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5日，川西北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

张国焘在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是军以上干部五十余人。会上，他拿出了自己拟好的"临时中央"名单。这份名单的特别之处在于——后来他自己承认，事先既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跟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谈过。他给的理由是"避免他们尴尬"。

名单第一条，是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其实早在9月12日，俄界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了留有余地，这份决定没有在党内公开，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中央当时还在给他留门。

两个月后，张国焘发电报给中央，要求"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到这一步，门是他自己关上的。

从1935年10月5日到1936年6月6日，八个多月。这八个多月，是党史上唯一一次有人另立"中央"。

他的底气，是那八万人

两军会师时的情景，是这件事的底色。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骑马来赴两河口会议，身后跟着三十多个带短枪的警卫。他扫过雨中迎接他的人群，眼神里的那点傲慢藏都藏不住。

不是没有缘由。他手里八万余人，队伍刚从川陕根据地撤出，军装齐整，迫击炮、重机枪堆成山，弹药管够；而中央红军只剩一万出头，衣衫褴褛，很多人连草鞋都没有，步枪平均每人不到五发子弹。

两河口会议上，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是定了的，张国焘举手赞成，动作标准得挑不出毛病。可会议一散，他回到驻地，风向就变了。他先是拿"组织问题未解决"当挡箭牌按兵不动，接着要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自己接任；再往后，要求在政治局里增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争军权、争人事、争政治局的票数——三件事是一件事。

中央为了团结，已经做了很大让步。可让步换不来他的转向。到毛儿盖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只能单独北上。

百丈关：八万人撞上二十万

南下之后，张国焘定下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作战计划》。名字很长，指向很清楚：把主力往川西平原上猛扑，打垮川军，在成都平原站稳脚跟。

部队当时的士气不低。口号是"打到成都过新年，吃大米"。短短十余天，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的一大片地区，毙伤俘敌一万余人。

刘湘怕了。他急调主力王缵绪、唐式遵等部，加上李家钰部，共计85个团、9个独立营、二十多万川军，压在名山及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

红军集中到百丈关及其东北的，只有十五六个团。

1935年11月16日拂晓四时战斗打响，红军很快击溃川军一个旅，六点左右占领百丈关，随后又拿下鹤林场、黑竹关。开局是漂亮的。第二天，川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扑，双方在河谷、烂田和松林里反复争夺。

这里有个要命的差别：红军擅长山地战、隘路战，而百丈关是开阔地、水田、村落。敌机一来，没处躲；炮火一压，长弧形阵地三面受敌。打到最后，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

这一战，红军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账面上不算输，可它没能打开川西平原的门。

此后部队一路减员，由八万余人减到四万余人，南下计划在实践中已经失败。

徐向前把那一笔账算得很清楚

多年以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复盘这一仗，用的是很不好听的词。

他说，问题在于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一个字都没往别人身上推：轻敌、急躁、战场选择失当，也是他自己的原话。

一个将领肯把这种话写进回忆录，需要的东西比打一场胜仗更多。

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军里顶着

军事上碰壁的同时，张国焘在党内也一步步失去了支点。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从一开始就反对分裂。张国焘派警卫排解除他们警卫人员的武装，又在9月15日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上公开围攻两人。他逼朱德表态反对北上，朱德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我是拥护北上的。

轮到刘伯承，他的回答同样干脆：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

卓木碉会议之后，张国焘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拉拢，说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刘伯承回他：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很快，他被免掉总参谋长，转任红军大学校长——一个有职无权的位子。

这里最要紧的一点，是朱德的分寸。他没有跟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周旋。徐向前后来有一句评价说得很准：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张浩从莫斯科回来了

真正让张国焘政治上塌掉一块的，是莫斯科那边。

1935年11月，张浩——也就是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这件事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来中断已久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重新接上了，二来，这给了他一个身份——共产国际代表。

瓦窑堡会议开完，张浩向中央请任务："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中央考虑到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有利于制止分裂，便商请由他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1935年12月16日，张浩致电张国焘，表明自己受共产国际派遣来解决问题、已会见毛泽东，并说"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有何话可代为转达。张国焘收到这封电报时的心情很复杂——他和张浩是早年一起搞工人运动的老相识，他觉得凭着私交，对方总不至于太冷淡。

于是他回了一封长电，分甲乙丙丁戊己六段，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把分裂的责任全推给北上路线。这封电报是以"中央"的名义发的，用意无非是求张浩承认。

张浩的回复短得多，态度却硬：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与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这段话等于当面否定了他那个"中央"。张国焘不甘心，又去电问了一句："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张浩已失去自由。

与此同时，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并电令他立即取消一切"中央"。

贺龙那一手，落在了最后

到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而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还要等到7月初。

所以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贺龙要兵那一手，不是取消"中央"的原因，它促成的是红四方面军最终共同北上。

甘孜会师之后，局面确实变了。张国焘派人以"工作团"名义送来大批小册子，内容都是攻击中央的。贺龙的处置只有一句：这些材料不发、不准看，看了的要处分；已经发下去的全部收上来。王震那边已经把文件烧了，贺龙连声说"烧得好"。

第二件事是要人。贺龙主动找到张国焘，语气很客气：你是红军总政委，也得关心关心我们；二、六军团长征损失大，你的人多，能不能调两个师过来？

张国焘居然答应了。他的算盘是，只要把贺龙拉过来，二、六军团早晚也是自己的。于是大笔一挥，把红三十二军划给了贺龙。

这一步他亏得极惨。红三十二军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九军团，本来就不是四方面军的嫡系。此消彼长，账算得清清楚楚。朱德给这件事的评价只有四个字：釜底抽薪。

贺龙还顺手要走了与中央直接联络的密码本——那本密码本是张国焘从军委手里截留的，中央多次催要，他一直拖着。密码本一到手，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7月2日的会师联欢会上，轮到张国焘讲话，贺龙就坐在他旁边，侧过身说了一句大意是"只讲团结、莫讲分裂"的话。那天，他准备已久的那篇讲话里，分裂二字没能出口。

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力争下，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最终决定共同北上。

三年后的那个春天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中央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他没有接受这份好意。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私自离开，在国民党方面的庇护下到达武汉，于4月17日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不久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共活动。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

从另立"中央"到投靠对手，中间隔了两年半。这条路，张闻天在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就预言过：他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当年那份决定在党内公开时，中央给的定论是：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说在最后

回到那三个名字。

刘湘是军事上的那一堵墙，二十多万川军把南下的门堵死了——他不是为了"粉碎"谁，他只是不允许别人动他的川西平原。张浩是政治上那根定盘针，他的身份让"谁代表党"这件事失去了争论的余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是那根一直没断的绳，把分裂中的队伍一点点拉回来。

而真正压垮张国焘的，是他自己那条路走不通。八万人打不下川西平原，兵越多，损失越大；越往南，越孤立。

野心这东西，最怕的从来不是有人拦，是它自己撞了南墙还回不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