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创新南极禽流感监测工作

全球范围内，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病毒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之间的传播越来越广泛，还出现零星传染给人类的病例。近期HPAI病毒出现在南极洲，传统的动物捕获和流感检测方法已被证明存在困难，且在后勤保障上不具备可操作性。由于南极地区缺乏参考实验室且基础设施不足，流行病应对措施迟缓，出现地方性暴发时，能采集或检测的样本寥寥无几。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Peter Thielen和柬埔寨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du Cambodge）的Erik A. Karlsson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呼吁制定数据收集创新策略，以便针对多种样本类型进行面向田野的快速表征。研究人员认为，为保护南极生物多样性，亟需调整政策并加强生物安全防控规程；倡导通过加强全球协调以及各国项目、旅游运营商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智能监测”网络。

利用野生动物追踪技术监测并管理疫情暴发

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种群的威胁日益加剧，导致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死亡疫情频发，包括目前在野生动物中持续蔓延的禽流感大流行，以及人畜共患病原体溢出事件，如新冠（SARS-CoV-2）大流行。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Ran Nathan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提出了一个利用动物迁徙和传感器生物记录数据来检测和管理疫情暴发的新通用框架，旨在强化疫情的早期检测，提供关于哨兵宿主健康状况和死亡率的近实时更新（near-real-time updates），并揭示感染引发的行为变化。将历史和近实时生物记录数据与疾病监测数据相结合，还能对疫情的时空动态进行前瞻性评估，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缓解溢出风险，并支持疾病防控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野生动物疾病生态学：非侵入性寄生虫监测的新兴方法

非侵入性方法正日益重塑寄生虫和疾病监测工作，既减轻了宿主应激和伤害，又为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拓展了新机遇。来自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University of Debrecen）的Tamara Szentiványi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探讨了这些依托分子技术、公民科学和计算方法，来监测寄生虫、媒介和宿主的新兴方法。这些工具可以提高时空覆盖范围，支持对稀有或濒危宿主及寄生虫的监测，并有助于理解传播途径和疾病动态。但其可靠性取决于严谨的验证、标准化的操作规程以及对方法学局限性的认识。尽管这些方法无法直接替代侵入性方法，但它们确实为野生动物减轻了相当大的负担。整合非侵入性方法为推进疾病生态学、野生动物健康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西尼罗河病毒在英国定植的生态风险因素

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是一种人畜共患的蚊媒病毒，目前正在欧洲各地蔓延，主要归因于气候及其他环境变化。随着西尼罗河病毒在越来越高的纬度被检测到，人们担心该病毒可能会传入英国，英国的生态条件最终可能支持该病毒的持续传播。西尼罗河病毒能否在当地定植，取决于携带病毒的迁徙鸟类与本地媒介之间的时空重叠。但目前对英国关键媒介物种的分布和物候学了解尚不全面，必须更新认知，以便优先开展西尼罗河病毒的监测和应对工作。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Georgia Kirby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回顾了有关欧洲大陆西尼罗河病毒生态学以及英国蚊类物种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评估西尼罗河病毒在英国的定植风险。

气候变暖对禽类疟疾的隐性影响

温湿度平衡的失调对全球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并影响传染病传播。来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 UFMG）的Érika Martins Braga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Spotlight短评，介绍了Theodosopoulos等人对北欧温带地区野生鸟类种群开展的长期研究，该研究表明，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禽类的疟原虫感染率显著上升。

饱受干旱之苦：水资源短缺如何重塑宿主-寄生虫互作

全球范围内，干旱正在加剧，不仅重塑了生态系统，还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但干旱对传染病的影响尚不明确，有时甚至显得自相矛盾——水资源短缺往往会加剧与水相关的感染。这种复杂性源于干旱不仅会减少水资源供应，还会重塑决定病原体传播的宿主-病原体互作。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Pieter Johnson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Review综述，综合分析水相关疾病的理论和实证证据，确定了干旱改变感染动态的三个生态机制：将生物体集中到不断缩小的避难所中；选择性地促进耐旱宿主、媒介和病原体的生存；以及加剧景观范围内的传播异质性。通过将水文变化与核心流行病学和生态过程联系起来，该框架突显了干旱期间可能被选择的寄生虫性状和策略，同时为在水资源匮乏情况下预测感染提供了基础。

解构宿主质量有助于理解疾病生态学

不同生态群落之间的疾病风险存在差异，这是因为物种在宿主质量（即对寄生虫适应度的贡献）方面存在差异。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的Liesje Mommer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提出了一个由四部分构成的宿主质量框架，统一了植物和动物领域的术语，并利用该框架阐明了宿主的抗性（resistance）和耐受性（tolerance）这两种防御策略如何与宿主质量的不同组成部分相关联。该框架不仅可轻松扩展至多寄生虫系统，还有助于探索考察专性寄生虫与泛性寄生虫之间连续谱的新途径。对宿主质量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形式化处理，有助于整合不同领域的疾病生态学研究，并揭示生物多样性与疾病风险的关系。

共传播与共感染：不同尺度下的寄生虫互作

寄生虫与寄生虫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发生在宿主内部，也发生在宿主之间，但这两种尺度很少被综合考虑。因此，学界在预测跨尺度互作的综合效应、厘清其对关键生态结果的相对贡献，以及准确识别宿主-寄生虫进化响应的驱动因素方面，仍存在能力缺口。来自英国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Andrew D. Dean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将理论流行病学中标准的“易感-感染”框架（susceptible–infected framework）加以扩展，以明确纳入跨尺度的寄生虫-寄生虫互作。研究人员指出了在传播过程的每个步骤中，此类互作可能发生的位置——无论是宿主内部还是宿主之间，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实证案例。研究人员证明，整合这两个尺度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多寄生虫系统的进化生态学，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毒力进化的权衡：一种“假说分层”方法

理解毒力（virulence，即病原体对宿主造成的危害）的进化，意义重大且影响广泛。毒力进化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权衡假说”（ trade-off hypothesis），即毒力与传播能力之间看似直截了当的关系。但与该假说相关的术语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不利于该领域进展。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的Mathias Franz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为解决这一问题，采用“假说分层”方法对与该假说相关的思想进行结构化、可视化呈现，并阐明，“权衡假说”实际上是由众多不同假说和权衡关系构成的复杂体系，厘清了文献中常用术语中的歧义和偏倚。研究人员希望这有助于更精准地理解“权衡假说”的内涵，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且更精确的假说检验。

穆勒棘轮作用下的泛性进化

寄生虫宿主范围的扩大通常被视为对异质环境的适应性反应，以及权衡取舍。来自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Cock van Oosterhout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提出了“棘轮驱动的泛性”（ Ratchet-Driven Generalism, RDG）理论：在某些寄生虫中，宿主范围的扩大可能是在失去有性重组后，以非适应性方式产生的。根据穆勒棘轮（Muller’s ratchet）理论，有害突变会在无性繁殖或重组频率极低的谱系中积累。随着时间推移，基因组侵蚀会削弱宿主特异性适应性，包括宿主互作基因。与此同时，寄生虫基因型之间的竞争筛选减弱，会削弱对宿主特异性表现的选择压力。因此，那些仅在不同宿主间具备生存能力的基因型便可能得以存续。RDG理论预测了功能衰退和选择效力降低的基因组特征，并指出，这种泛性可能是暂时的，因为持续的基因组侵蚀会增加灭绝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概述了用于检验RDG的比较基因组学测试方法。

动态宿主微生物组的成本与效益

所有物种体内都栖息着一个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种微生物组具有动态性，会呈现季节性、日间甚至每小时的变化，但同时也需要具备韧性，才能为宿主发挥重要作用。进化生态学关于微生物组动态的研究重点，一直在于它如何促进宿主适应新环境。但迄今为止有一个问题基本被忽视了，那就是：宿主需要对微生物组进行调控，这一过程耗费资源，因此宿主需要权衡微生物组与其他适应性相关性状的资源分配。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智能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Intelligence）的Mark A.F. Gillingham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并指出，通过收集纵向数据，在自然脊椎动物系统中研究这些权衡关系，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塑造宿主-微生物组互作的进化机制。

共生形式与种群动态之间的涌现反馈

共生关系指不同物种之间长期存在的物理相互作用，包括互利共生、共栖、剥削和竞争等多种形式。研究人员发现，共生形式可能会随着共生伙伴种群密度的变化而改变，因为种群密度会影响每个物种的成本和收益。反过来，共生形式可能也会影响物种的存续、种群动态，并最终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来自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的Lutz Becks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基于此提出了“密度-共生反馈”（density–symbiosis feedback）这一理论概念：种群密度影响共生形式，而共生形式反过来又影响种群动态。这种动态互作要求我们重新评估传统的生态学概念，并建立一个涵盖共生形式灵活性的理论框架。

利用生态网络绘制微生物共生体的影响图谱

微生物共生体能够显著重塑宿主的生物学特性，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改变大型生物体之间互作的强度、方向，甚至决定互作本身存在与否。但将微生物纳入群落层面的研究框架，仍然是一项重大的生态学挑战。来自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Marina Morente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以昆虫与兼性共生体系统（insect–facultative symbiont systems）为模型，展示了生态网络分析如何揭示这些隐藏的复杂层次，从而对群落功能形成更深入的机制性洞见。研究人员将可检验的假说与多层网络（multilayer networks）、随机共灭绝模型（stochastic coextinction models）以及互作重连（interaction rewiring）等工具相结合，为揭示共生体如何驱动生态与进化动态提供了路线图，为将微生物性状与生态系统水平影响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微生物对宿主生活史权衡的影响

所有生物都必须在生长、维持和繁殖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由此产生的权衡限制了生物的适应能力。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Lauren Petrullo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Forum短评并指出，宿主相关微生物组（host-associated microbiomes）是动态的资源引擎，能够为宿主产生并重新分配能量和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可能重新调整对宿主生活史进化至关重要的那些权衡。

生态体制转换中的宿主-微生物组维度

气候和局地压力的加剧，增加了生态体制转换（ecological regime shifts）的风险，尽管已取得进展，但尽早识别这些临界点以采取行动依然很难。这一不足反映了一种以宿主为中心的视角，该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宿主相关微生物组——这些微生物群落能够通过调节应激耐受性、辅助恢复以及借助抑制性化学互作来稳定替代状态，从而塑造生态韧性。来自意大利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的Luca Rindi和Alexander H. McGrath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提出了一项研究议程，旨在通过将实验室和野外环境中的新型微生物组干预措施与生态体制转换测绘工具相结合，同时开发基于微生物组的早期预警指标，将宿主相关微生物组整合到生态体制转换生态学中。通过宿主相关微生物组的视角重构生态体制转换理论，可以提供实用的工具来预测崩溃、改进监测并为及时干预提供依据，从而在全球加速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更具适应性和韧性的保护工作。

海洋环境变迁下的共生潜力：围绕浮游植物互作的新兴问题

浮游植物每年固定全球一半的CO₂，并驱动着关键的全球营养物质循环。浮游植物依赖与细菌、病毒和原生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对这些互作的理解仍然不成体系。来自德国海德堡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的Flora Vincent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Review综述，阐述了“共生能力”（symbiotic capacity）——即生物体发起、维持和调节伙伴关系的能力，这是一个可量化的性状，对于浮游植物生态学以及浮游植物如何在海洋变迁中保持韧性至关重要。通过借鉴动物行为学中的“廷伯根四问”（Tinbergen’s four questions），研究人员揭示了浮游植物共生能力研究方面存在的关键知识空白。尽管关于浮游植物共生关系的功能效益、分子机制及进化起源已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但其发育动态却几乎完全未得到研究。要将分子机制与行星尺度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联系起来，需要提出第五个问题，并建立合适的模型系统，例如角毛藻属硅藻（Chaetoceros diatoms），这类模型既便于实验室操作，又具有生态意义。

宿主与媒介微生物组的相似性可预测免疫介导扰动及媒介能力

媒介传播疾病的传播具有高度异质性，但现有模型主要侧重于气候、宿主密度和病原体负荷。来自法国阿尔福国立兽医学校（É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Alfort）的Alejandro Cabezas-Cruz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并提出，宿主与媒介微生物组的相似性也是一个生态轴，此前传播生物学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吸血过程中，媒介会摄入由宿主微生物群塑造的、源自宿主的免疫效应因子。当免疫靶向依赖于共同的微生物特征时，微生物组相似性可预测媒介肠道内免疫介导扰动的程度，从而改变定植抵抗力并影响病原体的建立。这些效应取决于具体情境，可能增强或抑制传播。该框架提出了可验证的预测，将微生物组相似性、免疫介导扰动以及跨系统的媒介能力联系起来。将微生物组相似性纳入传播模型，有助于解释传播过程中的异质性，提升对生态机制的理解并优化干预策略。

微生物是否介导了疟原虫与蚊媒之间的节律性互作？

昆虫媒介吸血活动的昼夜节律，决定了寄生虫在宿主与媒介之间传播的具体时间。在媒介体内，寄生虫会受到包括免疫和营养在内的多种生理节律的影响，这些节律会影响传播的成功率。最近在肠道微生物中发现的节律性，加上已知微生物通过调节媒介免疫代谢以及与寄生虫的直接互作来介导疟疾传播，这些发现表明，微生物对寄生虫与媒介互作节律性的影响未得到充分重视。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Naomi Riithi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整合了时间生物学与进化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微生物介导了蚊虫易感性和疟原虫发育的节律性。鉴于蚊虫微生物群的节律性活动很可能受到蚊虫叮咬节律变化的影响，了解传播发生的日内时间如何影响疟疾传播刻不容缓。

利用微生物生态学防治蚊媒疾病

蚊子传播的病原体每年导致70万人死亡。基于微生物的病媒控制（即减少病媒种群数量或阻断病媒体内病原体发育），为降低病媒传播疾病的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提供了一种创新途径。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Kerri L. Coon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探讨了在蚊子中广泛应用基于微生物的病媒控制所面临的挑战。研究人员探讨了蚊虫相关微生物群落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传播途径、影响候选微生物控制剂在蚊虫宿主中定植和存活的因素，以及开发可靠工具和方法以验证实验室种群观察结果能否可靠地推广到野外种群的必要性。研究人员特别强调了理解蚊虫与其原生微生物群落互作背后的微生物生态学机制，如何为针对蚊虫及其他节肢动物病媒的成功控制提供指导。

揭秘虱子与内共生菌的自然实验

昆虫与内共生微生物形成了密切关系，这使其能够适应环境并促进了物种多样化。来自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Bret M. Boyd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考察了关于寄生虱（Psocodea: Phthiraptera，啮虫目：虱类支系）内共生细菌的研究。虱子及其内共生菌过着隐居生活，每对“虱子-宿主”和“虱子-内共生菌”都在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进化。因此，每个虱类谱系及其相关内共生菌都是自然重复样本，有助于理解内共生在类似生态条件下是如何产生和进化的。尽管虱类内共生菌是垂直传播的，但它们与虱类宿主之间的共物种化水平却出人意料地低。相反，系统发育基因组学证据表明，内共生菌是从自由生活的祖先反复、独立获得的。每次获得之后，内共生菌谱系都会经历进化速率的加快和基因组缩减，在保留维持共生关系所需功能的同时，丢失了功能冗余的代谢途径。

寄生现象：警戒信号的一个潜在驱动因素

具备警戒信号特征的动物将对捕食者不利的特性（如毒性）与警告信号（如醒目的体色）相结合。尽管毒性和体色能有效抵御捕食，但在寄生情境下，这些特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警戒信号的动物所使用的许多色素都是抗感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此外，醒目体色的动物还会利用有毒化合物来防御寄生虫和病原体。寄生虫和病原体不仅通过免疫和毒性对体色施加选择压力，还在性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伴侣的选择往往取决于醒目的体色和抗感染毒性。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Jacobus C. de Roode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Astrid T. Groot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并提出，生物性状通过警戒信号提供捕食者保护，而寄生现象很可能是这些性状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色彩斑斓的寄生虫：动物体色研究中被忽视的新领域

几个世纪以来，动物丰富多样的体色一直令研究者着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物体色具备从吸引配偶到躲避捕食者等多种功能。尽管许多不同分类群的寄生虫都具有色彩斑斓的体色图案，但在此背景下，寄生虫体色的适应性功能却长期被忽视。来自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Ryota Hasegawa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探讨了寄生虫体色可能具有的适应性功能。研究人员首先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入综述，总结了寄生虫体色的一些潜在功能；随后针对寄生虫体色图案，提出了若干可能的生态学、进化学和生物地理学假说，并勾勒了这一引人入胜的研究前沿的未来方向。

寄生操控的神经策略

寄生虫通过在宿主神经系统内定居获得了战略性立足点，从而能够精确操控宿主行为。尽管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但互不相关的后生动物类群却通过趋同进化，将目标锁定在相似的神经通路之上。行为变化有时会被视为感染的非适应性副产品，特别是在研究不足的系统中，这使得识别真正的行为操控变得困难。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类副产品可能是适应性策略的进化前身。在某些类群中，例如寄生性藤壶（ rhizocephalans），神经交互似乎是整个类群进化的基础。最近的研究进展正在揭示具体的神经元靶标、分子效应因子以及操纵行为的精确时机。来自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Ben Gurion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Zoological Institute RAS）的Aleksei Miroliubov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并指出，随着学术研究超越描述性研究的范畴，寄生虫神经科学有望为大脑功能、进化动态以及生物工程领域的潜在应用提供新洞见。

感染双腔吸虫的蚂蚁具有可逆的登顶行为

枝双腔吸虫（Dicrocoelium dendriticum，吸虫纲）的幼虫会促使蚂蚁宿主用上颚将自己附着在植物上。受感染的蚂蚁会在数小时后脱离植物，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重复这一附着/脱离的循环。来自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University of Lethbridge）的Cameron P. Goater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Forum短评并指出，认识到宿主行为改变的可逆性，有助于加深对宿主操控这一普遍现象的理解。

流浪动物与病原体传播

流浪现象在各类动物分类群和生物界中均有发生。当流浪动物携带病原体，便成为将疾病传播至新地区的潜在媒介。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José R. Ramírez-Garofalo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Forum短评，呼吁将流浪现象视为全球病原体传播的一种潜在机制，并探讨利用流浪动物进行病原体生物监测的可行性。

运动中的感知：蜱虫的主动感知行为

尽管蜱虫作为疾病媒介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感觉生物学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最新研究结果挑战了将蜱虫视为被动响应宿主信号的观点，并揭示蜱虫会主动塑造感觉信息的获取方式。通过调整体态、前肢位置和寻觅高度，蜱虫能够调控刺激的暴露程度，并产生反馈以调节其当前行为。这一视角强调，宿主寻觅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形成不仅取决于线索的存在，还受环境背景和内部状态的影响。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Göttingen）的Carola Städele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综合了来自行为学、生理学和感觉能量学领域的新兴证据，从主动感知视角阐述蜱虫生物学，并概述了反馈驱动的感觉控制如何影响蜱虫与宿主的接触、栖息地利用以及病原体传播能力。

进化的答案：自然选择让蜜蜂在螨虫和病毒的威胁下幸存

复杂的宿主-媒介-病毒相互作用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挑战。全球范围内，西方蜜蜂遭受了大量蜂群死亡，主要归因于已发生宿主转换、能传播病毒的体外寄生螨——瓦螨（Varroa destructor）和梅氏热厉螨（Tropilaelaps mercedesae）。宿主种群可通过自然选择在螨虫侵染中存活下来，这为蜂群健康提供了一种长期策略。但宿主-媒介-病毒的共进化需要这一三元体系进行局部适应，而这一机制目前尚不明确。来自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的Peter Neumann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提议通过一种全球性方法来利用自然选择，重点对蜂群存活率、螨虫侵染水平以及繁殖螨的控制进行标准化监测。研究原生和适应性螨虫宿主、宿主转换现象，并比较易感宿主与幸存宿主，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宿主-媒介-病毒系统的理解。该策略既能促进人工饲养和野生宿主种群的蜂群健康，也能为其他宿主-媒介-病毒互作提供洞见。

梅氏热厉螨：在新型蜜蜂宿主中的快速地理扩散

一种在整个南亚和东亚地区危害巨型蜜蜂的体外寄生螨——梅氏热厉螨（Tropilaelaps mercedesae），传播至西方蜜蜂（Apis mellifera）并扩大了其分布范围，最近已蔓延至东欧。 这一情况令本已岌岌可危的西方蜜蜂养蜂业雪上加霜，该行业正苦于应对另一种名为瓦螨（Varroa destructor）的入侵性体外寄生螨。来自美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的Geoffrey R. Williams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ohenheim）的Kirsten S. Traynor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Review综述，回顾了梅氏热厉螨在其原宿主和新宿主中已知的生物学特性及致病机制，探讨了当前的监测与防治方案，并指出了知识和防备措施方面的不足。研究人员还对比了梅氏热厉螨和瓦螨的自然史，以期为未来研究和宣传工作指明方向，从而促进相关方对该螨虫日益扩大的影响范围作出及时应对。

立即行动，保护寄生虫：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利用现有知识和工具，寄生虫保护工作已经展开，但需要寄生虫学家们进一步协调参与。任何专家都可以根据基于寄生虫地理分布、种群规模以及种群趋势（如有）的标准化指标，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红色名录（Red List）评估寄生虫。相关证据正通过宿主关联数据、数字化博物馆标本及文献综述进行汇编，随后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寄生虫专家组进行同行评审，以确保科学严谨。这些评估直接关联从地方到国际层面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规范下的保护规划，并可为寄生虫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提供依据。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Chelsea L. Wood团队在Trends in Parasitology发表Opinion观点并指出，通过共享数据和专业知识，寄生虫学家可以将寄生虫学知识转化为保护行动。

昆虫病原生物农药对益虫的潜在风险

昆虫病原体（entomopathogens）被广泛用作生物农药，通常被认为对环境无害，尤其是与合成杀虫剂相比。来自澳大利亚查尔斯斯特尔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的Geoff M. Gurr和土耳其迪亚巴克尔植物保护研究所（Diyarbakır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Adil Tonğa团队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Opinion观点并提出，昆虫病原体对益虫（包括害虫的天敌、传粉者和碎屑食性动物）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基于致死、亚致死及行为影响方面的证据，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影响可能会削弱生物防治、传粉和养分循环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当前的监管框架未能充分应对这些风险，尤其是慢性影响和多营养级影响。最后，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生态学考量进行部署的具体建议，包括优化施用时机、菌株选择，以及纳入现实暴露情景的监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