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央行三年来首次加息，警告若伊朗战争持续将继续收紧政策

周四，英国央行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持续，进一步加息几乎不可避免。该央行预计，英国通胀率明年第二季度将升至接近5%，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周四以8比1的投票结果，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唯一持反对意见的是外部委员凯瑟琳·曼恩（Catherine Mann），她主张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将利率提高至4.25%。

英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后，英镑兑美元短线走高超30点，收复日内全部跌幅。交易员加大了对英国央行加息的押注，认为12月加息的可能性为35%。

这是英国央行三年多来首次加息。此前，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曾表示，英国利率起点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可以等待更多证据，再决定是否收紧政策。但随着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金融市场对本月加息的预期已基本确定。

贝利强调，此次加息不意味着央行将进入连续加息周期，但如果伊朗冲突迟迟无法解决，进一步加息也难以避免。他在政策会议纪要中表示：“如果没有新的消息缓解通胀压力风险，进一步加息是合理的。”

通胀风险推动央行提前行动

英国央行预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在明年第二季度达到4.9%，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央行今年7月发布的预测仅为3.2%。

在更严峻的情景下，如果伊朗冲突反复升级，国际油价升至每桶约130美元，英国通胀率可能在2027年第三季度达到6.2%。目前油价约为每桶100美元。

即使在温和情景下，假设没有明显的第二轮通胀效应，通胀率明年仍可能升至4.8%。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预计将在明年1月上调，家庭能源账单届时可能上涨25%，4月还可能再次上调。

英国央行预计，通胀率要到2028年第三季度才能回到2%的目标水平，比今年7月预测的时间推迟六个月。另一套预测则显示，若按基准利率升至4.75%至5%的路径计算，通胀率可能到2029年才降至目标以下。

英国央行此次加息的主要考量，并非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工资和价格上涨，而是防止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后，逐渐传导至企业定价和工资谈判。

目前，能源价格上涨对其他行业通胀的影响仍有限。但该央行担心，企业此前签订的长期固定价格合同和能源套期保值安排到期后，成本压力将进一步显现，形成第二轮通胀效应。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艾伦·泰勒（Alan Taylor）将此次加息称为一次“风险管理式的、暂时性的保险加息”。副行长戴夫·拉姆斯登（Dave Ramsden）则指出，当前经济和通胀环境的起点不利，增加了第二轮通胀效应出现的风险。

决策层对后续加息幅度存在分歧

尽管委员会以8比1通过加息决定，但成员对下一步政策方向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曼恩认为，英国9月通胀率已升至3.5%，可能引发市场对央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下降，因此主张更大幅度加息。她此前曾批评央行未能及时向市场证明其有能力控制通胀。

副行长克莱尔·隆巴代利（Clare Lombardelli）认为，短期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息。外部委员梅根·格林（Megan Greene）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Huw Pill）也分别提到，货币政策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

不过，斯瓦蒂·丁格拉（Swati Dhingra）和艾伦·泰勒认为，在支持进一步加息之前，央行需要看到第二轮通胀效应出现更有力的证据。

贝利表示，金融市场与经济学家的预测差异，主要来自对能源价格风险的判断不同。市场计入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极端风险，已经反映出2027年可能出现三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则基于能源价格温和上涨的基准情景。

英国央行因此调整了政策指引，表示将逐次会议评估经济数据，尤其关注高能源价格是否传导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央行将重点观察工资、企业定价行为和经济闲置产能的变化，并强调利率政策没有预设路径。

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家庭收入仍承压

英国经济表现比此前预期更具韧性。英国央行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测从1.1%上调至1.6%，将2027年预测从1.1%上调至1.3%。不过，受能源冲击持续影响，2028年增长预测从1.7%下调至1.2%。

央行认为，人工智能相关支出为今年经济增长提供了部分支撑，财政大臣约翰·希利（John Healey）上周公布的年度预算也带来了短期提振。

希利的预算措施预计可在明年第二季度将通胀率压低0.25个百分点，但随着临时生活成本补贴到期，之后可能反过来推高通胀。

通胀和税收因素也将继续挤压家庭收入。英国央行预计，英国居民的劳动收入在扣除通胀和税收后，今年和明年都将下降。

对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而言，能源成本上涨与生活水平承压构成了新的政策挑战。英国央行此次加息，意味着政府在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的同时，还必须面对货币政策收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