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位革命先烈我们不能忘记，他名叫李鑫，又名李木子、李金三，1897年10月生于云南龙陵县，是中共云南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云南农民运动的先驱。

“以前吃酒吃烟，今后重新做人，把一生交给党”

1915年，李鑫在龙陵完小毕业后，决定走出家门寻求人生出路。这一年，李鑫顺利考入了云南成德中学。其间，他受进步教师新思想教育影响，萌发出改变不平等社会的想法。1919年，李鑫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起初，他踌躇满志，一心想通过学习军事，实现人生价值。但是，陆军讲武堂内军阀派系间永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令他无比失望。但这并没有击垮李鑫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他对自己说：“目标既然已经确定，那就奋力追求吧！”1920年，他决心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最终如愿考取了东南大学农学系。

这一时期，恰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东南大学授课。陶行知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到工矿、农村，把理论知识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这种民主、进步的教学思想，像一股春风吹进了李鑫的心田，为他打开了一扇心门。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新文化进一步传播。彼时的他，在东南大学待不住了，决心前往北京施展更大的抱负。

当时，李大钊等人已经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李鑫到北京后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认识到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灭压迫和剥削。1924年，李鑫与云南同乡王德三、王复生一起组织成立了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开始系统研究马列主义，并通过发行《革新》（半月刊，后改为《铁花》）刊物来宣传革命主张，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在“新滇社”中开展建党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李鑫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年轻的他兴奋不已，因为他终于在这个黑暗的年代看到了光明，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他从课堂走向社会，利用学习余暇，到学校周围的村庄开办农业讲习班，到农民家中访问了解情况。他不倦地学习、辛勤地工作，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并被亲切地称为“李先生”。1925年，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审批，李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高兴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烟，今后重新做人，把一生交给党。”

在云南建立第一个党组织

1926年夏天，李鑫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便风尘仆仆地赶赴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先后到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王德三主办的大沙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听课。凭借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李鑫受到毛泽东、陈延年等人的称赞。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李鑫回云南开展工作。

李鑫回到云南后很快与云南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取得联系，并发展一批青年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7日，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李鑫等人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55号的周宵家中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此，云南省的革命斗争便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发展起来。1927年8月，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云南地方军阀龙云要求左派国民党干部到他部队做政治工作，李鑫即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龙云属下的第四师政治部担任主任一职。

在国民党军队中，李鑫利用一切机会深入营、连、排，接触中下级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说服教育他们克服军阀作风。并时常找士兵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在一次长途行军中，有位士兵双脚起泡，他发现后立马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士兵骑，还帮炊事员挑炊具，宿营后又亲自给那个士兵端水洗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使他获得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普遍拥护与爱戴。但不久之后，全国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云南，龙云开始撤销各师的政治部，并下令逮捕政工人员，李鑫因被列为“缉拿要犯”被迫离开了军队。

“你们可以枪杀我的头，却不能枪杀我的信仰”

1927年底，全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云南省特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迤南（今云南南部地区）。李鑫受党组织委派，转战迤南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李鑫深知，要做工人运动，就得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和工人交朋友。于是，他在烈日下赤身暴晒，赤脚走路，赤膊挑水、担柴，用河砂、炭灰擦身子，蓄起胡须，完全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长年在苦役重压下挣扎的矿工形象。经过充分准备，李鑫化名施鸿祥，从个旧黄茅山矿逐步打入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区当矿车工人。

在矿区，他积极利用矿工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把工人的苦难史编成一首首民歌民谣在矿工中传唱。歌中唱到：“压迫阶级休称雄，齐暴动推翻旧世界。”“高高举红旗，斧头镰刀五角星。被剥削的阶级，被压迫的人们，只有革命是出路，舍了斗争无生存。”这些歌谣唱出了工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激起了工人对资本家的仇恨，启发了矿工的觉悟。由于矿山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不到5个月，李鑫就染上了各种疾病，全身长了许多脓疮，双眼经常红肿胀痛。

即便如此，他依然乐观地对刚到迤南工作的张志忠说：“那里尽管工作开展缓慢，困难很大，生活很艰苦，其他同志去照样艰苦，我已经做好准备，要长期战斗下去。”李鑫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始终行走在革命宣传斗争的第一线，积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在最先觉悟的工人中发展共产党员，最终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打开了矿山工作的局面。

1929年春，李鑫开始组织和领导全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组织起来的工人愤怒地涌向矿长室。李鑫代表全矿工人，向矿长提出三项条件：工人工资太低，必须增加工资，按时发放；必须保证每天有“老妈妈汤”吃；必须给每个矿工发一件羊皮褂御寒。他指出：“这是矿工生活最迫切最基本的条件，如不答应，绝不复工。”工人们团结一致，坚决斗争，最终迫使矿方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通过斗争，矿工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斗志，对李鑫也更加信赖和尊敬。

矿工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引起工矿当局的注意。他们察觉到一股强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于是派出密探，到处探听监视。1929年2月，由于事机不密，工矿主得知了李鑫的真实身份。锡务公司总经理陶继鲁立刻指挥其爪牙将李鑫等人逮捕。面对陶继鲁的威逼利诱以及严刑拷打，李鑫丝毫没有屈服，并怒斥他们：“你们可以关着我的身体，但关不住我的意志，你们可以枪杀我的头，却不能枪杀我的信仰！”“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共产党员是不怕打，不怕杀的！”

1929年5月11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发电报命令蒙自道尹江灿柏负责审理李鑫要案。在敌人的法堂上，李鑫大义凛然、毫不屈服，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宣传革命运动的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江灿柏无可奈何，只好密电呈报龙云要求杀害李鑫等4人。5月16日，李鑫等4名同志被典狱长点名叫出监狱，李鑫明白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时刻了。他不慌不忙地整理衣服，典狱长见状，怒斥他们跪下，面对羞辱，李鑫庄严答道：“共产党员可杀而不可辱，到什么地方，我们自己走！”赴刑场时，李鑫毫无惧色，一路痛骂“‘刮民党’是刮削人民、吃人民血肉的党”，并不断高呼：“劳苦兄弟们，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李鑫等人倒在了蒙自南湖之滨。

194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委托即将回云南工作的朱家璧，代表党中央对李鑫的亲属表示慰问，并请他将50元抚恤金转交给李鑫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