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布鲁贝西，中尼边境小镇“只剩寂静”

夏布鲁贝西是一座沿河而建的边境小镇，位于尼泊尔北部山区。受访者供图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县（Rasuwa）的北部山谷，有一座沿河而建的小镇，叫夏布鲁贝西（Syabru Besi）。博特科西河（Bhote Koshi River）与朗塘河（Langtang Khola）在小镇旁交汇。夜深时，镇上的人们还能听见河水的声响。这里靠近中尼吉隆口岸，也是许多旅行者前往朗塘谷地徒步的起点。

两个月前，在中尼边境发生的那场灾难里，洪水裹挟泥沙和巨石冲入博特科西河，冲过沿河而建的村镇，也冲走了居住在此地的人们的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水文计划（IHP）的遥感评估显示，夏布鲁贝西已识别出的559栋建筑中，433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约占总数的78%。

灾后，这座尼泊尔小镇的名字，曾短暂地进入国内媒体视野。央视新闻的报道员迪帕克·雷扎尔曾乘坐直升机飞到核心受灾地区上空。“夏布鲁贝西曾经人群熙攘，那么多房屋，现在都没有了，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寂静。”他说。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者邬迪，长期从事藏文化及喜马拉雅区域族群文化研究，他曾一次次走进尼泊尔开展田野调查，也多次去过那片中尼边境山谷。对邬迪而言，夏布鲁贝西是由一个个鲜活日常构成的“快乐之地”。

他最后一次到访，是在2025年11月的一个寒冷深夜。当地朋友扎西的母亲不断催促，问他到哪里了。等赶到时，一大碗热腾腾的五花肉已为他炖好。

那时，谁也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告别。

2026年10月5日，尼泊尔政府结束了持续约40天的专项搜救行动，将工作重点转向灾后恢复与重建。据尼泊尔警察总部10月10日公布的数据，此次灾难已造成1457人死亡，另有4720人失联。

如今，山谷已经改变模样，但灾难发生前的夏布鲁贝西在邬迪的记忆中依然鲜活。记忆中，那里有繁忙的边贸货车，有骑摩托车带他去转悠的一群男孩，有早晨煨桑时松枝燃烧的气味，也有节庆时伴着鼓点跳起的舞蹈。

那些曾经寻常不过的片段，如今在记忆里有了不同的分量。

以下自述根据对邬迪的采访整理。

沿河而建的“秘境”

从加德满都前往热索瓦的山路上，客车与对向驶来的车辆几乎擦身而过。受访者供图

最初听说热索瓦，只知道它与中国西藏吉隆口岸相邻。至于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人，山谷又是怎样的景象，我几乎一无所知。

2024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课题主要研究中尼跨境通道建设对尼泊尔沿线村镇的影响。此后，我多次前往热索瓦，调查当地的道路、村落和居民生活。

夏布鲁贝西位于尼泊尔热索瓦县北部山区。从吉隆口岸进入尼泊尔后，夏布鲁贝西是沿线第一个较为大型的集镇。它位于朗塘河与博特科西河交汇处附近，河谷在这里呈“Y”字形展开。在一次次田野调查中，夏布鲁贝西逐渐成为我在尼泊尔最熟悉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夏布鲁贝西，是从加德满都出发的，全程约110公里，我坐车坐了六个多小时。放在中国，这样的距离并不算远。刚出发时，道路还是很平坦的，但是越往边境的方向开，道路就越泥泞了。

过了热索瓦县城首府敦切（Dhunche)，道路变得更加颠簸，车身一路摇晃。坐在吉普车里，我的脑袋常常撞到车顶。人随着车身上下起伏，有时简直像在“跳舞”。雨季时，沿途时常遇到塌方和抢修施工。

当路边的卡车越来越多，就知道自己离夏布鲁贝西越来越近了。

越靠近这里，中尼贸易的货车就越密集。那些车身画着花纹、挂着彩色饰物的大货车，停在路边等待装卸货物或办理相关手续。司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喝茶，再继续向口岸方向行驶。

镇上有四十多家大小旅馆，还有餐馆、商铺和手工艺品店。徒步的旅人在这里歇脚，货车司机在这里吃饭。当地人的生计围绕着这些往来展开。

小镇的兴起与尼泊尔旅游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夏布鲁贝西是前往朗塘谷地徒步的重要起点之一。一些有经济基础的村民，早年间就从山上搬到道路旁，修建旅馆，接待徒步者和过路人。当地朋友扎西的父亲就是较早沿道路开设旅馆的人之一。去加德满都的大巴车就停在扎西家的旅馆对面。

镇上的一天，通常从清晨7点左右开始。天刚亮，居民便开始煨桑。松枝燃烧时，街巷升起烟雾，空气中弥漫着松枝的香味。随后，人们清扫院子、打理花草，准备早餐，开始新的一天。下午三四点，批量的游客乘坐班车或包车抵达，旅馆经营者随之忙碌起来。

在夏布鲁贝西，年轻男孩在山上一处平台抽烟、聊天，把这里当作“秘密基地”。受访者供图

小镇上的年轻人有自己的去处。我认识的几乎每个年轻男子都有一辆摩托车。他们会沿着蜿蜒的山路，骑到山上的一个小平台。那里视野宽阔，能够俯瞰村子、远眺群山。男孩们常在这里聊天、抽烟。

小镇不大，居民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彼此熟悉。年轻人不愿让长辈看到他们抽烟，便把山上的平台当作自己的“秘密基地”。

从小镇继续往山里走，景象又有不同。嘎特朗（Gatlang）、戈琼（Goljung)等塔芒人村落依山而建，传统民居沿着山坡层层铺开。房屋多数采用木石结构，深色的屋舍掩映在山间。

2002年起，尼泊尔政府逐步开发和推广“塔芒文化遗产徒步道”（Tamang Heritage Trail），将夏布鲁贝西与嘎特朗、提穆雷、奇利梅（Chilime）、图曼（Thuman）、布里顶（Briddim)等村落串联起来。塔芒的徒步路线吸引了不少欧美背包客，中国游客相对少见。一些背包客愿意住进当地村民的家里，体验村落里的日常生活。

塔芒（Tamang）是尼泊尔的一个少数族群。在藏语里，“塔芒”有“骑兵”的意思，学界有观点认为，塔芒人的部分先民可能与吐蕃时期军事人群有渊源。由于在地理上毗邻西藏，塔芒人的文化和生活深受我国西藏地区的影响。当地既有藏传佛教传统，也保留着地方性祭祀与萨满实践。村民会请喇嘛主持佛教仪式，也会向当地的萨满求助，后者被认为能够与神灵沟通，为病人祈福、治病。

部分当地人相信人与土地、神山之间存在神圣契约。如果向导或游客在山里随意杀生、破坏自然，激怒了山神，山神就会降下雪崩、泥石流等灾难作为警告。

称得上奇异的是，2025年，村民在半山腰新修的那尊莲花生大师佛像，在灾害中完好无损。或许是因为地势较高，那个雕像如今依然静静面朝那片残破的河谷。

藏文文献中，喜马拉雅一些偏远山谷被称为“贝隅”（Beyul），意为隐修圣境或秘境。传说莲花生大师曾在这些地方埋下伏藏，等待后世的掘藏师发现。可能由于受到文献和文化的熏陶，总觉得那里也是我的Happy Land（快乐之地）。

突如其来的灾难，带走了那片快乐之地。灾后，我看到当地朋友在社交平台发出的小镇灾前、灾后对比图，只写了一个英文单词：Gone。

全没了。

最后一瞬

扎西哥哥的婚礼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夏布鲁贝西，我最熟悉的是扎西一家。

每次去夏布鲁贝西，我基本都住在他们家。扎西一家七口人，扎西是家里最小的儿子。除了哥哥，扎西还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位在当地政府任职，另外两位长期生活在英国和德国。

扎西的父亲每逢遇见熟人，总会介绍说，我是他来自中国的儿子。扎西的母亲总担心我吃不惯当地的饭菜，会向住在家里的中国施工队厨师借来一些中国调味品，专门给我做红烧肉。她知道我经常去西藏做田野调查，那里天气寒冷，她还亲手给我织过毛线帽和厚袜子。

2024年，我的导师李志农教授带着几位师弟师妹到热索瓦调研，扎西的母亲给我们每个人赠送了带有塔芒族传统纹样的布包和手环。这些东西，我一直留着。有些挂在房间里，有些至今仍随身带着。

与他们相处久了，我渐渐把扎西家当成了自己在尼泊尔的另一个家。

随着与扎西一家的熟悉，我也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我曾参加过扎西哥哥的塔芒传统婚礼，也和当地朋友一起过藏历新年。

夏布鲁贝西当地社区有一处广场，村民会在那里举办公共活动。扎西哥哥的婚礼就在广场举办。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广场周围支起了很多帐篷，几乎所有村子的村民都前来庆祝，每个大帐篷就是一个村子村民的接待地。大家在广场中间载歌载舞，特别欢乐。

当地朋友们常无偿作为向导，骑着摩托车带我到各个村子转悠。某天傍晚，朋友阿皮骑着车载我从山上往下走，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雨夹雪。非常大，大到看不见路。我们没有雨具，只能冒着雨雪继续往山下骑。道路湿滑，天色渐暗，我也越来越焦虑，甚至有些害怕。我们都担心会不会就这样交待在山里。

大约骑了二十多分钟山路，最终才安全下到山底路边的茶室，一桌客人正弹唱着塔芒歌曲。我们浑身湿透，一边拧干衣服，一边听着歌声，那一刻，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也正是这些共同经历，让我与当地人结下了更深的情谊。

与当地年轻人相处久了，我也逐渐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另一面。尼泊尔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机会少，尼泊尔许多家庭都把到国外务工当成重要出路。在我接触的当地年轻人中，多数人打工赚钱的目的，就是为出国积累启动资金。

扎西在镇里开了一家咖啡馆。灾难发生前，他曾告诉朋友，“咖啡馆的生意逐步步入正轨”。受访者供图

扎西的打算有些不一样。他希望在小镇上开一家咖啡馆，让前往朗塘谷地徒步的外国游客能够在这里停下来，喝一杯现磨咖啡。为此，他专门去学习了咖啡制作和烘焙。

后来，他在家附近租了一栋两层的石木房，自己动手装修，又贷款买了咖啡机，把咖啡馆开了起来。我曾送他一台小米照片打印机。他把游客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咖啡馆的照片墙上。

扎西在加德满都还曾参与过3个月的“汉语学习班”，会一点点汉语，平时见到我就一直亲切地叫我“哥哥”。他掌握的中文词汇不多，最常说的就是“哥哥”“你好”“吃饭了吗”“再见”。每当店里有中国客人时，也会给我打来微信电话，让我帮忙翻译和点单。

2026年8月8日，我在加德满都最后一次见到扎西。当时他正打算购买一批家具，回去装饰咖啡馆。他告诉我，过去一年，咖啡馆的生意已经逐渐步入正轨，开始赚到一些钱。

他告诉我，未来他计划升级咖啡馆，要给菜单上再增加比萨和烘焙面包。等连接夏布鲁贝西与吉隆口岸的公路修好后，他还要把家里的客栈重新装修，让住客住得更舒服。说起这些计划时，他还拿出一张自己设计的客栈外观图，和我讨论改造后的样子。

我曾希望能帮他争取来中国读书的机会。在我的设想里，他熟悉当地语言和生活，又愿意学习中文，将来或许可以成为中尼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文化交流之间的桥梁。

如今，这些计划都被灾难打断了。那时，我们都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还记得，扎西曾无数次跟我说，“哥哥，以后你在热索瓦的咖啡，都包了，终身免费”。

灰下去的头像

夏布鲁贝西的停车场与公共活动中心。受访者供图

灾难发生那天，我刚结束在英国的学术交流。正准备前往机场乘机回国时，朋友和同事们陆续发来微信，问我是不是还在热索瓦，那里发生了严重泥石流灾害。

最初，我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前一年当地也发生过洪灾，我以为这次或许也是类似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次灾难可能远比想象中严重。下飞机后，我不断地给扎西发信息，但一直没有回音。社交媒体上，他的头像也再没有亮起来。

灾难带走了今年27岁的扎西。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下落不明。失联名单上，有我的许多朋友。

那些天，我迫切地想确认那些朋友是否平安。灾后两天，我终于联系上了当地的另一个朋友吉贝斯（Jibesh）。灾害中，他的手机被冲走，新买了手机才重新取得联系。他告诉我，洪水来临时，房子剧烈摇晃，像发生了地震。母亲最先察觉到危险，让大家往外跑。吉贝斯也试图拉着外婆一起逃，但外婆腿脚不便，还是被冲走了。只有他和母亲逃了出来。

一位提穆雷村的朋友，平时在加德满都工作，他父母和妹妹留在家乡。灾后，我发给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某一天，消息终于显示“已读”，他却没有回复。后来我在社交平台看到，他发了一条动态。他写道，父母和妹妹都没了，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们。面对这样的失去，话语似乎很无力。

后来，我也辗转联系上扎西的哥哥。扎西一家，只有他和父亲在灾难中幸存。当我终于和他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取得联系后，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过去有很多共同的记忆，但在那样的时刻，我担心自己的话说得不合适，也怕询问太多，会让他再次陷入痛苦。

想了很久后，我只是问他：“你吃饭了吗？”

他回：“吃过了，哥哥。”

我不知道再回什么，就在他的话上点了个小爱心。聊天就这样停住了。

夏布鲁贝西的戒楚节活动，这是该地区重要的活动之一。受访者供图

按照尼泊尔此前的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连续12年下落不明且没有生还证据的人，才可被推定死亡。2026年10月9日，尼泊尔总统签发了法律修正令，为灾害失联人员建立特别死亡认定程序。

根据新规，失联人员在失踪45天后，可经身份核实、公告等程序，由政府依法作出死亡宣告。家属随后可依据相关文件，向地方登记机关办理死亡登记、领取死亡证明。

受灾的夏布鲁贝西村民被临时安置在加德满都。除了一些投亲靠友的人，不少村民住进了斯瓦扬布（Swayambhu，俗称猴庙）附近的“黄庙”（Yellow Gumba）。

寺庙里布置了照片墙，贴着失联亲人的照片。或许大家都心里清楚，失联大概率意味着什么。尽管没有找到遗骸，但村民们已经按照当地传统，请喇嘛为失联的亲属举行了超度仪式。

最后的仪式在第四十九天。喇嘛念经时，会把逝者的照片、写着名字的字条烧掉。在塔芒人的仪式里，这代表已经把他们送走了，送去了下一个轮回。

仪式结束后，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面对失去亲人后的生活。

扎西的哥哥性格相对内向。过去，家里需要接待客人时，常常是扎西在前面张罗。现在，许多事情突然落在哥哥身上。父亲年纪大了，家里的账目、日常支出，以及与外界的往来，都需要哥哥慢慢接手。

他还要面对母亲失联后留下的生活空缺。

扎西的母亲过去承担着家里许多琐碎的家务。灾后，长居英国和德国的两个姐姐赶回了家，其中一位给家里买了一台洗衣机。我听说这件事时才意识到，他们家原来一直没有洗衣机，全家人的衣服都由母亲一双手清洗。

洗衣服本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母亲在时，不会特别想到这件事，她不在了，生活中的空缺就显现出来。准备一日三餐、烧水煮茶，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却再也无法照旧。

灾难发生前，许多热索瓦的朋友曾和我谈起未来。许多人告诉我，道路修好之后，会有更多货车经过，会有更多游客前往朗塘谷地徒步，会带来更多生意。

有人还和我聊起对中尼铁路的向往，希望有一天，能够坐上火车去拉萨。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责编 毛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