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活活冻死！《伟大的长征》中“自封”主席的张国焘夺权、分裂、“开除”毛泽东、叛党

《伟大的长征》这一批更新，把红军从大渡河送了出去。

会理城郊那座铁厂里的会，把"走弓背路"的争议压了下去，定下立即北上、抢渡大渡河。彝海边那碗以水代酒的盟誓，让大军从百里彝区借道而过。紧接着是安顺场——一条木船、十七名勇士，赵章成三发炮弹压住对岸火力，滩头阵地才钉住。到第34、35集，戏就压在了那座桥上：红四团一昼夜奔袭二百四十里，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攀着十三根铁索穿过桥头大火，泸定城拿下。

红军一路往北走，队伍里却埋着一颗钉子。这颗钉子的名字叫张国焘。

按剧情进度，懋功会师之后，这颗钉子就要露头了。而要讲清这个人为什么会走到后来那一步，得从他起点有多高说起。

他1897年11月26日生，江西萍乡上栗人，字恺荫，原名张特立。父亲是官，家里还开钱庄，是当地的官绅门第，他是长子，被寄予厚望。1916年考进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在新思潮最密集的地方读书。五四运动起来时，他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把学生编成讲演团、讲演小队，分头去街头、车站、集镇演讲，散发传单，抵制日货。游行演变成痛打卖国贼那一次，他冲在前面，是最早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北京学联一度群龙无首，大家推他当总干事。出狱那天，一群学生等在门口，他昂着头走出来。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他是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直接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当选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这样一份资历，放在中共早期历史里，确实称得上"高得吓人"。

到鄂豫皖之后，红四方面军这支队伍被他一手带大，从几千人扩到八万，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许世友是主力军军长。他也确实有组织大兵团的本事，敢用兵，敢扩军，在物资奇缺的条件下能把部队运转下去。

问题出在另一头。他在鄂豫皖主持的"肃反"，是这段历史上最黑的一笔。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这些名目，大批红军高级干部被逮捕、错杀。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记下了一句话：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许继慎这样能打的将才，就死在这场运动里。这不是纪律整顿，是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清洗——凡是对他的判断有所保留的人，都容易落到被怀疑的位置上。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支队伍的差别摆得很清楚：中央红军经过湘江一路损耗，人少、装备差；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八个团齐装满员。据《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的记载，张国焘自恃兵强势众，公然向党中央争权，提出种种借口，对抗中央北上的决定。

9月9日夜里，他背着中央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一、红三两军连夜北上，脱离险境。张国焘则擅自带着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一部南下，一路往川康走。9月中旬他在阿坝开川康省委及活动分子会议，会场边的戏台上挂出横幅——"反对中央向北逃跑"，把矛头直接对准党中央，把北上定性为逃跑。会上他逼朱德当场表态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回得很干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同意北上，今天要我反对北上是办不到的。会议开了两天，形成一份以他的发言为基调的《阿坝会议决议》，里面写进了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

10月5日，他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的中央"，自任"主席"，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下令通缉。12月5日，他打电报给中央，说你们只能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党中央的名义不得再冒用。

这是分裂党和红军登峰造极的一步。而这一步迈出去不久，现实就来收账了。

南下打头几仗是顺的，绥崇丹懋、宝兴，一路下天全、芦山，川西平原似乎就在眼前，他把口号喊成"打到成都吃大米"。可他误判了一件事——川军各派对红军过境一向是"防堵不追"，可你要在四川扎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刘湘迅速整合各部，动员二十余万兵力围上来。1935年11月的百丈关，成了南下战略的终点。红军以十五个团约两万人，对上川军八十五个团约二十万人，地形又开阔、缺少隐蔽，惯用的游击与山地穿插全使不上，只能硬顶。鏖战七昼夜，红军伤亡过万，被迫撤出，转战川康山区。八万人的主力，减到四万多。

193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张浩，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要他取消。加之下边的人心已经不向了，1936年6月6日，他被迫宣布取消那个"中央"。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账还没算完。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系统清算他的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他表面上写了检讨，说自己"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表现"。可这只是门面话。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中央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他借祭扫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边区，跑到西安，在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下于4月11日到武汉。中央没有立刻放弃他。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多次与他面谈，12日中央书记处还发电报劝他"早日归来"，电报末尾署着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17日周恩来等人再谈，说你不愿回党工作，也可以请假休息一段，在国内、国外或到共产国际去都行。他全拒了。周恩来等人一走，他就打电话约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投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并留下字条声明脱离共产党。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党内报告大纲里的那句话，措辞极重：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投靠过去之后，他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位置。蒋介石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戴笠"妥善运用"。他被安排进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干的是反共特务那一套。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办《创进》周刊，继续反共宣传，11月去了台湾。

台湾也没能久留。1949年冬，他带着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转居香港。在香港那二十来年，日子过得紧，主要靠给报刊写东西和儿子的接济。1968年，一家人移居多伦多。晚年他中风，半身不遂，行动和说话都出了问题。他在多伦多写完了那部《我的回忆》，后来中文版在海外出版，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件东西。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去世，终年82岁。

关于他的死因，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冻死"。据称那几天多伦多骤冷，士嘉堡那家养老院的供暖系统出了故障，他中风后行动不便，一个人蜷在单间里，裹着被子，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推门进去时人已经僵硬，医生判断是寒冷引发的并发症。另一种更正式的表述是"在多伦多病逝"。两种说法并存，无从一一坐实，但"冻死"这个词之所以被反复使用，是因为它实在贴切——一个曾经手握八万大军、在长征途中把党中央逼到连夜北上的方面军主帅，最后死在异国一处单人间里，身边没有一个送终的人。

他这一生真正让人唏嘘的地方，不在于他后来有多落魄，而在于他把一副顶尖的牌打成了这样。论能力，他在建党初期兼有理论、组织、动员和谈判四样本事，这样的人在当年并不多；论起点，他22岁就是北京学联总干事，24岁主持党的一大。秀才是他自己把路走窄的——他太在意"是不是由我来说了算"这件事。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习惯的不是把事说清楚，而是让争论证明自己正确；一旦有人反对，在他眼里就成了政治上的敌意。鄂豫皖那场肃反、南下那次另立中央，根子上都是同一样东西。

能力与立场从来不是一回事。许世友后来那句流传很广的评价——大意是除了主席，没人能与他匹敌——无论真假，说的也只是他的才具；才具再高，选错了路，最后也得自己把账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