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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能跟着大部队随行的女红军很少，大概只有30来人，基本都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周副主席的夫人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红军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各自的任务，周副主席与邓颖超在长征途中，见面的次数极少。

有史料记载的，也就只有两到三次，而且每一次相聚都与红军的命运紧密相连。

邓颖超的病

邓颖超与周副主席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那年周副主席21岁，邓颖超仅15岁。

两人的爱情关系，是周副主席留学欧洲的时候，两人通过相互通信确定的，而那时的邓颖超也成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

1925年，周副主席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两人在广州结婚了。

此后，直到长征的十年间，邓颖超和周副主席的夫妻生活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

据邓颖超本人回忆，她的肺病并非是在长征中突发的，而是长征开始前几年就已经患上了。

应该是1932年前后，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繁忙，营养又差，在这样的条件下，肺结核很容易滋生和恶化。

后来，邓颖超到了中央苏区，虽然条件有所改善，但缺乏特效药，所以肺病一直并未根治。

到1934年长征出发时，她的病已经拖成了经常咯血的重症，还经常低烧，身体极其虚弱。

邓颖超深知凭自己的身体状况，参加长征会拖累队伍，便主动提出来要留在中央苏区，但中央没有同意。

后来邓颖超都坦言：自己“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因为那时重病在身的她，在干部休养连，基本干不了什么工作，就是一个纯粹的“休养员”。

然而，事实真如她所说这样吗？

其实深挖邓颖超的长征路，就会发现，她真是严重低估了自己在长征中的价值。

邓颖超的长征路

虽然邓颖超的身体情况，让她无法从事体力工作，但她一直在休养连担任党总支委员，负责思想工作和群众纪律。

她的担架枕边总放着一个小茶缸，这是用来吐痰的。因病患有重度肺结核，所以她的痰中常常带有血丝。但她从未因为自己的病，而停止自己的工作。

队伍行至黎平附近，战友廖似光早产后身体极其虚弱，邓颖超就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了廖似光，自己扶着警卫员的手臂继续步行。

第一次见面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士气低落。

邓颖超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肺病再度加重，经常大口吐血。周副主席作为军事指挥核心，忙于筹备黎平会议，以确定中央红军接下来的进军方向。

1934年12月，中央发出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周副主席得知邓颖超病情加重后，就将她接到了自己的住所照顾。但当时军情紧急，周副主席几乎无暇照顾，只能反复嘱咐邓颖超保重身体。

黎平会议后，邓颖超就和周副主席分开了，各自随所属队伍行动。

尽管自己重病在身，邓颖超在黎平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腿部重伤的红三军团政委钟赤兵争取到了“做手术，用担架抬着走”的决定。

当时的钟赤兵因伤重面临被寄养在老乡家的命运，是邓颖超出面保住了这位开国中将。

1935年春，四渡赤水期间，休养连在行军途中与敌军的一个营遭遇。邓颖超不顾病重，与连里的其他同志一起阻击敌人，直到大部队赶到。

一个重病之人，在那一刻能够拿起武器，站在了队伍的前面。可以说：只要她站在那里，就能激励队伍的士气。

第二次见面

1935年1月，邓颖超与周副主席在遵义城应该见过一面。

有资料提及，邓颖超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在贵阳附近遭遇了敌人空袭，有多名同志伤亡。

周副主席与主席赶到现场接应，周副主席与邓颖超借此机会，有过几分钟的短暂交谈。但由于太短了，所以不能算作一次明确的“相聚”。

第三次见面

1935年8月，部队到达川西毛尔盖地区，准备过草地。周副主席因为身体长期透支，加上吃了不干净的食品，进而患上了阿米巴肝脓疡，导致连续高烧达到了40度，甚至多日昏迷不醒。

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治疗，在无法消毒，不能开刀的绝境下，医生只能靠着冰块冷敷引导排脓。

那个时候，邓颖超在自己肺病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寸步不离守护了周副主席三天三夜。

邓颖超为周副主席擦拭身体，更换冰袋，夜里还借着油灯的光，从周副主席脱下来的毛背心上掐虱子，虱子多得将她的指甲都染成了鲜红。

不幸中的万幸，周副主席终于苏醒了。接下来两人又各自拖着病体，开始穿越草地。

然而，很快厄运又来了，邓颖超骑马跟在周副主席的担架后面，一不注意，连人带马都掉进了沼泽里。幸亏后面的同志及时把她拉了上来。

邓颖超因为浑身湿透，估计也受了感染，导致她第二天就发烧，拉肚子。

在草地的那种环境里，发烧和腹泻几乎就意味着死亡。

但邓颖超硬是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走了七天七夜，独自走出了草地，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邓颖超的病不治而愈

1935年10月，邓颖超到达陕北后，她竟然发现自己的肺病逐渐稳定了下来。

据她自己回忆：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她的肺病“竟然不治而愈”了。

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医学结论，毕竟肺结核本身就具有自限性，可以进入潜伏期。

估计是：长征中，邓颖超遭遇了环境的变化，加上到达陕北后相对安定的休息条件，共同促成了病灶的稳定。

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医学记录，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不过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理解。

高原的空气

长征途中，邓颖超经过了大量的高海拔地区，尤其是川西，甘南一带。对于肺结核的疗养，本来就有一种流行的观念，那就是：高原空气清新，气压低，紫外线强，有利于肺部病灶的稳定。

的确，相较于上海和江西苏区潮湿闷热的环境，高原环境是真的能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机会。

极端的体力消耗

邓颖超长征途中，每天需要数十里的行军，这对病人来说是巨大的身体负担。

在极度消耗体力后，身体会产生应激状态，有可能改变其免疫系统和结核菌之间的平衡。长征途中的极限应激，一方面消耗巨大，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身体的某种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这并不是锻炼身体能治病的简单逻辑，而是在绝境中身体被迫建立起来的新平衡。

饮食结构的变化

邓颖超在苏区时，饮食相对固定。但在长征中，部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吃野菜，青稞等。长期下去，会导致极端的营养缺乏。

从常规来看，缺乏营养会加重病情。但从另一个侧面来分析，估计邓颖超应该吃了大量具有抗菌或者抗炎的野生植物，进而彻底改变了她肠道的菌群环境。

没有特效药，只能靠自己

当时还没有链霉素等抗击结核病的特效药，医生也只能对症支持。

邓颖超虽然是周副主席的夫人，但在长征中，她得到的医疗照顾十分有限。她能走完长征，靠的还是自己年轻（约30岁）和自身的抵抗力。

总的来说，邓颖超重度肺结核的“不治而愈”，本质上还是一个结核病患者在极端环境中幸存下来后，疾病恰好进入了稳定期的个案，更像是一个偶然的医学结果，并不能推广。

所以与其说是长征治好了邓颖超的病，还不如说：她在长征中活了下来，而她的肺结核恰好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相对静止的阶段。

事实证明，邓颖超活到了88岁，但她的肺部旧疾，至死都没有完全消失，晚年还受到了呼吸系统问题的困扰。

邓颖超自己的总结

邓颖超后来多次谈到长征，但她从来没有以自己是“女英雄”自居。

她还是那句话：自己是“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只是休养连的一个“休养员”。

然而事实上，她在黎平让出过担架，在赤水河边举起过枪，在毛尔盖她守护了周副主席三天三夜，从草地的沼泽里爬出来后继续走了七天七夜。

将这些加到一起，试问一下，有几个人能做到。

故邓颖超的长征：是一个重病之人用坚定不移的意志力走完的。其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名红军战士。

宇哥带你读原著，感谢你阅读《伟大的长征》解析第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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