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刚走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疲惫未消，便陷入国民党的重兵合围：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央军嫡系，层层压来，总兵力数十倍于红军。

谁也没料到，仅仅十四个月后，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竟与杨虎城联手，在华清池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呼声变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西安事变前夕，究竟发生了什么？张学良、杨虎城为何决心“联共抗日”？90年间，当事人陆续作古，封存的档案一层层解密。再回望，那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上，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比后人想象的更加曲折，也更加艰难。

西安事变纪念馆 张学良、杨虎城浮雕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震荡了整整一天。这天晚上，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发给张学良的“万万火急”电报中，仍然在询问：“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其实，中共中央白天已经接到张学良发自西安的急电，电文写得明白，“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然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中共中央事先毫无所知，以至于他们拿着电报竟不大敢相信。

要知道，就在一年多前，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真刀真枪的死敌。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越过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鬼门关腊子口，在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意外得知，陕北还有一块红军根据地。疲惫到极点的队伍当机立断：到陕北去。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作为蒋介石亲任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进驻西安。

1935年9月，张学良（左二）到西安，准备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一个要落脚，一个要“剿匪”。原本负责“剿共”的张学良，怎么短短一年多时间，就调转枪口扣了蒋介石？蒋介石恐怕不愿承认，张学良转变的导火索，恰恰是三次“剿匪”战役。

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东北军就和红军交上了手。1935年10月，劳山和榆林桥两仗，红十五军团一口气吃掉了东北军将近两个师。

红十五军团由两支部队改编而成，一支是刘志丹带领的陕北红军，另一支是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初到西安，张学良没把他们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几千人的疲惫之师。他对部下训话时说得很不客气：“共产党比日寇弱。弱的解决不了，怎能解决强的？”

可一交手，强弱立见，数万东北军被这支“弱兵”打得丢盔弃甲。张学良大受刺激，直到晚年仍对红军的战斗力心有余悸：“他整个把我两个师全灭了，很凶啊……那是我们东北军里头的佼佼的……”

西安事变纪念馆原研究馆员石八民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役后，张学良就叮嘱部下，与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

但“慎战”并非不战，11月初，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东北军一〇九师外加一个团，又在直罗镇被会师后的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全歼，师长牛元峰被红军追了二十五里，兵败身亡。

消息传到南京，正在开会的张学良又气又急：不到三个月，便折损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拼光了，还怎么打回东北？

更寒心的是，他向蒋介石提出补充弹药、抚恤阵亡将士，蒋介石不但不给，反而趁机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先挨红军的打，再受“中央”的气，年轻气盛的少帅老大不高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

晚年口述里，他讲得更直白：“中央完全想利用地方的这种剿共、剿匪这些事来消灭我们。要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给补充？”

恰在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学生在冰天雪地中的呼喊，更刺激了亡省亡家的张学良。自从丢了东三省，几十万东北军就背着“不抵抗”的名声四处流亡。张学良起初还想，跟着“中央”走，总有打回老家的一天。可蒋介石咬定“攘外必先安内”，只命令他们“剿共”。剿来剿去，离老家越来越远，如今更是损兵折将。

东北军的前途在哪里？迷茫而苦闷的张学良，想到了一个正在坐牢的人。

被俘团长穿针引线

张学良想到的这个人，叫杜重远。

杜重远是辽宁人，早年给张学良当过秘书。“九一八”后，他在上海办刊物，宣传抗日，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救亡人士，都与他过从甚密。不久前，就为一篇《闲话皇帝》触怒了日本，软弱的国民党政府将杜重远逮捕入狱。国民党大约自觉理亏，并不限制来人探视。于是，杜重远的监房反倒成了一处“最安全的地方”——一批东北人在这里秘密聚会、商讨大事。据胡愈之的侄子胡序威回忆，《八一宣言》就是前来探视的胡愈之转达给杜重远的。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特意绕道上海，秘密见到了这位老部下。此时，杜重远已经保释，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但仍被法警监视。见到张学良，他没有绕弯子：为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还告诉张学良，中共前不久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合作。

张学良听了，表示同意，可心里还有点犯嘀咕：我想着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这个朋友呢？这顾虑并非多余。事实上，《八一宣言》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在那份文件里，张学良的名字还同蒋介石并列，被叫作“卖国贼”。

为了打消顾虑，张学良又秘密约见了另一个人——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最早是张作霖的爱将。“九一八”后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他不肯退，带着部队在吉林、松花江一带硬扛过日军。后来弹尽援绝，退入苏联境内，几经辗转才到上海。

张学良找他，一是因为他是东北军的老人，信得过；二是知道他一直与共产党人有联系，路子广。两人谈了许久，李杜的话与杜重远如出一辙：联共抗日。临别时，张学良特意嘱咐李杜，“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

当时，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殊不知，就在他与李杜密谈时，陕北窑洞里的中共中央，也在想办法联络东北军。

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点，很多人会想到莫斯科起草、巴黎刊发的《八一宣言》。其实，《八一宣言》见报时，中央红军还在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还不知道《八一宣言》。”采访时，石八民特意向记者指出了这一点。

1935年11月13日，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公开提出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

宣言发出后没几天，瓦窑堡来了一个自称“张浩”的黑瘦汉子。他本名林育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为了寻找与共产国际长期失联的中共中央，他乔装打扮，从莫斯科出发，取道外蒙古，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沙漠，终于辗转抵达陕北。为了防止暴露，他片纸未带，把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全部强记在脑子里。

张浩带来的精神，与中共中央此前的路线转变遥相呼应。紧接着，瓦窑堡会议召开，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此后，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陡然忙碌起来，联络、试探、争取、凝聚更多抗战力量，成了陕北窑洞里最要紧的事。

1935年冬，中共中央联络局成立，对外称西北联络局，局长便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起初，联络局的重点统战对象还是东北军中下层：办学习班、放被俘官兵、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至于张学良，在红军眼里，还是那个丢掉东北又来打内战的“不抵抗将军”。

转机，是一个被俘团长带来的。此人便是在热播剧《伟大的长征》中刚刚出场不久的高福源，他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榆林桥兵败时被俘。到瓦窑堡后，红军给他治伤，送他棉衣，让他进东北军军官学习班。渐渐地，他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找到李克农，要求回去做东北军的工作。

1936年1月，高福源被悄悄送出瓦窑堡。他先到甘泉城头喊话，再进洛川见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随后张学良也飞到洛川见了他。高福源把在苏区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倒了出来。张学良起初还板起脸，假意斥责了他一番，可听着听着，脸色缓了下来。高福源所说，与他在上海听的、心里盘算的，渐渐对上了。最后，他不仅同意抗日，还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放弃过东三省的张学良，为什么开始“真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研究员张友坤，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他向记者分析，三战惨败只是导火索，归根结底，还是统一战线打动了张学良，他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在张友坤看来，张学良“东北易帜是为了统一，平息中原大战也是为了统一，发动西安事变更是为了统一。”

李克农“这个人好厉害”

在高福源的穿针引线下，1936年1月，李克农首赴洛川，与张学良初次见面。2月21日，李克农一行从瓦窑堡出发，再次秘密地向洛川行进。

李克农。

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临时被抽调同行，负责机要工作。他后来回忆：“我们去洛川会谈，当时是完全秘密的，整个会谈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示的。”

为了保密，几个人都换了行头。李克农穿中山装；戴镜元着学生装；钱之光戴礼帽、穿长衫，一副办货商人模样，他是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此行专管通商谈判，谈成了便去西安采办物资和药品；带路的高福源则头包白毛巾，一身陕北农民打扮。

漫天大雪，路滑雪深，2月25日傍晚，一行人终于进了洛川城。张学良当时还在南京，李克农先同王以哲谈。

3月4日下午，张学良飞到洛川。戴镜元记得，张也化了装，“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我这次来是趸销而不是零售。李克农笑了：张将军解甲从商了吧！一句玩笑，双方都心领神会：这次谈的不只是六十七军局部停战，而是关乎整个东北军的“一揽子买卖”。

但真到要害问题，两人都不含糊，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戴镜元回忆，张学良曾问：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李克农答得干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专打内战，不抗日。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李克农之孙李凯城则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张学良试探着提了一个尖锐问题：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李克农一听立刻收起笑容，严肃答道：我是谈判代表，我不是投降代表。你要这么谈，咱们就没法谈了。

两人从下午三时谈到次日凌晨五时，李克农始终以诚相待，又寸步不让。晚年提到李克农，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好厉害”，很会谈话，“能够说到人心坎上。”

最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还进一步提出，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再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

当时，肤施城还在东北军手里，由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筑防，属于“剿共前线”。它离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仅两天路程，算是一个能避开国民党耳目的理想谈判地。

1936年4月9日上午，一架“波音”飞机从洛川起飞，在云端绕了一圈，才朝北飞去，最后降落在宝塔山下的延河滩涂上。

驾驶舱里走出来的，是张学良。他一向喜欢自己开飞机，有十多年驾龄。据其晚年口述，有一次开飞机在陕北巡视，座机还挨过红军的枪子儿。但这次亲自架机，不是为了过瘾，而是出于绝对的保密。因为他要在肤施见的人，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这是一次高度隐秘的会谈，双方在场的仅有5人。中共派了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带了两人，一位是最早与红军接触的东北军官王以哲，另一位据介绍是张学良的秘书小刘。意外的是，周恩来抬眼一看，小刘竟是当年中央特科的老熟人。

对蒋介石“内外夹攻”

小刘，真名阚思俊，刘鼎是他的化名。早在1930年，他从苏联回到上海，便是直接向周恩来报到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刘鼎，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张学良的秘书？

张学良公馆旧照。1936年，刘鼎曾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秘密住在这里。

原来，红军长征后，刘鼎随方志敏留在赣南打游击，不幸被俘。幸好，凭借多年在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他不仅没有暴露身份，还寻机逃出了敌营。脱身回到上海后，刘鼎一直躲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一次偶然的机会，还去宋庆龄家暂住过三天。

张学良委托李杜在沪上寻找中共关系，线索几经辗转，落到了宋庆龄那里。宋庆龄便推荐了这位隐蔽多年的老地下党。消息传回，李杜立刻给张学良发去密电：“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张学良会意，当即派人去接。

反倒是与组织失联许久的刘鼎，摸不清张学良的诚意，起初不愿到西安。后来，另一位地下党员董健吾劝他，说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董健吾很清楚，张学良已经变了，因为他才去过一趟陕北。他告诉刘鼎，年初从西安到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先把他送到延安，再派骑兵护送到了瓦窑堡。如此，刘鼎才下定决心，到了西安的张学良公馆。

刘鼎。

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刘鼎心中一震：眼前这人中等个子，微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哪有半点传说中的“花花公子”和扎吗啡针的样子？张学良见到刘鼎，更被他的学识与坦率折服。据他的部下孙铭九回忆，张学良曾疑心“刘鼎”是个化名，甚至私下揣测：“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吧？！”

刘鼎见到张学良时，张与李克农已在洛川会谈过，内心联共抗日的情绪正日益高涨。刘鼎留学过苏联，办过兵工厂，红区、白区都待过，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话说得直言不讳：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好、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这样，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都可以名垂青史，并占首页。

类似的话，张学良在洛川听过一遍，他很快将刘鼎引为座上宾。从此，刘鼎就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身份，住进了张学良公馆的东楼。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4月9日，张学良在肤施秘密约见周恩来时，便带了刘鼎同行。

那天的夜色笼罩中，周恩来和李克农身穿便衣，被东北军悄悄接入城内，来到一座僻静的天主教堂。这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开口：“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的校长，怎么成了张学良的老师？据张学良自己说，他早年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的规劝才彻底戒除，因此拜入门下。“我和你是同师。”他笑着对周恩来说。

亲切友好的氛围中，一场长达六个多小时的历史性会谈开始了。张学良看清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当场表示完全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他认为蒋只是走上了歧路，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过来，抗日大局可成。做到这个不容易，但他相信，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那夜长谈后，周恩来在回瓦窑堡的路上连连感叹：“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快，是个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是出乎意料！”张学良也彻底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半个多世纪后，他在台北接受采访时，提起周恩来仍掩不住钦佩：“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

也是这次会谈后不久，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政策开始改变。“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口号，但对蒋介石的称呼已经变了。”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石八民指着一份名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也称“五五通电”）的文件，向记者解释，此前中共文件、标语中多称“蒋贼”“卖国贼”，而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的这份通电中，改作“蒋介石氏”或“蒋氏”，不再提“讨蒋”“反蒋”，只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5月12日，张学良再度与周恩来在肤施秘密会晤。两次会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刘鼎也在肤施会谈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并接过了一份全新的秘密使命——名为“随从副官”，实则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身份，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1937年，杨虎城在上海拍的戎装照。

七贤庄秘密交通站

西安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坐北朝南，青砖白墙，十套小院落由西向东错落排开。这座民国四合院，曾是无数青年奔赴延安的中转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陕北采访归来，在七贤庄短暂停留，见到了刘鼎安排到西安的史沫特莱，还有刚从南京脱险、在七贤庄扮作女佣的丁玲。

丁玲后来回忆在西安的一个月：到西安后住在一个牙医家，“表面上是牙医诊所，实际上是我们的交通站。”有一天，牙医说杀几只小鸡，有客人来。她到客厅一看，是史沫特莱，还有一个男士，就是斯诺。“他从保安出来，我到保安去。他把他拍照的红军、红小鬼许多照片，给我们看。我们用三种语言（史沫特莱和斯诺用英语，我用中文，牙医用德文）唱《国际歌》。”

斯诺展示的那些照片，后来收入了无人不知的《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斯诺能去陕北，正是得益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秘密停战。他在书中写道，得知“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判断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这才着手安排行程。

更鲜为人知的是，斯诺与丁玲、史沫特莱相聚的牙医诊所，也就是七贤庄一号院，正是刘鼎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经张学良默许创建的秘密交通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缺医少药。1936年春夏，两次肤施会谈后，周恩来指派刘鼎，在西安设一个秘密交通站。恰好七贤庄竣工不久，正待出租，又离火车站不远，刘鼎一眼相中，花200块银圆租了下来。

为了掩人耳目，刘鼎通过史沫特莱牵线，从上海请来德国牙医冯海伯。对外，这里是冯海伯牙科诊所，冯海伯是张学良的牙医；对内，它却是中共最安全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药品、医疗器材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转运至苏区。

诊所开张后，刘鼎又从上海请来了涂作潮。此人曾在中央特科当机务员，代号“木匠”，最擅长架设电台。他先在张学良公馆安装了一部小电台，方便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络。随后，在七贤庄地下室架起了一部100W的大功率电台，向全国转播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新闻，争取更多力量抗日。

电台往来之外，战场上的默契也在加深。石八民举了个例子，瓦窑堡就是中共“让”给张学良的。蒋介石一直逼东北军“剿共”，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主动从瓦窑堡撤出，搬到保安县城（今志丹县），正是为了让张学良有所交差。

张学良也投桃报李，想方设法给红军送枪支弹药、法币银洋和各种慰问品。慰问品里有几罐炼乳，还救了正患重病的邓小平。

那是1936年，邓小平得了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当时他已无法进食，只能煮点米汤吊着命。恰在此时，张学良派副官慰问红军，送来两车食品、香烟等物资，其中就有罐装炼乳。1991年，杨尚昆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起了这段往事：“全靠那些炼乳，救了你爸爸的命。”

毛主席的亲笔信

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渐入佳境，但在西北，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那就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说起来，中共在西北的秘密统战，更早接触的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早在1935年12月初，毛泽东就派汪锋携带亲笔信，赴西安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共赴抗日。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请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汪锋时年25岁。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他在十七路军地下组织里干过多年，部队中熟人不少。临行前，毛泽东叮嘱他：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

乔装成商人的汪锋上路没多久，就遇上了麻烦。在国民党统治的长武县境内，两个便衣拦住他，一番盘查，从他的皮衣夹层里，搜出了毛主席致杨虎城的亲笔信。汪锋心里一紧，随即稳住神，原来这两个“土特务”一看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顿时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

汪锋索性摆出国民党大官的架势，大声呵斥：“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特务一听更慌了，连忙坦白自己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可巧，汪锋认得长武县县长党伯弧，知道他是十七路军的老人，便顺势说自己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奉杨先生之命办事，和党县长是老朋友。特务信以为真，不仅请他吃饭，还把信还给了他。

等见到党伯弧，汪锋干脆把此行的任务挑明。党伯弧面有难色，汪锋便出主意：让党伯弧以“押解”之名，派亲信把自己“押送”到西安。于是，大卡车拉着汪锋和负责“看押”的几个大兵，三百多里路，有惊无险地开进了西安绥靖公署。

没想到，杨虎城看了汪锋带来的亲笔信，态度并不热情。

杨虎城不是没有抗日的想法，他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公开主张抗日的封疆大吏之一。他也不是没有接触过共产党，石八民用了一个词——“藕断丝连”，来形容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的部队里好多人都是共产党。”这也是中共最早把统战目光投向杨虎城的原因。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从1922年蛰居陕北榆林养病、结识共产党人魏野畴算起，十几年里，杨虎城身边始终“赤色”未断：秘书米暂沉、省政府秘书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随从副官张汉民，甚至妻子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秘书长一职任命了知名共产党人南汉宸，直到蒋介石通缉南，才将其秘密送走。1933年，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还与进入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订下过互不侵犯协议。

最耐人寻味的是，杨虎城曾两度申请入党。1927年冬，白色恐怖正盛，杨虎城提出入党，“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但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收到申请的中共河南省委嫌他的部队“系土匪和民团凑合”，没有同意。1928年赴日疗养时，杨虎城又向东京支部递交申请。这一次，上海的中共中央点头了，可批复函送达东京时，杨虎城已回到上海，入党手续终究没办成。

这样的杨虎城，面对持毛泽东亲笔信的汪锋，为什么没有立刻答复？石八民解答了记者的疑惑：“杨虎城虽为封疆大吏，但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他跟张学良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实力也相对弱小，因此一直比较谨慎。”

当时，西安城到处都是蒋介石安插的特务，杨虎城并不认识汪锋，他担心：万一这封信是南京方面伪造来试探他的，那可就麻烦了。

杨虎城一面招待汪锋住下，说容他考虑一些时日；一面急派手下，去寻自己的旧识——共产党员南汉宸，要弄清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是毛泽东所派。

南汉宸其时隶属于中共北方局，杨虎城的人赶到时，南恰好外出。最终替他走这一趟的，是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王世英刚过而立之年，却已在地下战线摸爬滚打多年。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复兴社、蓝衣社都有他安插的人，早年还在杨虎城麾下任过职。派这位“老朋友”前去证明汪锋的身份，再合适不过。

杨虎城与王世英的谈话，同样极度隐秘。王世英后来回忆：“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杨的秘书）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几番密谈，汪锋的身份终得确认。经过汪锋、王世英与杨虎城几度晤面，1936年4月，十七路军与红军初步达成共作抗日准备等口头协议。

也是在这年春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王炳南回到西安，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他与杨虎城是世交，早年留学海外，便是杨资助的。老友重逢，杨虎城对他更是无话不谈。

8月，毛泽东再派机要秘书张文彬赴西安，面呈又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诚恳地劝杨虎城：“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随后，杨虎城亲见张文彬，密谈约两小时，双方正式签订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杨虎城还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长驻西安。

几乎与此同时，叶剑英以中共中央常驻东北军代表的身份秘密抵达西安，化名“杨先生”，住进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副官王政租下的一处院子——代号“六国饭店”。

至此，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正式形成。

神秘的“红色牧师”

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暗中联络，蒋介石并非毫无察觉。

1936年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洛川密谈当天，驻洛川六十七军的复兴社分子刘宗汉，便将情况密报戴笠，戴笠随即向蒋介石打了报告。到了年底西安事变前夕，蒋更是当面敲打王以哲：“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然而，敲打归敲打，蒋对“通共”早已见怪不怪。自红军长征以来，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暗中放水，并非新鲜事。况且，在他眼中，拜把子兄弟张学良不过是个“年轻的家伙”。他颇为自信地认为，“通共”只是东北军某些下属的问题，张本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翻不了天。

蒋对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原因——1936年，南京在“剿共”的同时，也曾悄悄向中共递出“谈判”信号。

这年开春，一位牧师从上海来到西安，求见张学良，开口就要借东北军防区，进入红区。他自称姓周，名继吾。张学良一盘问，他亮出了一张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张学良顿生疑窦：国民政府派人，跑到共产党的地盘调查什么经济？一个电话打到南京核实，这才知道，此人竟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密使，要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络。张学良只好派私人座机，把牧师送进肤施，再转瓦窑堡。

“红色牧师”董健吾。

这位密使真名叫董健吾，公开身份的确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对于熟悉《红星照耀中国》的读者而言，他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号——斯诺笔下的“王牧师”：

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最终，王牧师安排斯诺搭乘东北军的卡车，顺利抵达陕北。斯诺在书中写道：“我现在也还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多年后，人们才从解密档案中确认，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也正是前文劝说刘鼎到张学良身边工作的那个地下党员。他之所以能护送斯诺去陕北、能说动刘鼎赴西安，正是因为这次充当密使，先行把通往陕北的路探了一遍。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帮南京“送信”，是因宋庆龄的推荐。在彼时国民党高官眼中，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宋庆龄推荐他时，宋子文欣然同意，为了途中方便，还请孔祥熙为他签署了那张委任状。

董健吾此行，悄悄接通了国共高层之间中断近九年的联系。只可惜宋庆龄一番苦心安排，南京所谓的“谈判”，却终究只是个幌子。1936年夏天，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起兵反蒋）平息，蒋介石腾出手来，立刻转头向西，调兵遣将，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然而，蒋介石还是过于自信了。他没料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决心，竟如此之坚定。

1936年七贤庄秘密交通站，对外是牙医诊所。

逼出来的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率领下，抵达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的万里长征宣告胜利。

同一天，蒋介石夫妇的专机自南京起飞，落在西安机场。此行只有一个目的，蒋介石要力挽西北“每况愈下”之局势，完成彻底消灭“共匪”之大志。

10天后，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10月31日是他的五十整寿，去洛阳，避寿是名，调兵是实。不料寿宴未散，张学良递了话，继续“剿共”不是上策，团结一致抗日才是上策。蒋不耐烦，转头对洛阳军官分校训话，把话挑明：“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听了神色大变，晚年口述讲到这一幕，依然情绪难平：他“就是骂我”，“我心里很难过，我就呜呜哭了……”

11月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这就是“七君子事件”。张学良大受刺激，他后来曾谈到“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有一次，他向章乃器劝募“献机”捐款，章当面回他：“你们若是真是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一个铜子也不出。”

这样的爱国人士竟被投进牢里，张学良看不下去。12月2日，他只身一人，驾机飞到了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不允，张急了：“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也勃然变色：“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话谈到这份上，蒋介石也看出张学良无心“剿共”。12月4日，他再到西安，亲自“督战”。与此同时，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军政要员相继赶到，中央军沿着陇海线压向潼关，连为蒋介石祝寿捐献的70架新马丁式轰炸机，也开到西安、兰州待命。

阵仗摆开，蒋向张、杨摊牌：要么带兵到陕北“进剿”红军，要么让出陕甘给中央军，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这是把张、杨二人逼到了绝路，但他们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谒蒋，说到沉痛处，声泪俱下，但蒋不为所动，反斥他年轻无知。张大约是绝望了，这天下午，他给中共中央发报，催叶剑英速来西安，“有要事待商”。叶剑英数日前刚离开西安，中共中央并没有意识到电文中的“要事”是什么，只回电，叶要15日才能到。

8日上午，杨虎城再到华清池劝蒋，亦未果。石八民告诉记者，就是在这一天，张、杨有了“扣蒋”的想法，但行动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第二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日子。西安上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随后又向临潼进发请愿。

蒋电令张学良阻止，如果学生不听，则“格杀勿论”。张乘汽车赶上请愿的队伍，向学生承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这才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

当天晚上，张学良与蒋介石长谈，却被骂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蒋又代表学生？张不高兴，蒋还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句话可把张学良气坏了，两人大吵起来。“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把那天咽下去的话，告诉了自己的忘年交、台湾作家郭冠英。

与蒋大吵之后的第三天，西安事变爆发。12日拂晓，华清池枪响。蒋介石翻墙逃至骊山背坡，被搜出时只着寝衣。晚年时，张学良谈及这一惊天巨变，说了一句：“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12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消息传到保安，中共中央做出部署，由周恩来负责，到西安开展统战交涉。最终，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顶住国内外重重压力，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这三支队伍番号不同、处境各异，却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汇成了扭转时局的合力。此后，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呼声渐成大势，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再也不可抗拒。（北京日报社原创新闻作品）

参考书目：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西安事变》；张友坤《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人暨西安事变记事》；米暂沉著、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等。

感谢张友坤先生、郭冠英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