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从小生活在乌蒙高原和在乌蒙高原奋斗过的缘故，我的伯伯周树芬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对家乡人民有着一种诚挚的爱，哪怕年逾九旬，身体不太好，依然时刻惦记着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当我去贵阳看望他时，他都会问这问那，了解家乡的情况，了解乡亲们的生活，了解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变化。当我向他介绍试验区已是今非昔比、各项建设事业正高歌猛进时，他脸上绽放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作者与伯伯周树芬（右）到毕节烈士陵园拜谒夏曦烈士墓

伯伯周树芬，是一位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大方，当时年仅15岁的伯伯得知这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便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成了一名红军小战士。在革命的队伍里，伯伯先后担任过通讯班长、营部文书、作战参谋、管理股长、供给主任、后勤处长等职。1952年转业后，担任过贵州省石油公司经理、省商业厅副厅长、毕节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等职务。1983年离休时享受正厅级待遇，2004年组织上又明确享受副省级待遇。2010年去世，享年91岁。

我从小就在伯伯家生活、读书，虽然从未听到伯伯谈他过去的戎马生涯，也不甚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但对他的一些生活往事、平凡琐事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伯伯在毕节地区行署任职时，我已是一名中学生。伯伯不仅供我的吃、穿、住，供我读书，而且对我特别关爱，要求特别严格。伯伯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努力学习，今后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很不正常，各行各业比较混乱，许多学生荒废学业，参与胡闹，搞游行、搞批斗，贴大字报。伯伯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对我说：“别跟他们胡来，毛娃儿些懂个啥，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斗来斗去，斗得乌烟瘴气，斗得生产无人抓、工作无人干、学校不上课，成什么体统？”伯伯对我的要求，就是要自觉学习。学生以学为主，学好知识是自己得用，任何时候国家都需要人才，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正派而有所作为的人。荒废了学业是自己害了自己，今后对国家对社会就不会有什么作用。

伯伯语重心长，说得句句在理，我没有忘记他的谆谆教诲，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并且在他的人格、他的品质、他的严谨、他的言行的感染下，学会了明辨是非，懂得了善恶美丑，懂得了如何做人，懂得了如何做事，生活和工作受益匪浅。

伯伯干什么事情都行得正站得直、问心无愧，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当年，他被派到湘黔铁路大会战现场担任毕节地区民兵师师长，指挥湘黔铁路毕节段的建设。据当年和他一起在湘黔铁路工作过、至今仍然健在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伯伯是一个讲原则、讲正气、讲实际、能吃苦、敢负责的领导。在建设工地上，他不是坐机关下命令、搞遥控指挥，而是经常和基层工作人员商讨施工大事，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一有空，就是到工地上去走走看看，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对策。有时去得远了，不能回到驻地，他就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并且从不白吃，每次都如数交纳伙食费。尤其他的穿着不讲究，平时就是穿一套蓝布中山装，戴个呢绒帽，穿双解放鞋，许多工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闲逛的老头，当他问起施工中一些事情时，工人们不理解，还闹出一些笑话，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不懂得施工，在这里问些啥。当大家得知他的身份后，才恍然大悟，说他太不像“官”了，和一般老百姓差不多。

我认识的一位老领导，是原毕节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名叫王国珍，也是当年在湘黔铁路参加会战的老干部。当我向他请教当时我伯伯的一些情况时，他把话匣子一打开，仿佛是在回顾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他说：“周老专员啊，真是个好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作为老红军、老革命、老干部，勤俭朴实、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摆资格，一点也不打官腔。在他手下工作，很开心、很省心，干什么事情，都是商量的口气，不是生硬的下命令。没有一个不佩服不敬重他的。”王老回忆说，特别是对施工安全问题，伯伯更是当作天大的事情来抓，每次会议都要反复强调，施工大都是开山炸石、打隧道、修涵洞，危险性很大，首先要讲安全；参加会战的民工，人人都是家里的宝贝，作为管理者，要为他们个人负责，要为他们的家庭负责，同时也是为国家负责。再一个就是要保障工人们的生活问题，他想得很周到、讲得很具体、说得很实在，安排很细致，很体贴工人。他说工人们每天劳动强度很大，体力消耗很大，虽然不能保证吃好，但必须保障吃饱，不能让工人饿着肚子干活。还有就是关于施工管理问题，他要求要讲究施工进度，更要讲究施工质量。他说这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是造福百姓的大事，任务十分艰巨，不能马虎，所做的工作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干好了大家都是功臣，人民不会忘记。王老还说，我伯伯说话朴实，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拉拉杂杂、长篇大论，而是干干脆脆，既简简单单，又明明白白，使人听起来很入耳，很在理。

是啊，伯伯作为一位老领导，平易近人是他的一大特点。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星期天或节假日，他的通讯员给他送报纸、信件到家里，他都客客气气让座，亲自沏茶，有时还坐下来拉些家常，摆些闲龙门阵，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伯伯的工资每月不过百把块钱，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但他生活十分简朴，常年蓝布中山装，家里的家具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旧物件。他从不抽烟喝酒，对家人严格要求，历来省吃俭用，打紧一切开支。为了省钱，伯伯还自己做馒头、做酸菜、做菜豆花、磨包谷面、做包谷饭等食品，并夸耀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对于一些有困难的群众，他时常慷慨解囊，三十元二十元的给人资助。记得有些老百姓有时会到家里来向他反映情况，他不嫌弃、不拒绝，而是热情接待，认真听取、认真解释、认真办理，还招呼喝茶、吃饭。伯伯经常说，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特殊困难，是不会轻易去哪里反映问题的，要理解他们，能够解决的要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不能让人家反复跑来跑去的。尤其对于个别远道而来的乡下人，他担心人家没有生活费、住宿费，就自掏腰包接济，并叫人家以后有什么困难多向组织反映。我每次看到的来访者，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伯伯是个出了名的“老传统”“老正统”，从不搞歪门邪道，从不以权力谋半点私利。他在行署工作若干年，分管财贸系统，管钱管物，较有实权，难免有一些熟人或家门族内三亲六戚来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问题，但只要是谈到采购紧缺物资、找工作或者是调动工作的，他都是耐心解释、严词拒绝，从不做出有违原则之事。即使是自己的小孩也要“打铁靠本身硬”，不论在哪里、干什么，从不插手、从不过问，包括儿女的婚姻大事，亦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本来想请他老人家帮忙安排在一个好点的单位，可是一开口就被拒绝。他说：“你在部队搞宣传工作，回地方安排在宣传部门，对口得很，多好啊，还要挑精选肥的干啥，干什么不一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关键是要干好，不要给人丢脸。”听他这么一说，我还有什么讲的，只好服从分配，从事在部队干的老本行。其实，按当时他的职务，这点小事打声招呼是容易办到的。但是，对于此类开后门托人情的事儿，他从来不仅不帮忙，还要批评。伯伯的这种“老正统”，在今天人们看来，真是有点不可理喻。实际上，这就是他的党性原则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生中有一种敬仰，是不得不佩服的一种力量，不得不追求的一种向往。正因如此，才有一种向善的执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在我的心目中，伯伯的为人、伯伯的品质、伯伯的风范，就是我的一种敬仰。他不仅是我深深敬仰的一位贤德厚道的长者，而且是我深深敬仰的一位朴实的共产党员，一位平凡而可钦可佩的师长，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革命、老干部！（作者系毕节市国防教育办公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