对等条款规定，外国给予中国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中国实行对等原则。密苏里州在美国法院主动起诉中国实体，主张商业行为例外以排除管辖豁免，这一行为本身构成了中方在武汉中院排除密苏里州豁免的逻辑前提。换句话说，中方不是在主张密苏里州天然不享有豁免，而是在说：你率先以主权实体身份进入诉讼攻击另一主权实体，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执行财产，那么对等原则允许我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Keitner从另一个角度确认了这一机制在国际法上的可辩性：如果密苏里州违反中国的主权豁免，中国有理由采取对等措施，而且对等反制的对象可以不限于密苏里州，可以延伸至美国整体。

但执行层面的现实必须说清楚。 赵琮的判断没有回避这一点：此类名誉权判决的诉求——停止侵害、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大概率在美国得不到承认和执行，但在中国境内具有法律宣示效力。这意味着一方拿着244.9亿美元的判决书无法划走对方账户里的钱，另一方拿着3564亿人民币的判决书同样无法在美国境内兑现。两套判决在执行层面都指向同一个结局：纸面上的巨额数字，落地时接近于零。

如果只看执行可能性，这两场诉讼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胜负。 但把观察的焦距从“能不能拿到钱”拉开，武汉中院这场庭审的功能就落在了另一个层面。过去数年间，密苏里州那份判决书在国际舆论场中被反复引用，作为“中国被司法认定负有疫情责任”的证据，而中方缺席审判、拒绝承认美国法院管辖的立场，在海外受众那里缺少一个可对照的、以诉讼程序呈现的对抗叙事。武汉中院的立案、送达、开庭、公告，把“恶意滥诉”“污名化科研机构”这些主张固定进了中国司法系统的正式文书和庭审记录。以后再有人引用密苏里州的判决，中方可以指向另一份同样具备司法文书形式的回应。这不是在比拼谁的数字更大，而是在拆解一套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操作模式：美国地方政客在自己法院起诉外国政府，拿到缺席判决，再用判决做政治筹码，不需要承担任何对等后果。武汉中院的开庭宣告的是，这套操作不再是单向的。

接下来的变量在于密苏里州是否真的推动资产扣押。 哈纳威已经把被中国起诉当作一种政治荣誉来展示，称中方诉讼是“拖延战术”。如果美国国务院配合密苏里州启动扣押程序，中方手中那份武汉判决——即使不能在美国执行——就可以在对等原则下成为针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合法依据。Keitner所指出的“暴露美国海外财产于对等行动之下”，指向的正是这个方向。对密苏里州而言，继续推进执行的政治收益在国内，法律成本却可能由联邦层面承担。对中方而言，武汉诉讼的价值不在于最终从密苏里州财政中划走3564亿，而在于把“起诉外国政府不需要付出代价”这条默认规则，变成一个需要计算后果的选择。两边的判决书都很难变成钱，但其中一份已经改变了另一份的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