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您尝一口红苕甜

■陈灼

“你们这儿的苕真甜。”大勋是我的军校同学，前段时间，他第一次来我的家乡红安。母亲一大早就蒸好特色的“红安苕”，请他品尝。

午饭后，大勋主动提议去附近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看看。

此时陵园里人不算多，大道干干净净。进园走几十米，就是高耸的纪念碑，碑前立着两尊铜像：左边是背大刀、举铜锣的武装农民，右边是擎枪向前的红军战士。

“你猜这碑多高？”

“27.11米。”大勋回答。他来之前做过功课，知道数字正对应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打响那天。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我给大勋念起碑背面刻着的红安民谣，“四十八万，是当年黄安全县的人口。后来，为了革命，全县牺牲了十四万人。”

再往里走，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里陈列着起义军的大刀、梭镖、磨穿了底的草鞋，还有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军旗。我们的脚步在一封战地家书前停住，纸已经发黄，字也暗淡了。“儿子走了，放不下的是爹娘无人送终。”大勋凑近辨认字迹，念出声。

从后门出去，是一面黑色花岗岩的半圆墙。长六十米，高五米四，中间正上方是六个数字——140000；最东头则是一列鎏金大字——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墙上的姓名密密麻麻。

我走得很慢，第一次逐字细看。墙上名字挨着名字，我下意识找起自己的姓来，那一列很长，小时候听家里老人提过，谁家有人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具体叫什么，说不上来。

我掏出手机查询：墙上只刻着22552个名字。剩下的，连名字也没能留下。

红安的老人一直传着一句话：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1934年，红二十五军撤离大别山时，在七里坪张李家村，有60多个青壮年跟着队伍走了。到新中国成立，回来的只有张天伟、张天华、张天恕三兄弟。

再往东走，登上石阶，是董必武纪念馆。白墙碧瓦，院子中央立着他的半身铜像，基座上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董必武纪念像”。站在山腰往下看，能望见县一中的操场，那是董老1937年回乡倡办的，我曾在这里读过书。球场上有学生正在打球，喊声笑声一阵阵地飘上来，漾在纪念馆的上空。

下山时我跟大勋说，红安这个名字，不是1952年才改的。1931年，红军攻克黄安后，苏区曾改黄安为红安；后来国共合作时，又改了回去；到1952年9月，终于正式定名红安。

出园，街道上一排排五星红旗飘扬，卖红苕的摊子冒着热气。

第二天送他去车站。车开了，我一个人往回走，走的还是陵园大道。过了一会儿，看到大勋发了一条动态：您没赶上国庆、没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校园里的热闹，我替您看了；红苕您吃过，可太平年月的甜苕没吃过，我替您尝了。

我回复：红安挺好的，请您放心。

作者：陈灼 王大勋

摄影：王大勋

责任编辑：亓少良

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