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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北京跑腿小哥:起早贪黑、老跑医院,见过生死、月入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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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 2022-06-02 13:39:52
全文(共8页)
某种意义上,跑腿职业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面镜子。
它所映照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欲望,是等待解决的问题,是需要维护的情感。但在北京,因疫情而导致的管控下,这个行业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许多跟物欲有关的需求消失了——比如帮忙去某个网红餐厅排号,又或者去给人排队抢一个限量包包。取而代之的,另一些愿望变得强烈、迫切,比如取药、代问诊,或是找到某一个专家。“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疫情里,这句话被跑腿小哥们的故事反复印证。管控之下,一些还能够自由进出医院的跑腿小哥,成了许多外地患者生的希望的寄托者。同时,他们也是失望、遗憾,甚至是死亡的见证者。
于是,在这座特大型城市中,需求源源不断,跑腿小哥们步履不停。
文 |李清扬
编辑 |易方兴
运营 |绘萤
快与慢
“大夫被隔离了。”一名护士走过来说。
当这个意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是5月20号早上8点20分。跑腿小哥王耀祥已经在北京西苑医院里等了40分钟。医院大厅里,张仲景的雕像静静地竖立着。
王耀祥今年39岁,在北京漂了二十多年。他在陕西榆林长大,初中毕业就来了北京,做过厨师,送过外卖,但收入最高的还是跑腿,一个月如果每天从早跑到晚,能赚一万多。长期在户外暴晒给王耀祥留下了一身黑,起早贪黑也留下了明显的眼袋。
这一天,因为疫情管控,医院里人不多。但患者的需求并不会因为管控而消失。他今天的第一单,是帮一位远在深圳的身患血液病的男孩开药。男孩父亲叮嘱,要开够3个月的药量。北京西苑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就在北京大学的西边,它以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血液病见长。男孩的父亲也把希望寄托在这里。
为了顺利买上药,王耀祥把时间安排得很紧,他早上7点多就赶到了医院,那时前面只有两个人排队。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按照计划,他能在8点大夫上班的时候看上病,接下来,只要将药寄过去,这一单就算是结束了。理想情况下,这一单他能挣200块钱。
但人算不如天算。大夫被隔离了,医院重新安排人手又多花了近一个小时。对于跑腿小哥来说,时间就是收入;而对于远方等药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当他提着1761块钱买的一大袋中药摆在医院一楼的邮寄台上时,时间指向上午9点07分。还有下一个外地的患者在等着他。
对任何一个跑腿小哥来说,“快”都是关键词。为此,他3月份专门花5500块买了辆续航100公里的电动车。但现在,他必须学会接受“慢”。等就诊、等结果、等取药……在医院,万事万物都快不起来,跑腿小哥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这“慢”里。
王耀祥做跑腿两年了,一开始并不常跑医院。但今年疫情管控之后,许多外地患者进京求医成了问题。代问诊、代开药、代取报告、代复印病历……种种与医院相关的求助和委托越来越多,他被动地成为了医院的常客。
去得多了,他甚至记住了每家医院的优势科室。比如北京肿瘤医院的肿瘤科很强,协和医院有最强的内分泌科,安贞医院的心内科实力强大,301医院有全国前列的耳鼻喉科、外科……作为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北京,承载着许多的患者的希望。王耀祥跑腿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靶向药吃完了急需续上的,在外地医院准备了手术方案但仍想找北京大夫看看的,疼得不行没法来北京的……哪样都有。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各种各样的困难”。
5月20日这一天的10点半,王耀祥已经离开了西苑医院,出现在了14公里外的北京儿童医院大厅里。他要帮一位外地母亲延号,这名母亲的儿子不幸患上了血管瘤,孩子刚刚2岁3个月——由于疫情,她被迫推迟来京的行程,已经推了两次。专家号是好不容易挂上的,这次要再不跟大夫打声招呼,号就过期了。但到了之后,王耀祥发现今日大夫停诊,号就这样作废了。医院里人来人往,他靠着栏杆跟那位母亲通话,电话两头都是失望的声音。
他尽力让这种失望少一些。有一回,他帮一个内蒙古的过敏患者跑腿,替对方开了注射用的抗过敏药物,但必须冷藏运输。疫情期间,他找了好几家快递,都说没法送。最后,他想了个主意:找一个往返于北京和呼和浩特的火车乘务员,他买一张票,把药物用放满冰袋的泡沫箱装着,送到火车上,再拜托这个好心的乘务员找个清凉的地方放着。等火车到站了,患者自己去取。
原本不可能送到的药,就这样送到了。
做了这些事,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救命”。“我最多是帮别人解决了困难,到不了救命的份上。”但他还是会有成就感,因为“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的事”。
需要帮助的人们
依赖跑腿小哥的不止是罹患疾病的人。闪送师傅冯禧航,是封控这段时间,城市里的“摆渡人”之一。冯禧航来自山西,眼睛不大,透着憨厚的气息,看起来有些显小,但实际上,他已经34岁了。许多上班族居家办公,冯禧航给他们送办公用品是常事,电脑、打印机、键盘、鼠标——很多顾客甚至跳过检查这一步,“非常信任”。
“作为一个老闪”,冯禧航送过的东西各种各样。用他的话说,“万物皆可闪”。只要物品的体积在他能够“拿捏”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送:他送过鞋、化妆品、衣服、合同、营业执照……送过锅碗瓢盆、面粉、大米、油盐酱醋茶、礼盒……送的东西多了,他渐渐有一种能力,可以根据送的物品、同发件人与寄件人的对话,推测他们的关系和物品里蕴藏的故事。
他见过一位挂念女儿的母亲。她煎好一个礼拜的中药,托他给远在城市另一头实习的女儿送去,“千万不能撒”,还不忘叮嘱“到了之后,一定给孩子说明白,药要及时放冰箱”。他还送过猫。一只漂亮的英短银渐层,被装在纸箱里,从东四环送到南四环,下单的是男生,出来取猫的是女生。他猜测是情侣一起养了一只猫,但是他也担心,“用纸箱装着实在不安全”。
这段时间,另一名跑腿小哥张潮,也偶尔接过一些去医院之外的单。张潮今年33岁,是北京本地人,没上大学,一开始在外企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做起代购,又从代购转向跑腿。三月时的北京,桃花灼灼,一位女生请他去公园帮忙拍照。他有点忐忑,“拍人不太会啊”,女生不以为然,“没事,多拍,以量取胜”。他还帮人买过蛋糕。一位住在河北的男士,为庆祝母亲的生日,想买个质量上乘的蛋糕。忙于工作,他无法亲自过来。张潮跑到北京最贵的蛋糕店,帮他买了一个蛋糕。
某种意义上,在封控期间,跑腿小哥自己也是需要帮助的群体。五月初,冯禧航所在的村子成了管控区,出了村就不能再进村。为了养家,他带上卡式炉、锅、换洗衣物,开启了城市版本的“荒野求生”。
这段时间,菜市场关门,街边涌出许多卖菜的摊贩,“便宜又新鲜”,七八块就可以买两只小南瓜;水呢,找个开门的便利店,买上两瓶1.5升的,用来清洗、炊煮。从家里带出的面条和辣椒拌酱不可或缺,面条一熟,辣椒一拌,就是一餐。吃饭的用具是他“借”女儿的,一双小巧的Hello Kitty筷子,放在锅里正好。他把这些都堆在摩托车上。有一回去取货,顾客见他车上大包小包,好奇一问,他如实相告,“因为回不了家”。送单结束,他意外地收到了十元打赏。
冯禧航记得,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不让进小区,核酸还不是很重要;现在,路过被封控的小区都提心吊胆,核酸、健康码和行程码缺一不可。他不再什么单都接了,以前,他是一个不会拒单的人,比如偏远山区的单子,回程经常空驶,他都愿意接,“当作缘分去送”。但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实在接不了的单子,他会打电话给顾客,说声抱歉。他觉得这是对顾客的尊重。
同样地,对于王耀祥来说,他现在最害怕的事情,一个是无法完成委托,另一个则是弹窗。这两个月,他被弹窗了两次,一弹窗就要三天两检,不能去任何地方。我联系他之前,他已暂停跑腿两周,孩子在家上网课,他要在家照顾孩子。可是,一个长期联系的癌症患者的靶向药到该续药的日子了,他不忍拒绝,又出来跑医院了。
“没有关系的,也没有用了”
5月20日下午,王耀祥又赶去了儿研所,帮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开药。疫情里,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在这一点上,他比普通人体会得更深刻。
他的微信里有3千多位好友,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患者。一位患者在交代事项时称呼他为“有缘人”。这是职业中他觉得有价值、被需要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承受这份职业中的残酷一面。
4月底,有个男生在抖音上找到他,问他一周之后是否有空陪一位盲人看病。他同意了。那天他按约定时间去旅馆接人,对方穿着一件白色卫衣,下身一条浅咖色的九分裤,背着一个黑色背包,戴着墨镜,慢慢地走向门口。原来需要陪诊的,就是男生自己。
他很惊讶,“戴着墨镜,还以为是年轻人耍帅呢”。男生独自一人,身边没有家人。他小心翼翼地问:“眼睛是一点都看不到吗?”“一点点光亮能看到。”对方平静地说。
这一次,他委托王耀祥陪他去协和复诊。原来他是后天致盲,“踩”中了千分之一的概率——因肺结核的治疗影响了眼睛。初诊的时候,大夫已告诉过他,救治可能性不大。他坚持做了手术。起初是乐观的,康复不错,可是慢慢地,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等到实在拖不下去,这才来了北京。
去医院的路上,男生正常地和他聊天,语气里透着希望。候诊的时候,他坐在门口的休息椅,墨镜架在头上,背包置在大腿,手机贴在耳边,认真“刷”短视频。看诊的人排了长长一队,他们耐心地等待了四十分钟,却没有好消息降临。大夫跟他说,来得太晚了,眼底已经完全坏死。坏死是什么意思?王耀祥心里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手机主板坏了,换摄像头也没有用了。
听到结果,男生没有追问。王耀祥看到他低着头,手指绞到一起。出诊室后,王耀祥很想安慰他,笨拙地说了句“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又给你打开一扇窗”,但对方没什么反应,也没有开口诉苦。男生没有歇斯底里,在旅馆门口下车之前,还说了一声“谢谢大哥”。
男生才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太可惜了”。他试图再想办法,“同仁医院看眼睛也厉害,要不再去同仁看看?”男生说:“没必要了。”聊起未来,王耀祥鼓励他,“可以试试拍短视频,抖音上有不少身残志坚的人创业”。男生对此没有信心,他说自己没有才艺,没人协助他拍摄,直播的时候也没法及时给人回复信息。
这个遗憾的故事,是他遇见过的许多件事情之一。尽管他可以尽职尽责地陪诊,帮他取号、报到,牵他上电梯,但除此之外的事情,他都感到一种无力感。二十多岁,是王耀祥心中一个人最好的年纪。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4月上旬。一位来自山西的丈夫,妻子身患血液病,无法来京,找到王耀祥,拜托他跑一趟中医院,替他取药。夫妻二人做服装生意,感情很好。男人特别叮嘱了好几遍,“早点去”。那天,王耀祥早上七点半抵达,对方回复很迅速:“到了以后直接进去找医助,我上次面诊时大夫七点就到了。”当时快递停运,男人都打听清楚,只有高铁托运能走,起步价130元。取药之后,王耀祥八点多赶到了高铁托运处,开往山西的火车十点发车,下午一点就能到太原,两点就能拿到药。
这次送药很成功。
过了一周,男人再次来找他,拜托他隔几天再去取一次药。他答应了。然而,比约定的取药时间来的更早的,是男人的一通电话。电话里,男人的嗓门很大、很急,问他能不能马上找个大医院的血液科和感染科的大夫给他妻子会诊。会诊要在短时间内同时抢到两个专家号,这难于登天。又过了十个小时,对方告诉他,不用取药了,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再联系”三个字带着某种不祥。某一天,他突然看到男人悼念妻子的朋友圈。朋友圈的照片里,他的妻子还是未患病的样子,涂着口红,眉毛精致,笑容灿烂。男人写,:“妻19岁与我定亲,22岁进了贫寒的小屋,与我相依为命,共建家园,用她弱小的身躯抵挡了三十多年的风雨雪霜……”
如果说希望的破灭是一时的,消解这份痛苦却是长久的,甚至永远的。他总是记起一位来找他帮忙办出院手续的母亲。她的女儿在北京住院过一段时间,计划着回家待一段时间再来,没想到回去之后,女儿就走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哽咽了。”这位母亲很感谢他的帮助,“拖了这么久,但是我们一直不敢面对,不敢再去医院”。他想把女孩的医保卡寄回去,对方说:“没有关系的,也没有用了。”
生死之外的小事
我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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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