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清祖籍遵义仁怀县（现仁怀市），贫农出身，小时候家里很穷，维持生计都极端困难。7岁时，他去私塾上学，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所以报名后点了名他就没有去读，辍学后就在家乡挖煤。王绍清在黑魆魆的晚上到煤洞里帮别人背煤，有师傅在里面挖，他靠把煤背到洞外赚点工钱，做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敷不了嘴（吃不饱饭），生活还是没有出路。“我就去背盐巴，跟母亲从仁怀老家的二郎滩背到湄潭县的马桑坪，又跟父亲从马桑坪背到遵义县的南白镇，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王绍清回忆说。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家乡闹饥荒，王绍清就跟着大家四处逃难，但却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一路讨饭，逃到江西，一起逃荒的人都分散了，各走一方。

1934年王绍清逃荒到江西，8月在江西赣州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毛主席的部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当时是彭德怀任军团长。到了军部以后，他搞后勤工作，跟着部队行进，从江西经过湖南后转回到贵州。“那时只知道走路，不知道是过封锁线。到了湖南湘江，前面的战斗部队过，我就跟着转移。转到广西，又折回湖南，到了贵州的黎平县后就一直北上，过贵定、瓮安、乌江，最后到达遵义。他们住在遵义的老城，部队就在那儿开会商量事情。我那时年少，这些关于部队的事情都不许打听，住了几天出城后，往桐梓方向走。”王绍清说。

“参加革命，走的路不少，但是初期我很少打仗。”王绍清告诉记者。红军四渡赤水时，王绍清从家乡一个叫土城的地方走过太平渡（位于泸州市古蔺县）到四川。从四川走回来以后，他都不知道是渡赤水河，只晓得跟着前面主力部队奔东走西。听从上级的命令，领导吩咐部队撤下来往西进、往东走，那时不准他们问话，红军长征是保密的。后来他一直在后勤总部，跟着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他们一起往前走，折转到云南。之后到了四川会理县，过不了长江，他们就过金沙江。前方部队在打，后勤人员还是在城外。王绍清回忆说：“部队一直北上，路过少数民族地区，不准说话唱歌，很多时间都在走夜路，两人之间用绳子拴着臂膀。到了四川天全县，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我们，在那里部队暴露了目标，受了损失。没办法就撤出来，大概有五六里远，翻过山之后就到西昌的瑶山，下瑶山后就到了懋功（现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过大渡河，在大渡河来回兜圈子。”到了甘孜一带，由于没有吃的，看到老百姓的庄稼没有收割，他们就去帮着收割麦子，弄点吃的。之后领导把钱放在纸盒里，写上数额、情况，塞在老百姓家的墙缝里面。1935年六七月份，部队翻过夹金山，过草地。“那时我很幸运，跟着毛主席，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走出草地了。”王绍清激动地说。1935年10月，部队到了甘肃，又是一直北上，到了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吴起镇（延安市吴起县中部），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胜利会师。之后王绍清所在的部队就开到了陕北延安的瓦窑堡、王家寨，那时候他生病住院了，出院后被分派到前方的补充师师部当通讯员。

1936年，返回延安，毛主席带领部队过黄河，攻打山西，后来王绍清才了解到红军将领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遭国民党军阻击牺牲。王绍清说，5月，回到甘肃后，他就在供给部的警卫连站岗放哨。在甘肃天水，前方战斗很激烈，他们在后方耐心地等待消息。12月，部队来到甘肃和陕西的交界，抄小路下去，经过陕西淳化县，到了泾阳县的云阳镇就驻扎下来。“我们就去淳化县城运粮食到云阳，部队准备攻打西安，攻打蒋介石的部队，那时蒋介石的军队驻扎在潼关。要出战时，部队示意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避开我们。”王绍清说。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北方正全力抗日。王绍清说：“红军在云阳一带进行整编，改编成八路军。那时跟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承认抗日，但他把杨虎城关了起来。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极力支持抗日的，八路军称他们俩为抗日前方友军总司令。整编以后，我们就开赴山西前线。”在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打垮了来犯的日军，仗打完以后，王绍清和供给部的同志负责打扫战场。之后部队转移到一个兵站，他的脚被大车压伤了，仍然坚持慢慢走，从寿阳县过正太铁路（现在的石太铁路），到达昔阳县。后来部队休整，进行训练后就返回延安了。“我没有跟着前方部队去延安，我在长治市武乡县给一二九师部队送款，在晋东南一带我所在的警卫团把日本鬼子打败了。”王绍清说：“部队之后又往北，经过晋中高平，到了长治市沁县一个叫小东岭的地方，开会研究情况，我们住在村子里。这时，日本鬼子九路围攻，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调来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才粉碎了日军的围攻。”他们在沁县一带活动直到日本溃败。之后，部队转到河北的沙河县西边，前方买了布匹，他们供给部就负责运送回来做军装。

王绍清回忆说：“1941年，我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前方总校学习，训练打仗作战。我和其他学员还到山西开荒种地，播种以后又开学。在太行山这一带我们就负责给部队做衣服、运物资。那时候，我知道有银行，银行有两台保密的机子，不准我们过问，开始印的是布票，后来是用纸印，印的是冀南币，到了银行我们把钱运来在部队里发放。”1942年，朱德和彭德怀组织全线108个团在山西太行山开展百团大战。王绍清说：“日本鬼子攻击司令部，彭老总下命令，不管是机关还是后勤部门，都得组织起来准备作战，在住所后山上蹲守着，第三天晚上日本的援兵来了，就奉命撤退。”1943年，他所在的供给部与一二九师合并，抗大改为前方太行八分校，他们基本上在太行山一带活动。1944年，部队到河南林县（现林州市），跟叛匪、叛军打仗。之后，王绍清到汤阴县一带做地方工作，不到半月就拉回来攻打林县。“休整以后，我被分到太行大军区八分区修武县大队二连二排，当排长，然后就在辉县、淇县、焦作一带打游击，一直到日本投降。前方部队接管城镇，叫我们进城，国民党的军队来进攻我们，占领了城市，把我们撵到山旮旯里去。后来国民党被打退了，我们又把城市收回来了。”王绍清说。

在王红红的印象中，父亲王绍清一生赤胆忠心、平和质朴，工作和学习都非常认真勤勉。小时候，父亲常给孩子们讲参军打仗的故事，讲到和首长一起作战和战斗激烈的时候就很兴奋。他自己虽多次受伤，但面对凶恶的敌人，父亲毫无惧色，总是尽力打赢每一仗，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

王红红说，父亲在部队里受到良好的教育，那种严谨求实的精神促使他始终如一、不打折扣地积极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在多年的革命和工作中，父亲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组织和大家的信任。在王绍清的家里，记者见到他获得的奖章、勋章、证书等，装了满满一大箱。“父亲不许别人损坏他的这些东西，叫家人收放保管好，他把它们视若珍宝！”王红红说。

王绍清不管是早年在部队还是后来在公安劳改一线，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小时候文化低，十分珍惜每次的学习机会。在抗日军政大学、十五军军部教导队学习期间都很努力，获得好成绩。

王红红回忆着说，父亲这个人从小到现在都是老实本分、诚恳忠直的性格。1979年，国家实行精简下放政策，劳改科撤销，单位上处理不需要用的物资，有人推了一车送给父亲，父亲坚决不要，他认为绝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当时王绍清还没有到离休的年龄，组织就安排他到毕节机械厂任第二政委，他也依然勤勤恳恳工作，绝不给单位拖后腿。

据王红红回忆，父亲自1951年6月起在毕节地区专署公安处劳改科工作。她在上小学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到劳改科下辖的金沙大水农场（金沙窖酒厂的前身）、黔西岔白农场、毕节机械厂（毕节监狱的前身）三个农场检查工作。他对工作从不马虎，非常负责任。王红红还记得和父亲坐客车去岔白农场，车到黔西一个叫野老坝的地方，下车走小路到农场里面。因为工作抓得到位，这个农场生产经营很红火，效益不错，当时毕节机械厂生产的汽车配件销路比较好，而且还组装生产了运输车。高中时，记忆中父亲经常出差，很少在家，在大水农场蹲点就长达数月。

王红红说，父亲一直以来都很勤奋，他很喜欢买历史等类型的书。父亲由于行动不便不能外出，他就拿钱给当时上高中的孙子帮他买。父亲常读书，当书上的某些片段合乎他那个时代部队情况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当初他和首长、战友就是这样熬过来的，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一次看望父亲的时候，他都是手持放大镜仔细读书。

王红红说，父亲给她的感觉就是本分诚恳、热爱劳动，心胸宽广、心地善良，从不计较名利和个人得失。父亲觉得他现在能过上这样的幸福日子已经很知足了，没有什么奢求的。“他从不给组织增添麻烦，不向领导提过分要求。从不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子女的工作，我们几姊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姐是当知青后找到的工作，弟弟是当兵后找到工作单位的，妹妹是招工进工作单位的，到现在都还是工人，而我是考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父亲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对于子女的工作他不会走‘捷径’徇私，不会向领导提出要求。”王红红对记者说。

王绍清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教育子女要奋发图强，做什么事都必须持之以恒。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常以自己忠诚勤俭的人生故事来告诫家人，生活要勤俭，热爱劳动、遵守纪律。他希望子女认真学习，为国家、为毕节试验区做出更大的贡献。“父亲三番五次对我们说，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为国家的强大着想，为人民的幸福着想。你们要踏踏实实做人，诚诚恳恳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好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面对记者，王红红这样说。

王绍清在毕节公安处治安科工作时，虽然关心仁怀老家的乡亲们，但是他没有擅自用手中的权力来帮家乡贫苦的乡民来实现“农转非”，没有托关系通过非常规渠道帮乡亲们找工作，面对老家的父老乡亲，他鼓励大家通过自身的刻苦拼搏来改变命运。他总是按照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来做事，时时刻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鲜明本色来严格要求自己。

王红红说，父亲和蔼慈祥，从来不发脾气，一见面就告诫我们要按时上班、不准无故请假迟到。“父亲就像是我们身旁的警钟，给我们敲响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警告，指引着我们朝着正确的人生方向前进，帮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王红红向记者描述父亲的形象。

王绍清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很长。

王红红说，父亲几十年来对党的忠诚，在骨子里和实际行动上都表现得很执着。他自觉遵循党的方针政策，从没有忘记党的关怀和培养，经常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期交纳党费，即便是身体欠佳、行动不便，也叫家人按时把党费交了。记者在毕节监狱采访时看到了他的党费清单，每月按时交上50余元的党费。王红红说：“父亲从来没有对组织有特别的要求，现在年纪大了，党组织的学习等活动他想去也去不了，每次都要特别叮嘱儿女们记得帮他按时足额交纳党费。”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他看了电视播放的地震新闻后日思夜想、坐卧不安。当毕节地委、行署发出向灾区捐款的倡议时，他慷慨地捐了1000元；当毕节监狱发出向灾区捐款时，他毫不犹豫地又捐了1000元；当党员交特殊党费时，他又交了1000元的党费。王绍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忠实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只要知道有这种号召捐款的事情，他都会毫不犹豫坚持要捐钱，为党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王绍清那种对党的拥护支持的信念没有因时代、时间、环境、年龄的改变而变更过。

王绍清离休以后在家过着平淡简朴的生活，精心栽花弄草，把花草当做宝贝，怡情养性，心态十分平和，对组织、单位、家人都未曾抱怨过。“平平淡淡才是真，是父亲最好的写照。”王红红说，父亲脾性温和，回顾走过的岁月，父亲和家人都融洽相处，并且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作风，从不挑剔、吃得清淡，从不吃剩一口饭，非常爱惜粮食。父亲经常告诫儿女们生活要俭朴，不要铺张浪费，多为家乡毕节做贡献。

“父亲热爱毕节，十分关心毕节的发展，虽然年高，但不忘询问了解家乡的建设发展情况。”王红红说，2010年，她们带着王绍清去参观洪家渡水电站的时候，看到宏伟壮丽的建设景象，感受着蓬勃发展的时代气息，父亲喜上眉梢。

离休以后，即使高龄，视力不好的王绍清每天都要拿起放大镜看《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等报纸。在看书看报过程中，只要读到有关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息，他会记得特别清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儿女们到贵阳看望王绍清的时候，他就马上将从报纸上了解的信息告诉他们，并经常向在毕节工作的子女询问毕节的发展变化情况。“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父亲就会问毕节怎么样了，贵州的‘金三角’进行得怎么样了？”儿女们回答说各级领导鼎力支持毕节试验区，毕节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很好很快，铁路、公路、机场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王绍清听后心里无比欣慰，他说：“毕节每一届的领导班子齐心协力、改革创新、锐意发展，把毕节的工作抓得很好，使毕节各项事业能够突飞猛进，我由衷感到高兴。”

2011年7月，王绍清被邀请参加贵州省监狱系统成立60周年大会，被省监狱管理局评为2009—201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他顾不上年迈，按时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受到时任省委领导的亲切接见。与此同时，王绍清被毕节监狱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每逢建党节、建军节、春节，毕节市委领导去慰问他，他特别高兴，感谢毕节的领导还记得他，感谢领导对他的爱护和关怀。

王绍清虽然离休了，但他的精神还没有离休，他的心没有离开党、没有离开群众、没有离开毕节试验区。老红军的光辉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依然是他生命的本色。王绍清于2020年8月1日去世，享年101岁。

文/毕节试验区杂志社 陈泽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