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骑马持枪追毛主席，被李德一把按倒，60年后却等来一张烈士证

看电视里《伟大的长征》那个场景，我琢磨了半天。您各位想想，那是个什么场面——李特骑着马追上来，手都摸到枪套上了，李德一个老外，大个子，一把把他按在马下。两个人在那儿用俄语对骂，一个骂“流氓”，一个骂“赤色帝国主义”。这事儿搁谁看都觉得李特这人够愣的，可您要是真翻翻他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人不简单。

李特原名徐克勋，安徽霍邱人，1902年生人。您听这名字——“李特”，怎么来的？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因为个头不高，胖乎乎的，同学拿英语叫他“Little”，他也不恼，索性音译过来当了名字。这人打小就闷，在唐山交通大学念预科的时候，学校组织去泰山春游，别人在车厢里说说笑笑，他抱着本书看一路，要不就睡觉。可赶上唐山搞路矿工人大罢工，他像换了个人似的，上街声援、组织募捐，劲头足得很。学校党组织一看，这小伙子行，1924年就把他和曾涌泉几个人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了。

在苏联那几年，李特是真学了东西。后来转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那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地方，朱可夫元帅也在那儿念过。他跟刘伯坚、萧劲光、李卓然、傅钟这些人同窗，三个春秋下来，1930年回国。您注意这个时间点——李立三那时候正搞“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把在苏联学军事的人都调回上海准备武装暴动。李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回来的。

回来以后，周恩来派他到鄂豫皖。他在那儿干过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特委书记，当过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您听这些职务，全是跟训练、教育沾边的。徐向前后来跟人聊起他，说“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董洪国将军回忆得更具体，说李特讲战术课，从行军前卫连的战斗行动、尖兵连动作讲起，然后讲战斗战术动作、各级指挥、宿营警戒、侦察地形、构筑工事、兵力部署、各种武器在战场上怎么配合使用、怎么发挥火力，“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您品品，这是典型的参谋人才，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猛将。

可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一个咋咋呼呼的位置上。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闹分裂，要南下。中央决定连夜北上。陈昌浩派李特和黄超去追，让他们传达命令，叫红军大学的人停下来。李特飞马追到红三军团后尾，手下的几个人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李特自己呢，据莫文骅回忆，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干部，一面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后来跟李德动了手，跟彭德怀也吵了。毛泽东在半山坡上停下来，跟他晓以大义。李特听进去了，没再为难中央红军，只带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了。

就这一件事，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可您得琢磨琢磨，他是奉命行事啊。陈昌浩让他去的，他能不去？他去了以后态度过激、出言不逊，这肯定不对，可毛泽东说了话之后他撤了，没有真动武，没有把红军大学的人全拉回去。这事儿说破天，是执行命令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不是反中央的立场问题。李先念后来讲得很直白：“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1936年11月，西路军成立，李特当参谋长，军政委员会常委。两万一千八百人过黄河，对面是马步芳、马步青十二万多人，还有中央军嫡系。打了四个多月，弹尽粮绝，到1937年3月石窝山开会的时候，还剩不到三千人。陈昌浩宣布分散打游击，李卓然、李先念、李特他们八个人组成工作委员会，李先念指挥军事。后来左支队四百多人退到星星峡，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进迪化。西路军败了，可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在那个条件下工作很努力，宋侃夫说“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

攻打安西那事儿，有些书把责任推给李特，李先念晚年专门纠正过：“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您看，当事人自己出来说话，这比什么都有分量。

到迪化以后，西路军余部整编成“新兵营”。1937年11月李先念奉调回延安，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可转过年来，1938年初春，李特和黄超被诬陷为“托派”，秘密处决了。怎么死的、谁下的命令、尸骨埋哪儿，到今天也说不清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王明告诉他李特、黄超“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可您翻遍全国的托派名单，压根儿没有李特的名字。程世才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杜义德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徐深吉说“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

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他家里那头。李特离家以后，家里人再没收到过他的消息。1949年解放军南下经过霍邱，他老母亲拿着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徐克勋我儿归来”，走了八里路到白庙集上，坐在路边等了三天三夜。部队过完了，也没见着儿子。老太太第二年就病逝了，她哪儿知道，早在十一年前，她儿子就魂断天山了。

1996年6月27日，总政治部颁发《革命烈士通知书》，编号军烈字第（96）001号。烈士事迹栏里写：“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这份通知书寄到安徽省民政厅，在柜子里搁了两年多，霍邱县一直没收到。后来是刘士洪跑到北京去问，总政组织部打电话来，说1996年就寄了。刘士洪赶回合肥，在民政厅优抚处的档案柜里一眼就看见那个大信封，尘封了两年又一个多月。

您说这事儿，一个人死了六十年，平反的通知书在路上又走了两年。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的亲人都没有。可该来的还是来了，虽然迟，虽然慢，虽然中间拐了好几个弯。

我有时候想，李特这个人，一辈子干的都是参谋的活儿——起草命令、制定计划、训练干部、部署兵力，细密、周到、能吃苦。可历史记住他的，偏偏是那个他最不擅长的瞬间：飞马追上去，掏枪，骂人，被李德按在地上。这上哪儿说理去？好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后来把他收进去了，辞条最后一句写的是“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被错杀”。一个“错”字，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