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0月25日，塞尔维亚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学生运动支持的“学生名单”赢得议会多数，已于9月辞去总统职务、谋求重新出任总理的武契奇当晚承认败选。11月5日，塞尔维亚选举委员会正式确认选举结果，“学生名单”获得250个议会席位中的140席，取得绝对多数。选举过后，塞尔维亚进入议会重组、政府组建与总统选举交织的政治过渡期。

对中国而言，塞尔维亚的政治转折牵动着中塞两国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武契奇执政期间，中塞合作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建设延伸至钢铁、矿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中塞贸易额约65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5.5%。随着塞尔维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这些合作能否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此外，塞尔维亚地处连接东南欧与中欧的交通要道，匈塞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使其成为中国拓展欧洲物流网络和产业投资的重要一环。随着学生运动支持的政治力量赢得议会多数，既有大型项目的合同透明度、招标程序及监管责任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本文认为，学生运动的选举胜利为塞尔维亚打破长期形成的权力格局提供了机会，但政治力量的更替，并不意味着政治运行方式必然改变。“学生名单”能否将反腐运动积累的社会支持转化为持久的制度建设，仍需接受执政实践的检验。对中塞关系而言，武契奇败选并不意味着双边合作必然转向，但政党轮替将进一步凸显合作透明度、责任划分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性。能否让约束胜利者的规则得到落实，将决定这场政治转折的深度，也将影响塞尔维亚对外合作的稳定基础。

武契奇承认败选，塞尔维亚又一次站在了政治转折点上。

10月25日的提前议会选举，打破了塞尔维亚进步党自2012年以来的政治主导地位。11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选举委员会正式确认选举结果：由学生运动支持的“学生名单”获得53.01%的选票，赢得议会250个席位中的140席，取得绝对多数；武契奇领导的“团结的塞尔维亚”选举联盟获得38.98%的选票、103席，其余7席由少数族裔政党获得。[1]

已于9月辞去总统职务、谋求重新出任总理的武契奇，未能通过此次选举延续原有的政治主导地位。[2]

2026年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最终席位分布。“学生名单”（反腐败抗议运动支持的选举联盟）获得140席，武契奇领导、以塞尔维亚前进党为核心的“团结的塞尔维亚”联盟获得103席。

此次选举被外界一些人士视为“民主的胜利”，这一说法确有其现实依据。尽管在公共资源使用、媒体报道和选民面临的压力等方面，政治竞争仍存在不公平现象，但社会动员最终推动了执政集团败选，选票也发挥了政治问责作用。欧安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OSCE）的初步观察同样指出，此次选举既体现了活跃的公民参与，也存在竞争条件不公平的问题。[3]

然而，权力易手之后，权力的运行方式是否也会随之改变？这一问题仍需要通过选举后的政治实践来回答，否则可能忽视后续制度建设面临的诸多困难。对“学生名单”而言，胜选意味着新的考验。塞尔维亚的政治历史表明，反对派赢得选举固然重要，但他们掌权之后如何行使权力，同样决定着民主政治的未来。

10月25日，塞尔维亚“学生名单”候选人与支持者在贝尔格莱德竞选总部庆祝议会选举胜利。图源：Getty Images

塞尔维亚并不缺少政治新起点

今天的学生抗议，并不是塞尔维亚青年第一次走上政治前台。自1990年恢复多党选举后，米洛舍维奇时代（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主导塞尔维亚及南联盟政治的时期（1989—2000年））已经表明，定期投票可以与执政者控制公共资源、压缩竞争空间的行为并存。1996年，部分地方选举结果遭到推翻，随后是持续抗议，学生就是重要的参与力量。[4] 然而，选举结果能否得到尊重，国家机构能否真正服务于公众，始终是塞尔维亚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

2000年的政权更迭，曾让人们对政治变革寄予厚望。反对派围绕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塞尔维亚民主党创始人，曾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和塞尔维亚总理）联合参选，在南联盟总统选举及随后的群众抗争中击败米洛舍维奇；同年12月，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又赢得共和国议会选举。

2000年10月5日，反对派支持者聚集在贝尔格莱德的南联盟议会大楼前，抗议总统选举结果未获承认。大规模示威最终促使米洛舍维奇下台。

然而，共同的对手离开之后，反对派并未就改革路线形成共识。科什图尼察与金吉金吉奇（Zoran Đinđić，民主党领导人，2001年至2003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很快围绕改革路径、同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等问题发生冲突。2003年金吉奇遇刺，更暴露出旧安全网络与有组织犯罪对改革的威胁。选举打开了政治空间，但国家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并不会随选票的重新分配而消失。

2000年，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领导人在宣布科什图尼察赢得总统选举的集会上共同庆祝胜利。图源：Vreme

2012年，进步党在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2012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统）赢得总统选举后进入执政核心。颇为讽刺的是，追查掠夺公共财富的私有化交易，正是该党当年的重要竞选承诺。塞尔维亚调查新闻中心对24宗争议案件的追踪，记录了这一反腐承诺的来龙去脉。[5]今天受到反腐运动挑战的武契奇执政集团，曾经也是以反腐姿态赢得支持的政治新人。

此后，武契奇先后出任总理和总统，进步党不断巩固选举优势。欧安组织对2023年选举的评估指出，总统的决定性介入、媒体偏向和公共资源滥用，使竞争处于不公平的条件之下。

政治学者斯帕索耶维奇的研究提示，即便制度设有分享权力的安排，一个政党占据压倒性优势后，政治仍可能走向个人化和过度集权。[6] 执政党掌握国家资源，再用这些资源扩大自身优势，竞争规则便会逐渐向在位者倾斜。

2006—2024年塞尔维亚权力分立与制衡评分变化。进步党2012年进入执政核心后，该指标持续下降。图源：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TI）

回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一种反复出现的政治机制。共同反对旧政府时，改革成本和利益分配上的分歧可以暂时搁置；一旦进入执政阶段，这些分歧就会重新浮现。倘若联盟缺乏处理分歧的规则，维持团结便可能越来越依赖权力集中。塞尔维亚已经经历过数次充满希望的政治起点，此次转折能走多远，要看它能否把政治更替转化为持续的制度改进。

学生的政治信用如何经受执政考验

被称为“学生阵线”的胜选力量，更准确的名称是“学生名单—学生获胜”（Studentska lista – Studenti pobeđuju）。这场学生运动始于2024年11月1日发生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雨棚坍塌事故，事故最终造成16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学生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包括公开工程资料、追究袭击学生和教师者的责任、撤销针对抗议学生的相关指控，以及增加高等教育经费。[7]

随着抗议持续，公众对事故的愤怒逐渐转化为对国家机构能否查清事故责任、依法履行职责的质疑。事实上，学生最初的诉求是要求国家机构履行本应承担的职责。2025年5月，学生进一步提出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要求，并呼吁公众支持由学生背书的候选名单。[8] 这标志着学生运动转向通过选举推动政治变革。候选名单涵盖教授、医生、律师、农民和文化工作者等不同群体，由心脏病专家伊利亚·斯尔达诺维奇（Ilija Srdanović）领衔。[9]

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更多代表一种政治信用。这些尚未深陷传统政党利益网络的年轻人，通过为候选人背书，赋予其政治信誉，也为对现有政治体系感到失望的选民提供了重新参与政治的理由。

2025年，塞尔维亚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图源：BBC塞尔维亚语版

这种政治信用有其组织基础。学生运动通过各院系的“学生全体会议”（plenum）讨论并表决抗议行动，再通过协调机制将各校联系起来。有相关研究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延续了前南斯拉夫地区学生抗议和直接民主的实践传统。其中，横向讨论、代表轮换和集体决策等机制，都是为了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正是这些组织实践，使学生运动有别于围绕单一领袖运转的选举机器，也成为理解其民主潜力的重要依据。

不过，没有魅力型领袖，并不意味着学生阵线就能够避免民粹主义的风险。按照卡斯·穆德（Cas Mudde，荷兰政治学家，美国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的界定，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将社会划分为道德上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当体现统一的人民意志。[10] 以此来看，判断学生名单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关键在于它如何理解“人民”。当反腐运动将不同群体团结在“人民”的旗帜下时，是否也会掩盖这些群体之间的分歧？当它赢得多数支持后，是否仍承认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权代表一部分人民？

学生名单代表的公开表态，已经反映出这种民粹主义与政治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在10月28日的访谈中，萨伊契奇将过去两年的斗争描述为与犯罪和黑帮的对抗，而非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联盟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并强调将遵守现行宪法。[11]前一种表述将政治竞争转化为道德上的敌我对立，而后一种表述则为政治多元主义保留了空间。这也说明警惕学生阵线的民粹化倾向，以及继续观察其制度承诺能否真正落实的必要性。

2026年9月，塞尔维亚政治集会现场，一名参与者举起写有“可爱的塞尔维亚，还是黑帮”的标语牌。

从反腐走向施政，“学生名单”必须面对更加具体的利益取舍。教师希望增加教育投入，劳动者希望提高工资，企业则希望降低成本。即使腐败问题得到遏制，这些不同群体的诉求也不会自动达成一致。目前，“学生名单”代表已经提出劳动权利、公共服务和知识经济等政策方向。[12]但改革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哪些改革应当优先推进？过渡时期的成本又该由谁承担？这些都是执政过程中必须作出的选择。如果将不同意见一概视为旧势力的阻挠，反腐就可能成为拒绝协商的理由。

赢得选举意味着“学生名单”需要调整原有的组织运作方式。学生全体会议可以决定抗议行动，却不能直接代替全体公民决定国家预算。医生、教授和律师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同样需要向公众解释政策并接受质询。学生组织、议员与未来内阁之间，谁来作出决策、谁来承担责任，都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进步党联盟仍获得接近四成的选票，[13]支持它的选民同样是塞尔维亚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如果将这些选民一概归为腐败集团，反而可能以反腐之名造成新的政治排斥。

由此来看，“学生名单”更接近一个以反腐和制度修复为共同目标、带有民粹化倾向的跨立场联盟。它成功地将不同群体的不满汇聚起来，形成了反对旧执政集团的政治力量。然而，一旦进入执政阶段，这些不同诉求就必须转化为围绕预算安排、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具体讨论。民主政治的难处，不仅在于通过多数支持形成决策，还在于保障持不同意见者继续表达诉求、参与政治竞争的权利。“学生名单”能否实现从社会动员到制度治理的转变，将决定其道德感召力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治理成效。

新政府的难题与中塞关系走向

反腐运动将“学生名单”推向了权力中心，而它能否兑现执政承诺，也将首先在反腐问题上接受检验。公开合同、查处违法行为和改革公共媒体，都是重建公众信任的必要举措。但具体查处哪些案件、如何任用官员、由谁监督调查，将直接影响改革的方向。如若司法机关只是从听命于旧政府转为听命于新政府，那么所谓的国家去党派化，就可能沦为新执政者对原有权力和人事网络的接管。因此，判断改革是否真正取得成效，不仅要看新政府如何追究旧政府的责任，还要看它能否以同样的标准约束自身。

与此同时，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也将逐渐转向日常治理。新政府需要通过预算、维持公共服务、保障能源供应，而旧执政党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未来的总统选举也将继续检验各方的政治力量。可以预见，制度整顿、利益重组和政治对抗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交织进行。如果新执政多数无法向公众解释改革的代价，或者无法让支持者看到切实的改善，选民的期待就可能逐渐转为失望，甚至再次为强人政治提供社会土壤。建立稳定的协商与问责机制，应是防范这一风险的重要条件。

对中国而言，中塞关系不能仅从某一位领导人的去留来判断。武契奇的败选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失去了基础。早在2009年塔迪奇（民主党前主席，2004年至2012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统）担任塞尔维亚总统期间，中塞两国就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早于进步党上台执政。[14] 

此后，中塞两国合作不断深化。2024年生效的自贸协定，以及在钢铁、铜矿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已经形成了实际的经济联系。[15] 此次选举后，中国外交部也表示尊重塞尔维亚人民的自主选择，愿同新政府继续开展合作。[16] 这些长期积累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为两国关系的延续提供了现实基础。仅凭塞尔维亚国内的一次权力更替，就断言其对华政策将发生根本转向，显然缺乏依据。

塞尔维亚东部马伊丹佩克铜矿，工作人员在塞尔维亚紫金铜业矿区开展生产作业。图源：Getty Images

值得注意的是，中塞合作的基础依然存在，但合作的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塞尔维亚学生运动始于对工程事故的追责，因此，大型项目的合同、采购和监管问题，很可能成为新政府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领域。诺维萨德火车站改造项目涉及中国企业联合体，但企业是否参与项目、具体承担哪些施工内容，以及是否对事故负有责任，是三个需要分别查清的问题。[17] 

对中资企业而言，更直接的风险可能来自审查趋严、项目进度调整，以及相关争议带来的声誉压力。如果将这些变化一概视为反华，不仅容易混淆具体责任与实际风险，也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双边合作。

从长远来看，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关系也将影响中塞合作的未来。欧盟是塞尔维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入盟评估中，欧盟已对塞尔维亚部分政府间协议项目的采购竞争和透明度提出批评。[18] 如果新政府进一步推动与欧盟制度接轨，中塞合作项目可能面临更加严格的采购、环保和市场竞争要求。不过，“学生名单”在科索沃问题上仍坚持塞尔维亚的主权立场，同时主张与不同国际伙伴保持合作。[19] 因此，选民支持反腐改革，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时支持塞尔维亚改变地缘政治立场。对中资企业而言，真正需要适应的，是一个议会、媒体和社会组织在对外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政治环境。

6月17日，塞尔维亚欧洲一体化部长内马尼亚·斯塔罗维奇出席第18届欧盟—塞尔维亚稳定与联系议会委员会会议。图源：塞尔维亚欧洲一体化部

与此同时，外部对塞尔维亚民主转型的评价，也不能脱离现实利益。 2024年，欧盟与武契奇政府建立了原材料、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 这表明欧盟的对塞政策同样受到产业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因此，评价新政府的改革成效，不能仅以其同布鲁塞尔关系的远近作为标准。新政府是否会以同样的标准审查欧洲投资？当外部合作伙伴的利益与塞尔维亚的合法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它能否坚持自身立场？这些同样是检验其改革诚意的重要问题。只有对不同投资者实行一致的规则，透明和问责才能真正体现为可信的制度安排。

这也意味着，中塞合作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工程质量、劳动条件、环境责任和信息公开，不仅关系到项目本身，也直接影响合作能否获得不同政治立场的民众认可。中塞关系能否经受政党轮替的考验，关键在于合作带来的收益以及各方承担的责任，能否经得起社会检验。认真回应当地社会的诉求，既有助于识别和应对实际风险，也有助于扩大双边合作的社会基础。

“学生名单”的胜利为塞尔维亚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条件，但改革能否真正实现，仍需接受执政实践的检验。塞尔维亚能否走出反腐动员、权力集中、再度反腐的循环，关键在于新执政多数能否遵守约束自身权力的规则。反对派能否继续参与政治竞争，反腐调查能否同样涉及现任执政者，以及今天的胜利者在未来失去多数支持时能否平稳交出权力，都将决定这场政治转折能够走多远。选举已经决定了谁来执政，而如何约束掌权者，才是塞尔维亚接下来面临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