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王振雅）10月，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打召村。凌晨四点半，柏华丽把背篓从墙角拎起来。血压计、血糖仪、电子秤、一台十来斤重的一体机、一沓随访表，最上面塞进一个饭盒、一把伞、一个水壶。背篓上肩，她推门出去，手电的光打在山路上，只有一小团，晃晃悠悠往坡上挪。“得赶在六点半前，到最远的那几户人家。去晚了，人就上山了。”

这样的清晨，柏华丽已经过了十几年。在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郑顺英走了32年；在四川泸州合江县法王寺镇石佛村的柳启卿走了34年；在四川泸州合江县符阳街道，陈光琼和她的家庭医生团队背着B超机、心电图机走村入户，也已12年。扎根山区，他们有个共同名字“背篓医生”。

他们背着背篓、跋山涉水，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山区行医，背篓里装着一个村庄的健康，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医疗服务送到山区村民家里，他们走的路也是中国基层医疗最难走的那一段路。

一副背篓约30斤，

“抓着路边的草、小灌木往上爬”

背篓是竹编的，上口大、下底小，两根背带勒在肩上，走起来会随着步子轻轻晃。在云贵川的山区，背篓本是背猪草、背苞谷、赶集用的家什。到了这些基层医生身上，它变成了出诊箱。四川合江一带楠竹多，集市上就能买到，几十块钱一个。家庭医生陈光琼的背篓用一两年就得换，“山路磨，背带断，篾条散，磨损太大”。

为什么不用背包、不用医疗箱？

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打召村乡村医生柏华丽的回答很实在，“背篓装得多。更关键的是，遇到不好走的路，它能解放双手，我可以抓着路边的草、小灌木往上爬。”在那些一边是崖、一边是坡的路上，两只手是救命的。箱子要拎，背包会滑，只有背篓能稳稳贴在背上，还能把仪器裹在衣服和塑料布里，防潮、防摔。

这副背篓不轻。

柏华丽的背篓约30斤，体重秤、血压计、台账，一样不能少。郑顺英的背篓最重时34斤，听诊器、血压计、体重秤、各种台账、家签本等全塞在里面。陈光琼的背篓里是B超机和心电图机共20多斤。

走山路难免摔跤。

郑顺英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她和同事去江对面下乡，路面常年潮湿，脚下一滑就摔了，手骨折。同事从山上采了草药，给她敷上、包扎好，她没下山，也没停工，接着把当天那几户走完，“我们那儿常年下雨，只适应穿劳动鞋、防滑鞋。”

柳启卿摔得更狠。他从一个山坡下坡，“小路很陡，草又深”，脚下一滑，人整个滚了下去，滚了十多米，背篓和人也一起滚到坡底。回到家他用药内服外敷，躺了十多天才慢慢好起来。

柏华丽摔过好几次。摔到后来，她不敢骑车，也不敢开车。“路太陡了，有的地方路又湿滑，我有阴影了。”于是几十公里山路，全靠一双脚。

“一路上疲惫不堪，突然一个气球摇摇晃晃吹到我眼前，心情瞬间格外舒畅。”10月20日23时23分，柏华丽在朋友圈记录下当天上山随访的经历。扎根山区几十年，她仍保持乐观心态，她说，“大山里没人，一路上只能自己苦中作乐，每当看到村民期盼的眼神，真挚热烈。他们需要我，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散、险、多、重，

做基层医疗服务不易

“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就是希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对于扎根在山区的基层医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郑顺英医疗服务覆盖的辖区特点是“散”。丙中洛镇丙中洛村，590户、1838人，分成16个村组，东一家、西一家地挂在半山上。最远的村子直线距离3公里，绕起来往返五六公里。全村200名慢病患者，按规范每个季度要随访一次，一年至少入户6次，这意味着她一年里有两百多天在上山随访的路上。

郑顺英和同事曾救过一个独居的高血压老人。老人子女都在外打工，药停了一周，突发不适倒在地上。邻居打电话给她，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告知邻居不要随意移动病人，她和同事拎着急救箱跑到老人家里，为老人监测血压、血糖、心率，及时对症处置和同事抬着担架上门，然后转去卫生院会诊。两个小时后，老人血压稳住了，当天送回家。郑顺英说，“过后他和家人感慨，还好有我们村医。”

“我们村医9点上班、5点下班，但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辖区内居民一有紧急就医事项，往往会第一时间联系村医，一个村子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村医都要管。”32年来，郑顺英最大的成就感是，“当年打针的小孩，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我打针。”

柏华丽管理的辖区特点是“险”。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打召村1700多人，23个村民组，全散在山里。一个组五六个自然寨，一个自然寨可能只有两户人家，户与户之间并不挨着。全村只有她一个村医，山里没信号，有些老人家里打不了电话，谁路过就托谁带个口信，这种近乎原始的方式，至今仍在用。

这里村民健康意识比较落后，她说，“他们觉得一顿还能吃两三碗饭，就是身体好。等到卧床了才说是病。可卧床了，村民就走不到卫生室了。”于是她只能上门，小病送药，大病劝转诊。

村医柳启卿的辖区特点是“多”。石佛村1100多户、3900多人，村卫生室的工作都由村医承担。柳启卿记得,一位70多岁的老人病在床上，一天多没吃东西，邻居到村诊室找了他，他赶过去，一边治、一边给老人煮饭。连着治了7天，也连着做了7天饭。后来，老人好了，逢人就说村医好。

陈光琼的辖区特点是“重”。她是符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的医生，带着一支9—10人的家庭医生团队。每年进村集中体检时，她和团队就背着B超机、心电图机进村，给独居老人、失能老人做体检。辖区里高血压患者8715人，糖尿病患者3086人，留守老年人数千人。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率，在家的做到了100%。

陈光琼还讲了一个让她至今心里发沉的病例。入户做B超时，她发现一位村民肝脏明显肿大，当场反馈，村民转到上级医院后确诊肝癌晚期。“如果早几年查，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她说。

从“请神”到“看病”，

山区医疗条件翻天覆地

扎根山区数十载，这些背篓医生不仅守护着村民的健康，更是山区医疗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柏华丽眼里村民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前有病先请神，现在知道去看病了。这个转变不只是科普教育出来的，更是基层医生看病看出来的，村民对村医信任而来的。”

“曾有个血压180（毫米汞柱）的老人，不听村医的，最终走了。另一个脑梗倒在山上的村民，被发现得早，抢救过来了。这样的事一件件发生在身边，一个传一个。”大召村民的健康意识这几年明显不一样了。

变化更硬的支撑是路和设备。

郑顺英说，过去村民看病要步行几个小时，或者往县城跑；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坐车20多分钟到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有B超、心电图、X光等设备，药品由卫生院统一采购，药品种类也多了。不仅如此，村诊室能抽血做化验，筛查能力一下子上来了。

柳启卿说，以前全是烂泥路，现在多数地方打了水泥路；以前村里看不了的病，现在常见病、多发病能处理，慢病药也齐了。到镇上卫生院十多公里，到县医院五十多公里，这个距离没有变，但路好走了，车多了。

陈光琼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建起了智能化康复中心，专门接收偏瘫、车祸伤后需要康复的病人。往上，是医共体的绿色通道：村卫生室处理不了的打给中心，中心处理不了的转县人民医院，逐级转诊，一路有人接。“这是这十几年最大的变化。”她说。

“希望村里的医疗条件更好”是背篓医生的共同愿望。陈光琼告诉记者，65岁以上老人每年要拍一次胸片，其中失能老人出不了屋、拍不了片，是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柏华丽的难处更具体：肺癌筛查要拍片，拍不了，筛查率就上不去；没有信号，数据传不上去，就只能算“不规范”；山里路太陡，CT车不敢开进来，“再好的设备也到不了门口”。

“说到底还是路。路通了，医疗服务才能跟上。”她说，“但我也理解，为了山上那一两户人家投那么多钱修路，不现实。于是有了易地搬迁，可有些老人住不惯县城，不少搬迁户又回到了山上，留守老人回到村里，医疗服务的账单也得跟着回去。”

这就是中国山区基层医疗的真实形状，设备在下沉，网络在铺开，制度在完善，但总有一些角落，仍然需要一个人背着15公斤，一步一步走过去。

背篓谁来接？

基层医疗共同难题

柏华丽的工作还有一半在深夜。公共卫生系统的随访记录必须当天24点前录入，过了零点，系统里的创建日期就变了，判定为“不规范”。于是，走了一天上路的她，要回到村诊室录入当天的随访数据，往往工作到凌晨。

像柏华丽一样，这样的工作节奏就是“背篓医生”的日常，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却怕，背篓后继无人。

柏华丽的电话，这些年响过不少次。有人劝她去乡镇卫生院，也有人劝她去政府部门，“工资稳定，环境也好”。她动摇过，也真的动过走的念头。“可我一说要走，村民就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要是走了，打召村可能就没人愿意去了。村民又要回到二十多年前，有病没地方看。”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强基层”摆到了国家战略的位置。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进一步细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比例保持在95%以上；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推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推动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化；推进“银龄”医务人员服务基层。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强调，提升基层突发事件医疗应急能力，到2030年实现每个县区组建并强化1支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

“背囊”两个字和山里的背篓，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在最不方便的地方，医疗只能靠人背着走。

一副背篓、30斤，它装得下一个村庄全部的安全感。乡村振兴，修的是路、是水、是网，最终落到人身上，是“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强基层”这三个字，写在文件里是工程，落到山里，是一副磨坏了的背篓，和一个个不肯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