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八万六千人，敌人三十万，还被人家围在一条江的东岸。如果是你，这步棋应该怎么走？

很多人知道长征，是从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开始的。可要看懂长征真正转过弯的那一刻，得先回到湘江边那场最惨烈的失败。那场失败，把八万六千人逼到了三万，也把一条走死的路，逼出了第一个岔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已难以立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一带出发，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出发时足足有八万六千余人。

在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部队损耗不小，却总算闯了过来。蒋介石看准红军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调重兵，在湘江沿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张网以待。

当时的最高指挥权，握在博古、李德手里。李德凭着地图遥控，把行军路线定得僵死，中央纵队搬着印刷机、文件档案那些笨重辎重，每天只走二三十里，给了敌人从容布阵的时间。

蒋介石调集二十五个师近三十万兵力，以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辖薛岳、周浑元的中央军，白崇禧的桂军，刘建绪的湘军，在湘江以东层层设防，还在沿途抢修碉堡、拉起铁丝网。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签发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命令特别注明“万万火急”。全军编成四路纵队，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八、红九军团随后，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计划在敌人合围完成前抢渡湘江。中革军委原定11月30日全部过江，因行军迟缓未能实现，南北两翼的敌军一天比一天逼近。

11月27日至12月1日，血战打响，前后五昼夜。红军要在全州到界首的百余里江段抢渡，同时顶住南北两翼敌军的夹击。为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过江，红军在三个方向展开阻击战。

新圩阻击战最先打响。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奉命率第14团、第15团和军委炮兵营，在灌阳方向节节抗击桂军七个团。战斗异常激烈，师参谋长胡震、第14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全师损失近两千人，有的团一千多人，一战下来伤亡五六百，最终完成掩护任务。

脚山铺阻击战规模最大。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在桂黄公路两侧山头，顶住湘军刘建绪三个师又一个团的猛攻。红四团团长耿飚在危急时刻抡起马刀与敌搏斗。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不拖累战友、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枪支自戕，年仅二十六岁。此役红一军团伤亡约六千，主力团折损过半。

光华铺阻击战离渡口最近，守的就是军委纵队过江的主渡口界首。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距离界首渡口仅五公里的光华铺构筑工事，连续两天三夜阻击桂军，付出了千余人牺牲的代价。彭德怀把红三军团渡江总指挥部设在界首镇的三官堂，战斗最激烈时，朱德、周恩来都赶到三官堂指挥，向全军下达死守命令。

最惨的是全军后卫。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率六千多名闽西子弟担任总后卫，完成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后，被阻在湘江东岸。突围途中陈树湘中弹被俘，他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实践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红八军团命运同样悲怆。1934年9月才在兴国组建，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部队出发时，足足有一万零九百余人，担任右翼后卫、搬运辎重，落在全军最后。

12月1日上午，凤凰嘴渡口浮桥被炸断，涉水过江的八军团指战员遭敌机轰炸，几乎全军覆没。当天夜里，罗荣桓清点队伍，全军团仅剩六百余人……从一万零九百余人到六百余人，何等之惨烈！

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代价是毁灭性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当地百姓为此编出口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惨败像一记闷棍，把所有人打醒。仗败到这步田地，问题出在哪？答案越来越清楚，博古、李德的教条指挥，把红军带进了死地。从老山界到黎平，中央领导一路开会，争论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思想开始松动。

12月12日，湖南通道。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在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参加，议题只有一个，下一步往哪走？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古就是个哲学难题。现今，红军也不得不再度思考这个难题了。

其实，红军原定计划是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蒋介石早把重兵埋在湘西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一线，构筑碉堡、拉开铁丝网，红军若继续北去，势必钻进张开的口袋，面临全军覆没。

毛泽东在会上率先开了口。他主张放弃北上湘西，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到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人称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战斗力弱；黔北地势险要、物产尚足，便于部队休整补充。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李德却坚持原定方针，博古则犹豫了。争执之下，会议没有形成书面决议，只在行军路线上做了调整。

12月12日19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令，命令全军西进，攻占贵州黎平。红军突然转向，进入贵州，成了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的意义，也许要放到历史长河里才能真正看清。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红军长征史》里有一句判断：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后来写道，经过惨烈的湘江之役，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思索：红军向何处去？可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往哪走的燃眉之急，没有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博古、李德仍想回到北上湘西的老路，要彻底转过来，还得再开更高层级的会议。

12月18日，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那次会是长征以来首次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争论十分激烈。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放弃到湘西创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并确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会上博古强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不能改变，多数同志没有接受。黎平会议还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余部并入红五军团。

黎平会议后，红军彻底甩掉包袱，轻装向黔北。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数城，强渡乌江、占领遵义，长征真正的转折在下一站到来。

从湘江的惨败，到通道的转向，再到黎平的定策，三十万人围追堵截的绝境终究是没有压垮这支队伍，反而逼出了正确的方向。

只是，红军人数从八万六千减到三万，代价惨重，可正是那场失败，让正确的声音第一次压过了错误的指挥。长征的转折，不是从胜利开始的，是从一场几乎毁灭的惨败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