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后，由同一政党长期执政至今，在世界政党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二十年前，《早报》读者刘学敏曾撰文强调：“民主的终极目标是政党轮替。”我当时不以为然，并撰文反驳：如果把“轮替”本身当作民主的终极目标，未免陷入了对形式的盲目追求。

政党轮替究竟是民主的目的，还是民主运作的手段？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究竟意味着制度失灵，还是也可能意味着执政者不断以政绩交出答卷、获得选民的持续认可？

这些问题，二十年前或许还可以停留在理论层面。二十年后的今天，却越来越难以回避。

一方面，执政党不断交出成绩单，却也面对国内新一代“求新求变”的声音；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的坐标中，新加坡又被美国视为“民主叛徒”。内外交织之下，长期执政所带来的优势与压力，正在同时浮现。

本文作者翁德生在海南参加2026年第二届海南-东盟海归交流大会

于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问题摆在眼前：

政党政治，究竟何去何从？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不能只从今天的选举制度谈起。

从君主制到现代民主，从个人统治到政党政治，从一党长期执政到政党轮替，人类在寻找“谁来统治”以及“如何限制权力”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而新加坡的经验，或许正好提供了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案例。

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来当皇帝”或者“谁来投票”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是：

一个国家究竟如何产生有能力的领导者，如何让权力有效运转，如何纠正错误，又如何在领导人更替之后保持国家的连续性？

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会发现三者其实是在用不同方式解决同一个问题。

翁德生（左二）

君主制：权力集中，成也明君，败也继承

传统君主制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逻辑：

天下需要一个最高决策者。

权力高度集中，国家资源可以被迅速调动，重大政策可以长期贯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生产力有限、交通通讯落后的时代，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遇上一个有能力、有远见、有责任感的皇帝，集中权力反而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

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统治者，可以迅速推动改革、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组织战争、修建基础设施，从而创造一个时代的繁荣。

所以历史上所谓“盛世”，往往与少数能力极强的统治者密切相关。

问题在于：制度不能只考虑“好皇帝”，还必须考虑“坏皇帝”和“平庸皇帝”。

君主制最大的困境，不是权力集中，而是权力继承。

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位置如此重要，却主要按照血缘关系决定继承人。

父亲很优秀，并不能证明儿子同样优秀。

祖父雄才大略，也不能保证孙子具有同样的能力。

于是君主制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

它可以把国家交给一个最优秀的人，但也可能把国家交给一个最不适合的人。

开国之君往往能力非凡，经过几代之后，继承人的质量却越来越不可控。

因此，君主制真正难以解决的，是最高权力的人才筛选问题。

民主制：从“血缘竞争”转向“选票竞争”

现代民主制度试图解决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既然不能保证皇帝的儿子是优秀的人，那么就让不同的人公开竞争。

政党林立，候选人竞争，选民投票。

理论上：优秀的人获得更多支持，优秀的政策获得更多认可，失败的政府可以被选民淘汰。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制度设计。

它最大的意义之一，不一定是保证每次都选出最优秀的人，而是建立了一种和平更替和政治纠错机制。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距离。

现代政治竞争并不是单纯的“能力考试”。

一个人拥有卓越的行政能力，并不意味着他擅长竞选。

一个人懂经济，并不意味着他擅长演讲。

一个人能够制定十年规划，也不意味着他能够在几个月的选举周期里赢得选民。

政治竞争需要组织、资金、媒体曝光、公众沟通、党内协调以及选民动员。

于是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选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还是在选最擅长赢得政治竞争的人？

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政党政治的另一个困境：好人未必愿意进入政治领域

政治是一项高度消耗个人时间、名誉和精力的职业。

一个优秀科学家可以几十年时间用于科研。

一个优秀企业家可以几十年时间用于经营企业。

一个优秀工程师可以专注于技术。

一个优秀医生可以专注于医学。

但如果一个优秀人才进入政坛，他面对的却可能是无休止的党派竞争、媒体审视、公众舆论和选举周期。

于是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是所有优秀的人都会选择从政。

更进一步说：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未必是最愿意参加政治竞争的人。

这就产生了民主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政党政治需要“政治家”，而国家治理需要“治理者”。

政治家的核心能力，是获得政治支持。

治理者的核心能力，是解决复杂问题。

两者可以重合，但并不天然重合。

中国有一句老话

乱世出英雄，盛世出商人。

这句话虽然不能简单当成历史规律，却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社会最需要的是解决危机的人。

战争、贫困、国家生存、制度崩溃，会把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谁能够解决问题？

于是，危机时代容易产生具有强烈政治动员能力和国家重建能力的领导者。

但当国家进入长期和平与繁荣以后，社会需求发生变化。

人们开始关注财富、消费、教育、住房、福利、税收、产业、个人权利等更加细碎和复杂的问题。

政治也从“国家能不能活下来”，逐渐转变为：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究竟如何分配？

于是政治竞争的性质也发生变化。

国家建立、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宏大的问题，逐渐让位于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协调。

这时候，从事政治数量可能越来越多，但真正具有长期国家战略视野的人，并不一定同步增加。

这或许就是现代发达国家政治面临的一个值得讨论的困境。

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只依赖选举周

问题由此变得更加尖锐：国家的发展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情，而政治竞争往往按照几年一个周期进行。

国家建设需要长期主义。

但政治竞争天然存在短期激励。

今天做的事情，可能十年之后才看到结果。

今天进行的改革，可能短期内反而会让部分人感到痛苦。

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只考虑下一次选举，就很容易更加重视短期可见的政策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必然如此，也不意味着所有民主国家都缺乏长期主义。

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问题：如何让政治人物的时间尺度，与国家发展的时间尺度保持一致？

一个国家的教育、经济、科技、军事、外交、产业政策乃至下一代人的机会，都可能受到政治决策的影响。

因此，政治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谁赢得选举谁就治理几年”。

真正困难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治理？如何培养治理者？如何监督治理者？如何让优秀的人进入政治？如何让失败的人退出政治？

一党制：能否同时破解君主制与政党政治的困境？

从这里再回头看一党制，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理解。

30年前知名政治学者郑永年教授就提出一党开放，实施民主的可行性。

一党制并不一定只是“一个党代替多个党”。

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试图把最高领导人的筛选，从血缘继承和公开选举竞争之外，转移到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组织内部。

如果这个组织拥有完整的人才培养、干部选拔、基层治理、绩效考核、组织监督和领导人更替机制，那么理论上，它可以形成另一套政治人才筛选系统。

这套系统的逻辑是：

谁能够长期治理地方？

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谁能够组织复杂的行政系统？

谁能够在不同层级的治理中获得认可？

谁能够进入更高层级？

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一党制确实可能形成一种不同于多党选举的内部人才竞争体系。

一党制真正的关键，不是“一党”，而是“党内如何选人”

因此，一党制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一党”这两个字本身。

而是：没有外部政党竞争之后，谁来监督执政党？

没有选票竞争之后，如何淘汰无能的领导者？

最高领导人犯错之后，谁能够纠正他？

一个时代的优秀领导人离开之后，下一代领导人从哪里产生？

这些问题决定了一党制能不能真正解决君主制和多党政治的困境。

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内部能够形成有效的人才筛选、组织监督、政策纠错和领导人更替机制，那么“一党”并不必然等于“一个人说了算”。

但如果党内机制失灵，权力又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那么一党制同样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

因为多党竞争至少存在一个外部替代者。

而在一党制中，如果党内竞争、监督和纠错机制也同时失效，那么制度自身就可能失去纠错能力。

所以，一党制最大的挑战恰恰是：没有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内部竞争？

真正应该比较的，不是“谁更民主”，而是谁更会解决四个问题

如果把政治制度放到更长的历史尺度上观察，也许不应该简单地问：

君主制好不好？

民主制好不好？

一党制好不好？

更有意义的问题是：

第一，人才筛选能力

一个国家如何找到最有能力的人？

君主制主要依赖血缘。

民主制主要依赖选举竞争。

一党制则可能依赖组织内部的长期筛选。

三者都有自己的优势与风险。

第二，决策执行能力

找到领导人以后，能不能把政策真正执行下去？

权力越集中，通常越容易形成统一行动。

但权力越集中，也越需要防止错误决策被无限放大。

第三，纠错能力

没有任何人能够永远正确。

所以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应该假设领导人永远正确。

真正重要的是：领导人犯错以后，制度能不能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第四，接班能力

一个优秀领导人离开以后怎么办？

如果国家的发展依赖某一个人，那么这个制度就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真正成熟的制度，应该能够做到：人可以更替，国家机器仍然运转；领导人可以变化，国家战略仍然具有连续性。

因此，一党制并不是终点，真正的问题是制度化

如果沿着这个逻辑继续思考，会发现：君主制的问题是把国家的命运过度绑定于个人。

多党政治的问题之一，是政治竞争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张力。

一党制的问题，则是如何在缺乏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建立有效的内部纠错机制。

三者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进化关系。

真正决定一个制度生命力的，是它能不能不断解决：选人、用人、监督、纠错、接班。

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一定天然产生“好政府”。

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更多教育、更专业的行政体系、更丰富的社会组织以及更强的国家能力。

但这些能力最终能否形成良好的政治制度，还取决于制度自身能否持续适应社会变化。

所以，“发展必然产生好政府体制。”终究是理想。

持续发展最终会不断逼迫政治制度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持续产生有能力的领导者，同时防止权力失控，并保证国家能够在领导人更替之后继续前进？

这或许才是所有政治制度最终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政治制度的终极难题：集中权力与约束权力

说到底，政治制度始终在解决一个矛盾：权力太分散，国家可能无法有效行动；权力太集中，又可能缺乏纠错。

权力是治理国家的工具。

没有足够的权力，政府无法办事。

但权力越强，就越需要监督。

所以真正成熟的政治制度，也许并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越集中越好”，或者“权力越分散越好”。

而是要回答：

什么时候需要集中？

谁有权集中？

集中之后谁来监督？

犯错之后谁来纠正？

领导人如何产生？

领导人如何退出？

下一代领导人从哪里产生？

从这个角度看，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其实都只是人类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君主制相信：让社会通过竞争选择统治者，并保留更替统治者的权利。

一党制则试图回答：能不能通过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组织，在内部培养、筛选和更替治理者，同时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

至于哪一种制度能够真正长期成功，最终仍然取决于一个比制度名称更重要的问题：它能不能持续产生有能力的人，约束有权力的人，纠正犯错的人，并在一代人结束之后，让下一代人继续把国家治理下去。

这才是政治制度真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