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飞

在远离合江县千里之外的苏州市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保存着合江籍晚清县令李超琼的手迹日记和古今体诗集。档案管理中心通过编研，开发出《李超琼日记》《晚清县令李超琼》。而坐落在苏州市吴中区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金鸡湖景区南面，有一座为纪念两袖清风、筑堤为民的清朝元和县令李超琼而命名的“李公堤”，围绕着堤坝的，则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李公堤旅游休闲街区。合江籍晚清县令李超琼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得到苏州人民如此深厚的爱戴——古以其为堤坝命名，今以其为街区命名？

李超琼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东乡中汇支（今白米镇桂花树村）大字湾，字惕夫、紫璈。父亲十分重视教育，但由于家境不好，他从小只能由父亲和大哥教他读书。

《合江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夏，大旱，饿死甚众。”家境本就不好的李超琼，更是雪上加霜。好在父亲一位好友帮忙，在泸县太平山免费教授李超琼。但太平山离大字湾有五十余里，交通不便，他只能背着书和粮食，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这一走就是两年，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同治五年（1866），李超琼参加在县城试院（今合江县博物馆）举行的县试，获得县学入学资格，成为秀才。同治六年（1867）是乡试大年，李超琼因父亲重病，本想留下照顾，但家里决定由大哥留下照顾父亲，他只能独自到成都贡院参加乡试。“鹿角溪头曙色苍，白沙江畔晓风凉。行人去家未半日，孤云回望空惆怅。炎天六月黄尘恶，吾亲意遂征途长。功名拾芥亦何物，使我内问心悲伤。”这是李超琼《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收入的第一首诗《里中早发》，从中可见他此次乡试严重受到父亲重病的影响，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次乡试落第。而《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里还收录了李超琼在参加乡试时送给同来考试的仁寿县好友的一首诗，诗中说：“君出兰溪足重茧，我来符水踵为皴。”意思是我来自长江，脚后跟都走出了黑黑的皴皮。真实记录着他艰辛赶考的贫寒生活。

在长江边上长大的李超琼有着坚韧的性格。同治七年（1868），他进入锦江书院继续求学。在锦江书院，他得遇两位良师——童棫和牛雪樵，他们的理念和言行，使他日后在为人处世和为官行政方面终身受益。但现实又给了他一顿打击，在同治九年（1870）的乡试中他再次落榜。之后，受合江县令的邀请，李超琼在同治十年（1871）参与编纂同治版《合江县志》。

同治十三年（1873），李超琼第三次乡试又落榜，心灰意冷的他写下“三年伏案应辛苦，到此埋头又如何”。幸亏这一年是各省每三年在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录取为“优贡”的时间，李超琼被录为“优贡”，经朝考合格后可任职。同年秋冬之交，李超琼面临到偏远省份候补知县或接受老乡陈本植邀请到辽阳做幕僚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无独有偶，正是在陈本植的照顾下，光绪五年（1879）他终于中举。但在光绪九年（1883），李超琼受到冲击进士失败和陈本植含冤而死的双重打击，不得不接受由吏部分发验收，成为江苏省正式在籍候补县令的现实。

经过几年的候补，终于在光绪十三年（1887），李超琼赴任常州府溧阳县令。从此，他的一生都在江南一带为官。李超琼在朝廷考核中，两次被评为出众，四次受到嘉奖。

溧阳治赌，重教修志受爱戴

李超琼二十六载县令生涯开始的第一站并不是个好地方，溧阳的赌博风气当时在江苏全省享有“盛”名，而赌博又是盗窃、抢劫、杀人案件的源头。好在李超琼也不是官场菜鸟，他利用在辽东多年剿匪经验，突然对城南村周万勇赌场进行抓捕并重处，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让全县震动。在上任的两个月内，他多次深入南渡荡摸清情况，通过七次掩捕终将溧阳县赌头抓获。随后，他在全县实施编造门牌进行“五家联环互保”，亲自编写《戒赌俗歌》在全县儿童中传唱，进一步巩固禁赌成果，溧阳治安状况得到改善。

溧阳历来重视教育，出过榜眼宋之绳、任兰枝，探花陈名夏、任端书、黄梦麟等。但在赌博的影响下，李超琼调查后发现一个镇上百余户人家竟然没有一户读过书，而他主持的第一年童试参加人数只有四百余人，不及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而此陋习已持续十余年。对此，李超琼立下童试新规，并自费购买书籍奖励前八名，利用自己捐出一年俸禄购买土地所获的租金设立奖学金。

李超琼任期正逢溧阳县续修县志，早在十六年前他就受邀参与编纂过同治版《合江县志》，而在上任之前他已经阅读过嘉庆版《溧阳县志》，认为其中的《食货志》部分写得不够详细，在这次续修县志时，便亲自撰写《食货志》。

在溧阳期间，李超琼不止捐出俸禄助学，还带头捐出俸禄赈济灾民。他知道临时救济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本来已制定颁布《劝办备荒事宜》，但半年后就调离溧阳。由于治理出色，李超琼被护理江苏巡抚的苏州藩台黄彭年列为全省内极少几年能“尽心民事”的地方官之一。他调职的消息传开后，陆续有人送来“教善得民”“循良继美”“德威法明”的匾额和红缎万民伞。

元和筑堤，金鸡湖畔永留名

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李超琼调任元和知县（今苏州）。乾隆《元和县志》载：“以苏松常三府所属州县钱粮尤重大者，每县各分为二，而长邑所分之县，御定嘉名曰元和。元和虽只得长洲之半，而其税入之繁多……”雍正二年（1724），元和从长洲分出，从此苏州府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同治，而在这三县中元和的经济最差。元和建县历史不长，又和其他两县共同治理省府，这对李超琼来说是为官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

江南素来水乡，元和县自然河道纵横交错。李超琼上任不久就遇到历史上著名的“己丑水灾”，连续四十多天的雨水让水利基础设施不好的元和县损失惨重。贫苦人家出身的李超琼怎能看得下去，他多次出城巡乡，并将所见的情形这样写道：“年年晒稻就田干，今年晒稻缚竹竿。莫怪吴农场未筑，家中积水深至腹。”他将受灾情况如实上报，并请求运用藩库存银赈灾并蠲免当年赋税——如果免征赋税，元和县今年的财政会完全断绝，这样严重的后果只能由李超琼一人扛下。在朝廷同意后，李超琼义无反顾地选择全额蠲免。然而，他在溧阳就已将自己的积蓄尽数捐出，少了赋税的元和县财政一下见底，李超琼只能向一直合作的山西存义公商号“借银万两，以为署用”。

在这次巡乡过程中，李超琼发现一个摆在元和县令案上多年的难题。民国《吴县志》载：“金鸡湖在县东十余里，偏西与朝天湖接，南为独墅湖，东渰水尤浩瀚，与陈湖相互吞吐。”金鸡、独墅两湖之间并无阻隔，每逢雨季，湖水浪大，人们行船其间，时有船翻，同时给两湖中间的村庄带来很大冲击，水土田地流失严重。在李超琼上任第二年，位于两湖间的斜塘村又发生水祸。他到斜塘村实地查看后，决定修筑堤坝，但苦于没有资金。

正好当年朝廷先后两次针对苏州境内的灾情下拨款项，在赈济完灾民后，尚剩有部分款项。李超琼决定动用从商号借的银两和赈灾余款，以“以工代赈”的方式在金鸡、独墅两湖之间筑堤修坝。此乃一举五得：既可改善交通条件，又可减轻湖中波浪对圩田的冲击，还可使上年受灾的大批灾民通过做工获得收入，更是避免灾后劳动力的外流，最后还将苏州城里大量战争留下的砖瓦屑清理掉。

李超琼动员一百多条船只，组织上万当地百姓，将砖瓦屑运到金鸡湖中，堆筑成堤。在修建过程中，李超琼特别注意堤坝的质量，先后四次视察金鸡湖堤坝的修建情况。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三十日，历时两年的金鸡湖堤坝终于落成，李超琼前往验收，堤坝全长六百七十丈。他对堤坝落成感到十分满意，特写下“移舟穿曲浦，堤势偃长虹。巨浪重湖截，清流六港通。歌听帆上下，利便亩东南。一诺经吾画，羞看拟白公”。堤成之后，又在堤上种植杨柳树数千株，以巩固堤防。

早已毁于战火的斜塘市镇，也因长堤的建成而重新恢复生机。人们为纪念李超琼，将此堤坝命名为“李公堤”。而金鸡湖少了水患后碧波荡漾，堤上的翠柳成为苏州胜景。现在苏州市将“桥堤文化”和“湖滨公园”把金鸡湖的水、绿与姑苏文化结合在一起，打造出李公堤旅游休闲街区，持续纪念这位顾怜百姓的好官。

南汇修塘，利民独不利仓场

经过阳湖、无锡、吴县等县历练后，李超琼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任南汇县。南汇是当时江苏东部距海岸线最近的县，从建县起，多任县令筑塘，一是抵御海潮冲力对人畜的危害，二是将海水中的盐碱挡在塘外，保护里面的农田。

就在李超琼上任当年八月，南汇县遭台潮侵袭，钦公塘、彭公塘冲塌殆尽，被淹毙人数达三百余人。修补海塘成了摆在长年捐空自己俸禄的李超琼面前的第一件大事。财政和个人都没钱的情况下，李超琼只好四处去筹借，但不只是在南汇赈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慈善家施则敬没有给他面子，连吴门各钱庄均以他负债累累而拒绝，最后连一直支持他的山西存义公商号也翻脸了。好在李超琼为老百姓所做之事被江苏巡抚陆元鼎看在眼里，支持他“截漕”获得资金后，通过“以工代赈”来筑新圩塘。但是截漕只是借用，终归要还的，李超琼考虑更多的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身安全。新圩塘建好后一直没有正式名字，“李公塘”则是慢慢通过当地人口口相传才出现的，这就是为民服务的口碑。

李公塘的命运在1949年经历台风和天文高潮的双重打击下决口，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亲临决口，冒雨指挥抢修加固。灾后重生的李公塘，在陈毅的提议下改名为“人民塘”，换名新生，继续为保护南汇人民服务。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两江总督端方询问李超琼财政窘绌的原因，李超琼以“非计利，而为吏治民生忧也”（这是因为我从不计算个人利害，而只为吏治和民生担忧）答之。端方又问，你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在征漕折银上让利于民呢？李超琼以“利国利民利官，而独不利仓场”（我这样做对国家、对百姓、对官府都有利，只是对县里的银库有点小损失而已）答之。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李超琼调任上海后，仍将南汇百姓的安危记在心中。《南汇县续志》载：“十二月知县王念祖会同上海县知县李超琼濬马家浜，明年二月工竣。”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十一日，李超琼睡觉后再没醒来。他逝世后，1909年4月7日的《申报》记载：“正任李县令身后萧条，（债务）积累颇重，殊觉惨然。”这位在富饶的江南水乡任职二十六年的晚清县令，谁能相信死后竟无钱安葬。事实上，李超琼不仅“无以为殓”，他还以日记的形式记下自己的后事办理：“一是不请和尚、道士超度；二是棺材买二十多元钱的就足够了（以当时的物价二十多元钱可不够买棺材）；三是寿衣可以用旧的衣裤，切记不要多花钱；四是葬身之地有就行，不要花钱请风水先生。”

报纸上写的债务积累只是表面。在日记中，李超琼详细列出自己的私人债务累计一万零四百两，这还不算任内县财政的债务。上海士绅看到报纸消息后，筹集白银一千两为李超琼治丧，随后在报纸上联名发表《上海士绅上督、抚电：为李故令乞恩免追亏欠》，请求破例免于追缴李超琼的亏欠，并附上《故令亏欠细帐》，说明是因公亏欠，于吴县任内亏银三万四千余两，南汇任内亏银四万一千余两，上海任内亏银五万五千余两，共银十三万两。

李超琼任职二十六载，“故里未增一亩之产”，“身后不名一钱”，只留下李公堤、李公塘等爱民为民的故事，以及自光绪元年（1875）起的日记和诗集《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

李超琼生前曾写过一副挽联，其中有一句是“死竟无钱是好官”，这恐怕就是他为官一生的真实写照。

图源：苏州市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馆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