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延平 | 买办和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上）

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买办的作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买办作为洋行的雇员，帮助洋行拓展在华业务。由于这个关系，买办便是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上的走狗吗？作为东西方之间商业的中介人，他们在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与外人发生竞争并有机会占上风吗？在有关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方面，暴发户买办又是如何支配其财富的呢？作为投资者、经营者和实业家，其作用又是如何的呢？总而言之，通过考察买办同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就能十分清楚地知其在经济上的作用。

外来的经济入侵

既然买办的职业是为外商服务，那么买办势所不免同外来经济对近代中国的入侵——即对华贸易和对华投资——问题有关。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中国人日益普遍地认为，自1842年至1943年一个世纪来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与西方接触，是有害于民族经济的。依据重商主义的理论，外人的经济入侵夺取了中国的利源，长期的外贸逆差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外商拥有所谓“条约制度”下的特权地位，以及对农业的破坏和对手工业的摧残，导致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也造成对中国人所有的近代企业的压抑。

中国并不是唯一屈从于外来经济侵略的国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同霍布森和列宁建立的帝国主义理论相呼应，某些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学者，最近在某些重要理论上有所发展。根据辛格——普雷比希——缪尔达尔（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收论”观点，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大造成了它们之间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平衡。外来的投资损害了贫穷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的出口发展会吸引它们现有的本国企业和国内投资，而出口发展所处却被外来的投资国吸收殆尽。

然而也有人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于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都有着重要作用。具体地说，国际贸易和投资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和外汇，而且带来科技知识、管理技能、技术人材、企业和行政机构以及产品和生产工艺上的创新。外贸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促使经济健全和增加参与国国民收入的基本因素之一。由此导致产出的水平越高，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越容易。外贸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随之也就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样，外国投资——这是外国入侵的某种象征—-也为民族主义的商业提供了动力，而这种民族主义商业又会努力促使本国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总之对外贸易和投资为接受国带来资本、技术和谋求增长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它们所缺乏的。

对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或缺陷，作一详尽和全面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分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它同西方的经济交往对它的长期发展有某些积极的影响，这几乎是没有疑义的。首先，经济交往造成了“外部经济”，扩大民族市场，提供训练管理人员的机会和将中国的储蓄引入近代投资事业的渠道，正如买办商人所作的那样的示范。然而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不发达的，这一事实使人认为这种积极影响是有限度的。从市场角度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是受出口吸引而生产，不是为中国国内市场而生产，重点更多是置于若干劳动密集形产品如茶叶、生丝等产品的生产上。依靠使用非熟练劳动而增加的出口，实际上都耗用于进口上了。以利润汇出的办法，将资金从中国引往国外，就可能感到外资企业母国的收入和就业因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的多重好处，但中国本身却感受不到。根据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现代部门的控制，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概而言之，就中外经济交往而言（不考虑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影响），目前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评定其是非功过。

这里的问题是，买办对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人投资的促进或抑制的程度如何。买办在维持外商洋行的业务开展、并是平稳地开展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很少有人争议。为此他们的同胞将他视为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急先锋，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更是如此。根据“吸收论”的观点，即使不提买办在鸦片贸易上的作用，而从他们同整个对外贸易和外人投资的关系来看，他们在经济上也大大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且不论这是否正确，问题在于，需要指出，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事情的另一面是否可以略而不顾？为了对问题作恰当地、历史地观察，人们必须考察外人在华投资的数额是否庞大，利润率是否很高。

国际资本流动早在十七世纪就已显得很重要了，但是1874—1914年间对外长期投资的增长率，则是国际投资史上的最高点。仔细地观察一下资本接受国，更可以看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国际资本流动在地理上是比较集中的。1914年以前英国输出的资本是流往美洲和澳洲的所谓“新殖民区域”，即沃野千里、人烟稀少的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英国输出的资本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是流往今天人所熟知的低收入并且是人烟稠密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外国投资。

虽然外国政府也同对华贸易和投资（除东北以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主要是商人私人在个人赢利期望的驱使下而经营的。起先，他们认为中国几乎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怀着很大希望前来开发。例如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某些英国商人认为，中国市场需要的纺织品将超过整个欧洲。但是，最近有一项关于净利润（扣除所有开支和纳税后的净额）同资产净值（资产总值同债务总额之间的差额）比率的研究表明，1872一1932年间外国在华企业的利润与资产净值比率，基本上是在5—20%之间，这一指标对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报酬是一种最好的衡量指标。同英国股份公司一般资本的收益率（1908—1937年时为13%），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1919—1928年为11%）相比，外人在华企业的利润率并不显得特别高，这同通常的论断正好相反。

外人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数额很小，外国在华企业的利润率也并不如预期的那么高，其原因何在？一个方面是中国不能同对外国资本有吸引力的“新殖民区域”相竞争；另一个方面，中国尽管屡遭挫败，但是，对于外来经济向内地的渗透大致上还是能抵御的。还有其它诸如国民收入的水平低以及中国文明等复杂因素。除了这些因素，还必须加上一个通常为人忽视的因素，即买办制度固有的巨额开支。

来华外商所赚得的利润必须同中国买办分享。在香港很有名望的华人何启在九十年代时曾断言，买办所赚的钱同外商一样多。这一估计在当时还是保守的，因为人们常常认为，买办实际所挣的钱比他们的外国雇主还多：他们凭“本地人的灵活和经营才干，足以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从商业交易所得的利润中，捞取最大的份额”。例如，中国海关的一个外籍税务司在1865年报告中说到“当买办的雇主完蛋的时候”，买办“却常常发财”；一家外人的报纸以同样的口气报导：“买办作为一个阶级，真是脂满膏肥，而它的外国主人却总是瘦骨嶙峋的”。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Julean Amold）也表示了这种看法，他曾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写道，他本人“听说过许多关于买办挣钱比他代表的洋行多的事例”。十九世纪末，英国有一个中国通也同样说，买办所得收入竟然两倍于他的雇主。

无论怎么说，雇用一个中国买办，对外商来说是很花钱的。中国海关某外籍税务司1865年在牛庄的报告中解释了外商赚钱之所以如此困难的原因：“如果外商……懂得有关银钱的知识……如果他们省去买办、看银师及其若干雇员的代价高昂的服务，那么大幅度降低开支才可实现，他们的收益也就会无限增加……现在他们即使以最有利的条件出售货物，也难免蒙受亏损。对此，据我所知，尚无办法可想”。

买办服务的代价昂贵到何种地步呢？1866年一个有过切身体会的外国人在天津报告：“没有中国助手是永远做不成生意的，但是，他们要向雇主收取经手货物的佣金，其数额相当于将货物运入中国的费用，对于英国制造业的主要货物的佣金相当于关税表所规定的进口税，这些费用肯定不是必要的。”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为了省钱，北方的许多中国商人派人来上海采购这些纺织品。当有人讨论在天津开设更多的洋行，以便在华北口岸建立直接的中英贸易的可能性时，该证人又继续说：“如果建立直接贸易的话，洋货的销售当然会回到设于此地［天津］的洋行之手；但是我们只盘算在某一方面节省开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贸易中还有另一种费用……我指的是买办抽取的费用，这个中介人集团比促使他们应运而生的环境存在得更为久长。他们的外国雇主有充分的理由责怪他们，但是无能采取什么步骤来摆脱他们无度的苛求。”

确实，正是这些买办的“无度苛求”，迫使某些大洋行从较小的条约口岸撤走其机构。1869年一个英国领事从天津报告：“大口岸的一些重要的英国进口行号曾经在一些较小的口岸设立过分支机构，但又发现与其扩大活动范围，不如集中更有利可图，因为在较小口岸的活动只能依靠那些依附于外商分支机构额外的、代价极大的中国雇员帮助才能进行，因此它们自然要撤走这些机构。”外国股东们对需要很大代价的买办甚至更反感。1871年F·B·约翰生从上海致函威廉·克锡说：“买办及其雇员对中国土货交易所加的‘榨取’以及对您那里的需索，使外商同本地商人的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买办的提成肯定是很大的，因为十二年后，约翰生又一次抱怨这些开支实际上将外商从中国的沿海贸易中驱逐出去，“我完全肯定，买办制度已被推向极端并达到极为有害的程度……看来中国雇员向我们抽取的佣金和提成，将扼杀外商的航运业，正如他们将外商从沿海的货运业务中赶走一样。”

既然买办被他们的同胞指责在经济上同外国帝国主义合作，并因此而阻遏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在“买办资本”和代表真正的中国利益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划了一条界线。然而人们很难分清这样的区别：首先，一个买办同一个独立商人之间的界线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个买办通常也有权自己经商；再者，一个“民族资本家”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闻名的买办，苏州席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同通常的观念恰好相反，一个著名的买办往往会变为一个真正的商人，有力地同他的外国对手竞争，如唐景星和徐润便是例证。对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来说，无法证明还有什么比这种竞争更可宝贵的了。

近代中国的商业发展

商业将农业同晚清经济中的政府部门连接起来了，地区间的贸易部分地满足了一般城乡交流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对外贸易也可被视为仅仅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买办商人的活动决非仅限于为洋行服务，因而他们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变为外商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中生气勃勃的对手。

国内贸易在国内贸易领域里，买办商人因受高额利润率的吸引，在一定程度上也投资于传统的中国式的企业。其中之一是典当业。这一行业非常有利可图，因此杨坊也于五十年代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新当铺。唐景星1858年在香港经营两家获利丰厚的当铺，1866年他从怡和洋行得到一笔10万两的贷款，便同怡和从前的买办林钦一起又开了一家当铺。唐景星估计这家当铺可获年利达40%。二十世纪初，上海业广地产公司买办孙庭焕（Sun Ting-Huan），也在他的家乡浙江绍兴拥有一家当铺。

买办中很少有人对土地作大笔投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王槐山，他从1865年起任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他在家乡浙江余姚买了七千余亩土地。象这种购买土地，然后以高额地租出租给农民的传统土地投资方式，很少为他的买办朋友所采用。然而，随着新出现的条约口岸迅速发展，就如谚语所说“寸金难买尺地”，买办也开始购买这些地方的土地，建房出租。徐润根据宝顺洋行股东爱德华·韦伯的建议，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及其附近地段搞到了3000亩（约合455英亩）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制造了2064幢房子，由此所得收入每天620两。据徐润说，在七十年代以前，上海房地产业的大老板是汪姓的买办。从八十年代起，何东是香港、澳门、天津的房地产大老板。因此，买办以某种方式对土地投资，解决正在发展的条约口岸的住房问题，促进了近代中国的都市化。

在地区际贸易中，买办商人则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在地区际贸易的商品中，他们感兴趣的是茶叶、生丝和盐。作为买办，他们按照指示，将茶叶、生丝从产区运到条约口岸。作为独立商人，食盐贸易吸引了他们，尤其是在六十年代。1859年以前曾任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买办雅记，1868年在食盐贸易中赚得60%的厚利。正是在他的鼓动之下，他的买办朋友唐景星也决定从事这一贸易。唐景星在1869年1月5日致F·B·约翰生的信中写道：“雅记在1868年的食盐贸易中赚了60%的利润，他向我保证，目前铜钱的比价低，并且运费低廉，已经为1869年的好年景奠定了基础。并且他认为，现在的引商将毫无障碍地在今后更多的年份里享有这一贸易的利益。”靠着怡和的帮助，1869年唐景星成为一个中国政府批准的盐商，从扬州运盐至汉口，希望赚到47%的年利。他充当盐商至少有三年。琼记洋行在九江的买办阿超（Achow）和汉口的买办刘绍宗，在1862年时也是盐商。曾担任过琼记洋行在福州的买办的唐隆茂以及曾是宝顺洋行买办的某个人，在六十年代都是以贩盐而闻名。唐隆茂1862年曾在汉口深有所感地说：“每个人都想做盐的生意”。由此可见，这一贸易肯定是获利丰厚的。

买办作为一个独立商人，还从事这样那样的中国沿海贸易。从南方装来糖，从北方运来豆类产品。有人曾对漕运办法作过一次未能成功的努力，从这一事情中可以看清买办在传统的销售方式中的作用。由于太平起义，漕粮经陆路而运入京师变得困难，1861年广东买办早已作好向京师供应漕米的准备。他们计划以自己的户名在中国和国外采购大米，然后运至天津。这些广东买办十分出名，就连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替叶幅在一份给恭亲王的建议书中也提出，挑选他们同美国商人一起负责经办漕粮运输。

买办私人的商业活动并不局限于沿海地区，而且远远地深入到内地。如新沙逊洋行在天津的买办（任期为1869—1884年）胡梅平（Hoo Mei-ping）“以自己的名义做很大的生意，在蒙古设立行号，在北京、天津和紫竹林开店，在上海也有一家钱庄和几家店铺”。

对外贸易

不过，买办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对外贸易，买办同对外贸易有职业上的联系。为了保持对外贸易的运转，买办常常起了一种开创性的作用，如内地采购制度就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代初，洋行在福州向本地商人收购茶叶，这些商人很不可靠，给洋行招惹了许多麻烦。1853—1854年间，福州的旗昌洋行买办第一次去内的茶叶产区，直接向茶农收购茶叶。自此以后，这种内地采购制度在福州就成为普通的方式。

买办对于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还在于凭他们的才干，将中国传统的经济机构也纳入其服务范围。他们的才干从钱庄的例子可以清楚地予以说明，买办同这些钱庄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钱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钱庄庄票是交易中付款的一种主要方式，而买办则是为这些票据的可靠性而向洋行作保的人。地在六十年代末，买办采用了拆票制度，钱庄同对外贸易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密切了。拆票是洋行对钱庄的一种短期贷款。买办还因为是钱庄合伙人而同钱庄有关系。杨坊和席正甫在成为买办之前，都是颇有名望的钱庄老板，著名的买办同时又是钱庄老板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如徐润、唐景星、严兰卿（见表8）。由此可见，这些以种种方式充当钱庄同外商之间中介人的买办，将钱庄纳入了为中国外贸服务的范围中去，这种作用恐怕是钱庄先前从未有过的。

买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从买办与海关官银号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些官银号是1842年为经办商人向海关纳税而建立的。由于买办比任何其他人更熟悉对外贸易，因此官员们任命他们办理中国最早的一些海关官银号。1884年，一个英国商人回忆1860年天津的情况时说：“我到达的时候，那里没有领事，没有海关，没有海关官银号。而通商大臣崇厚完全不懂同外贸有关的一切事务。1861年，为了向属于外商的货物征税，任命了三个洋行买办主管海关官银号……外商在这里聘用的最老的买办之一，现在（1884年）是该城的海关官银号的首脑。”人们还知道，另一个旗昌洋行的广东买办，从1878年以来一直主管天津的海关官银号。

人们很容易理解，买办为什么要在同对外贸易有关的货物生意中投资。陈竹坪和顾丰盛都是人所共知的出名的丝商。唐景星是一家大茶栈的合伙人，茶栈由他的广东朋友买办商人林钦和阿李经营，向怡和洋行以及上海的其它洋行出售茶叶。徐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茶、丝商人，他包办了对洋行的茶、丝和棉花生意。他还经营其它出口的土货生意，如蜡、烟叶和桐油。在汉口，琼记洋行的唐隆茂则同俄国商人做一些茶叶生意。

买办以自己名义做生意的时候，有时也直接从事国际贸易。举例言之，人们知道旗昌和怡和的买办，在五六十年代从事同日本的贸易。1859年A·F·侯德从上海写信给横滨的琼记洋行代理人说：“旗昌的中国佬三佑（San Yuk）送上了一大批中国货，最近赚了一大票。顾记（即顾丰盛，也是旗昌的买办）将在此地调查这件事。”五十年代末，顾丰盛也加入了对日贸易，并试图从日本天皇处搞一份茶叶专卖的执照。1859年怡和的买办雅记“同怡和合伙”从中国采购了“300包中国货，由‘特劳斯’号（Troas）运至大阪，花费9884两”。他的买办朋友杨坊，有时为自己的生意也到日本去。1860年，他从上海运了800包货物到大阪，包括古董，如“甲骨、龙涎和瓷瓶”，还有一包药材。通过怡和洋行，1851年杨坊向英国售出了140包丝，而1859年雅记也向纽约出售了10包。另一个同怡和有关系的买办阿魏（Awei），1870年“从日本得到关于榨油厂机械的公道的报价”，为了这一生意，他立即去了横滨。

与外商的竞争

对外商来说，买办的服务不仅是昂贵的，而且买办还逐渐变为他们在华商业最有力的竞争者，不论是地方性业务还是国际性业务都是如此。通过与外国人的长期往来，买办对现代贸易的经营和交易的各种方式，也变得同样内行。一个曾在远东经商的美国商人托马斯·诺克斯，1878年在《哈泼斯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买办人物》的文章，讲到“外国人同中国人这种交往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有利于外国人的。中国人（买办---本书作者注）学会了外国人无形中教给他的生意经，并且学得很好。现已证明，他……是一个比他的导师更强的对手。在所有的中国口岸，都有华人的钱庄，华人保险行，华人贸易团体，华人轮船公司以及其它企业。所有这些都由华人主管，为华人资本所支持。还有华人的进口商和出口商。”

买办们在商业活动中同外商竞争，迅速占领了中国地方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某些地盘。如小奥古斯丁·侯德回忆道：“关于‘地方贸易’，我指的是中国沿海各口岸之间的贸易，以及同邻国如泰国、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国各口岸之间的贸易。从前完全在外国人手中，但是由于中国人逐步熟悉了外国方式，他们自己占有了它。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做呢？他们象其他商人一样聪明，他们可以从钱庄那里得到贷款，他们可以使用电报，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中国无须支付佣金和经纪费用而外国人则必须付。”

到六十年代，中国商人，其中许多是买办，在上海、香港与其它条约口岸的转口贸易中变得日益活跃。由于他们能够比洋行更经济地经营，所以进口货的分配和出口货的搜集，逐渐集中于他们手中。江汉关税务司1864年报告说，中国人，尤其是粤商，正在有力地同外商竞争，“难以应付的对手已在中国人中出现，他们将进口洋货从上海运至汉口，由于他们毋须维持昂贵的机构，在那里他们就能以比外商低的价格出售。钱庄和某些代理行号也能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这使得粤商能在茶叶市场上同外国人竞争。”

这种趋势在九江也是同样地明显，那里的海关税务司在1866年的报告中，提供了中外商人各自所占比例的统计（见表9）。他发现，在该口岸的贸易中，由外国船只承运的外商货物的份额，在总额10119020两中只占了2457429两，“或粗略估算，外人占四分之一，中国商人占四分之三”。1867年天津的报告也同样说，外贸货物的经营逐渐地落入华商之手：“本口岸的洋货贸易……很快转入本地商人掌中，他们已懂得自己去利用由外商控制的一切便利设施（诸如轮船等），并迅速地赶走外商，不让后者参与在中国的牟利活动。”

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货物的经营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他们肯定也控制了国内贸易的一些货物。虽然上海的某些西方行号偶然也做这些条约口岸间的货物贸易，但是在货物托运人中，除了极小的比例是外商外，其余毫无疑问都是中国商人（见表10）。

掌握了国际贸易知识的买办，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同外商相竞争。据托马斯·诺克斯说，“买办人物”在日本很活跃，他们对“欧洲人的竞争，更甚于对日本人的竞争……他们成功地在外商的利润中挖取了大笔的油水。”在印度尼西亚，“华商稳稳地截走了生意，直到获得最满意的结局，为此而把一些外国洋行撵出了生意场。”此外，买办还广泛地在东南亚的其它地方经商，如曼谷、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爪哇和马尼拉。

作为工业投资者的买办

十九世纪的中国近代企业，往往面临着那些典型的不发达经济或前近代化经济的一个问题，即由于资本的相对匮乏和借款的利息高昂（六十年代上海的商业短期贷款的年利率高达10%至15%），因此要搞到长期投资的资金是极为困难的。而买办通过同外商的长期往来，已拥资巨万，并且认识到设立近代企业的重要性和有利可图，在其它阶级产生同样的意图之前，他们就已愿意投资于这些企业。虽然他们也在中国传统方式的企业中投资，但是这类投资只构成其投资总额的很小部分。

从条约口岸的各中外轮船公司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买办向近代企业投资的才干和意愿。以唐景星为例，对他说来，那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投资方式的运行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有成效，仅仅数年后，他便放弃了。从1869年起，唐景星的注意力日益集中于轮船业投资。他成为英资两家小轮船公司，即公正、北清轮船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1870年他向一艘轮船“南浔号”投资（30000两），这艘船是由怡和经营的。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对另外两艘船也拥有股权，其中一艘是琼记经营的。1872年，当怡和将该行拥有的各个航运事业合并为华海轮船公司时，唐景星又当选为董事。

当时，唐景星对轮船业的投资在他这批买办同行中决不是绝无仅有的。早在1859年，琼记洋行的买办们为购买“火箭号”（100000银元）而投资15000银元，这是该洋行在长江上的第一艘船。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该洋行的其它船只也作了投资，如“山东号”（82000两）、“江龙号”（20000银元）、“金山号”（45000银元）、“汤姆·亨特号”（50000银元）和“苏晏拿打号”。1862年旗昌洋行组织了旗昌轮船公司，这是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轮船企业，也是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最大的一家，当时该洋行的买办认购了创业资本100万两中的大约三分之一。该洋行在上海的买办陈竹坪和顾丰盛分别投资了130000两和150000两。并且，顾丰盛还是旗昌轮船公司货栈金利源的主要投资者。陈竹坪不仅在旗昌洋行的轮船企业中投资，而且还在琼记经营的轮船上投资（见表11）。到1874年买办们在旗昌轮船公司的投资总额达到600000两。

公正轮船公司是由一家英国企业轧拉佛洋行在1867年组织的。六十年代末它的股东包括郭甘章、唐景星、李松云和郑观应等这些著名买办。人们也知道同孚洋行与北清轮船公司也谋求买办们在资金上的帮助。通过与地方商人团体合股筹集资金的办法，旗昌的股东们使用起来是如此成功，以后1873年恰和洋行设立华海轮船公司的时候，就如法炮制。这家新公司的创业资本总额299000两，其中买办认购了60775两，或者说占了20.3%，其它的投资者几乎全是外商。（见表12）

中国人拥有并经营的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的组成，买办商人的资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73年，当唐景星辞去怡和买办的职务，应总督李鸿章的邀请成为政府倡办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时，他所面临的便是筹集资金的问题。由于李鸿章是想使商人们也承担企业的部分风险，便将这家新企业组织成合股公司。李鸿章希望唐景星从上海商界得到总额1000000两的投资，为此唐景星作了艰苦的努力。1873—1874年间，他成功地筹集了资本476000两，到1877年资本总额已增加到751000两。

这笔资本的大部分是由买办商人认购的，这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唐景星本人外，他的朋友徐润在1873—1874年间认购了约120000两。当1881年1000000两的资本全额收足的时候，在徐润名下认购的为240000两。1882年，实收资本增加至2000000两，其时徐润的认购总额也增至480000两。1897年徐润在呈给总督李鸿章的一份“各事节略”中申述，除了他认购的480000两以外，他还“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其他买办商人，如六十年代汉口和九江的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七十年代怡和洋行在福州的买办阿魏，人们都知道，他们也都拥有股份。

1872年，伦敦的约翰·斯怀尔公司和上海太古洋行的首脑约翰·塞缪尔·斯怀尔能够为他新设的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在伦敦筹集了360000英镑（相当于970000两），到1873年这家公司是中国唯一从国外获得其资本的轮船公司。因此从1862年至1873年设于上海的这六家轮船公司实收的创业资本总额达到3171000两，买办商人投资了约975975两（占30.8%），其余主要由外国人出资，包括伦敦的英国投资者（见表13）。

买办商人对轮运业一直表现出历久不衰的兴趣。一家新的轮船公司——鸿安轮船公司由华商和英商合办于1891年，拥有资本约为20余万两。这笔资本至少有70%是属于华商的，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怡和、太古洋行以及轮船招商局的买办。从1872年至1893年，买办商人无疑构成了华商拥有的轮船公司的主要投资者（见表14）。在新一代的买办中，虞洽卿在二十世纪初至少投资了100万两，成为轮运企业中最大的华商投资者（见表15）。

除了轮运业以外，买办还对其它形式的近代企业大量投资。

开平煤矿，即中国第一家大规模的近代煤矿企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77年以来，唐景星对发起这一新的工程是起了作用的，以后又出任了常务董事，他负责的主要是筹款。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成功的，在1878年至少筹得200000两，到1882年资本已增至1000000两。1889年，为了开掘新的煤井和购买轮船，唐景星去上海筹集追加资金。随后，“有可靠依据”的报告说，他已获得了500000两的新股本。一家英文报纸说唐景垦的成就是“过去五六年来，任何矿业或其它行业的合股企业的华董都不能完成的任务。这有力地证明唐景星在上海和其它地方的富商阶级中享有的威望。”从其它外资和华资企业在筹集资金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来看，唐景星成功地筹集资金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唐景星在开平的继任也不能为该企业筹得股本。

实际上，买办对近代矿业的兴趣，并不是始于1877年的开平煤矿，它最早可追溯到六十年代。由于大部分在华的外国大洋行都行驶轮船，外国合股人试图在本地获得煤炭。1863年，琼记洋行派出买办到湖南和湖北，购买开平煤矿的土地。1877年，当唐景星在直隶省组织开平煤矿时，宝和洋行（Evans，Pugh & Co.）广东买办杨德已经以资本100000两在安徽开办了池州煤矿公司。在近代型的矿业中，买办对煤矿特别感兴趣。从1863年至1886年，他们在煤矿业所作投资在两百万银元以上，差不多两倍于其它来源的资金（见表16）。

除了煤矿以外，买办对其它类型的矿业也很感兴趣。早在1889年，唐景星及其他的朋友就致力于同恰和洋行合营一家地处镇江附近的石墨矿，但是，清政府未予以批准。1873年琼记洋行同宝顺洋行的前买办亚帝达成了协议，在海南岛合伙经营“铜矿和其它矿”。1882年热河省承德府的三山银矿公司是由另一个买办李文耀设立的。1886年，一个有过买办经历的广东人何阿梅（Ho A-mei 何献墀）对广州附近的各种矿业都深感兴趣。据一家外文报纸报导：“何献墀先生本人已开办了两家矿业公司，每家资本100000两，进而又得到离广州一天路程的从化（广州府的一个县）的一家铁矿和一家铅矿及阳山（广州西北100英里的一个县）的一家金矿的开采权。”著名的买办徐润和郑观应以后也投资于近代矿业（见表17）。

买办同样也密切地参与了中国的近代纺织企业，这类企业中的第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是1878年由彭器之发起的，他从前可能也是上海的一家英国洋行的买办。1878年他在给李鸿章的呈文中声称，他能以轮船招商局那样的方式发行股票，筹募500000两必需的资本，李鸿章倾力支持了这一计划，为了分担彭的管理事务，应其所请派去了“硕学买办”郑观应。但是在发起人之间发生一次不幸的破裂之后，彭器之于1979年退出了计划。总督委派了郑观应和龚寿图两个候补道担任该企业的首脑。郑观应作为该局的总办，面临着筹集足够资本的重任。在500000两（每股100两，计5000股）实收的创业资本中，郑观应仅能募集到352800两。中国棉纺织发展史表明，买办商人不断在这一行业里投资。1910年上海的怡和买办祝大椿，筹办了中国最大的棉纺厂。1890—1910年间中国创办的二十七家华资纱厂中，有八家是由买办商人发起并出资的（见表18）。

关于机器制造业，除了官办的军事企业以外，买办们对这一行业也表现出巨大兴趣。1883年，当时还没有一个华商注意到这类企业，而祝大椿于该年以实收创业资本100000银元（约合72000两）在上海独资创办了源昌机器五金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额。这类企业中的第三家，也是最大的一家是由另一个买办，即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志尧以699000银元（约合500000两）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1883—1913年间，买办*关于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号一事，已为有的学者所否定。参阅谢商《关于祝大椿源昌机器五金厂的调查》，《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译者注在机器制造业中的投资，超过了政府和官绅或其他商人的投资（见表19）。

当杰出的工程师麦克唐纳·斯蒂文森爵士带着发展铁路企业的建议于1864年来到中国时，广东商人，包括某些买办，对他的计划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可以肯定的是，某些买办（诸如唐纪常和吴懋鼎）担任了常务董事，同铁路事业利益攸关，另一些则在铁路开发的早期就表现出兴趣（如旗昌的陈竹坪），不.过在铁路开发的过程中，他们的投资额还不清楚。1906年粤汉铁路变为私人合股企业后，太古洋行的前买办郑观应，以及德忌利士洋行买办陈赓虞是两个最大的股东。

虽然买办在现代银行业中投资的准确数额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证明，他们对此一直是有兴趣的。八十年代汇丰银行的华籍股东包括汇丰自己的买办罗寿嵩、怡和的买办魏甫记（Wai Poo kee）和地亚士洋行的买办吴志唐（Woo Chee Dong）。大东惠通公司于1890年设立，到1895年它的100000股的股份中，52600股是属于华商的，他们中许多人有买办经历。九十年代他们可能还投资于中国通商银行和丽如银行。同时买办还试图创办由中国人拥有并经营的近代银行。早在1876年唐景星就提出过一个计划未获成功，但1908年四明银行建立时，实收创办资本为150万两，虞洽卿和朱葆三是主要的发起人和投资者。

买办是投资于保险业的第一批华商。轮运企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反应，水险公司首先建立起来了。怡和洋行创办了谏当保险行，怡和的一些大买办，如何东、何福与何甘棠在八十年代都认购了保险行的大量股票。买办同行中有更多的人在此后十年中投资于火险和人寿保险公司，如瑞记洋行的吴少卿（Wu Shao-ching）、横滨正金银行的叶明斋等。早在1876年，就有两家属华商拥有的保险公司即保险招商局与仁和水险公司创办了，这是买办徐润、唐景星、郑秀山和其他人投资的，每家实收的创业资本都有20万两。

关于公用事业，1882年唐景星曾计划对天津煤气公司投资30000两，经他的努力，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都认购了该公司的股份。当1888年这家煤气公司正式建立时，任天津汇丰银行买办的吴懋鼎成为它的发起人和投资人之一，到九十年代他占了一个董事席位。1882年在上海，唐茂枝和李松云大量投资于外商控制的申光电灯公司，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电力企业。在九十年代，王一亭是上海内地电灯公司董事，朱葆三是汉口自来水厂和广州自来水厂的董事。

此外，买办在其它各种形式的轻工业中也有投资。中国玻璃公司1882年建立，是唐茂枝、李松云和陈可良三个买办努力的结果，它是一家中英合资企业。在100000两实收的创业资本中，他们认购了80000两。其它的买办投资者包括徐润、韦文圃和郑秀山。同年，李松云和曹子俊，同其他人一起，投资于中国熟皮公司。1886年吴懋鼎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这是一家中国企业，也是中国火柴业中第一家大公司。1897年吴懋鼎的买办同行叶澄衷和宋炜臣在汉口创办了燮昌火柴厂，拥有资本420000元，超过了天津火柴公司。怡和的祝大椿1898年在上海独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碾米厂，拥有400000两可观的资本。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买办中祝大椿也许可算是近代企业的最大投资者。他做煤炭和其它矿物的生意，经营若干艘在新加坡、上海和日本之间行驶的轮船，对工业企业如碾米、面粉、缫丝、打包、纺织和机器制造等各类工厂也作了大量投资（见表20）。到1913年，他在各家近代企业中投资了大约200万两。而他在近代企业投资者中的最高地位，受到了他的买办同行，上海的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志尧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在1910年后的十年中，朱志尧也进入显赫的华商投资者之列（见表21）。

由于政府高级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专注于军用企业，买办的兴趣所在，便主要是非军用的活动领域。他们不仅主持并大量投资于中国第一批轮运、矿业、纺织和机器制造等大型企业，而且在创办其它新式企业也居于同胞中前前茅（见表22）。由于买办投资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资本额，目前所知仍是不完整的数额，在这些企业中部分是以外商名义注册的，以及买办中有许多人是对外资控制的企业投资，因此买办投资活动的全貌还不是完全清楚的。例如，到九十年代末，航运、棉纺和银行业中的西方企业实收资本的大约40%，是属于中国投资者拥有的。六十年代，他们在18家洋行的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七十年代为27家，八十年代为21家，九十年代为64家。至1894年，中国投资者在五分之三的外资企业中分担管理的职责，在这些企业中他们大约投资了400万两，这些投资者中许多是买办。要计算出在整个中国早期工业中买办资本的准确数额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的资本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些关键部门如轮运、采矿、纺织和机器制造等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却是令人瞩目的。

〇本文选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方桥梁》，《第六章：买办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872年上海外滩局部照片。[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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