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科技股的一片上涨声中，英伟达股价大幅受挫，而这并不令外界意外。

当地时间11月9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威半导体、博通等芯片股全线走高，英伟达收跌4.27%，报178.67美元/股，市值单日蒸发19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8万亿元。

此前一天，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致员工的公开信中承认对妻子不忠，并向家人、员工、董事会与股东致歉。这被认为是股价下跌的“导火索”。对此，美国律师事务所Rosen Law Firm已针对英伟达及黄仁勋提起投资者集体诉讼。诉讼指控称，英伟达及黄仁勋此前未能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在回应外界询问时可能存在误导性陈述。

目前，英伟达董事会已宣布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聘请外部律师开展独立调查，调查期间黄仁勋继续担任CEO。

事实上，与其说董事会让黄仁勋继续担任CEO，不如说英伟达的董事会找不到一名合格的“备选CEO”。英伟达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黄仁勋独到的战略眼光与勤奋强势的管理风格，前者让他坚持研发CUDA，最终创造了芯片领域独一无二的护城河，后者则让英伟达能够一直在没有“二号位”的前提下高速运转。

持股3.58%，撑起三十多年“独揽大权” 

贝壳财经记者梳理发现，英伟达的股权结构，与外界对“创始人掌控公司”的想象几乎完全相反。与Meta创始人扎克伯格不同，黄仁勋并不持有附带特别投票权的股份。据英伟达披露，截至今年3月，他直接及间接持有约8.71亿股、占比仅3.58%，持股市值约1625亿美元；贝莱德、先锋领航两大资管机构的持股比例分别约为7.43%和7.31%，均高于他本人。在英伟达11名董事中，黄仁勋是唯一的非独立董事，其余10人都是独立董事，公司甚至没有正式的董事长。

恰恰是这样一个“股权意义上的弱者”，把一家公司牢牢握在手里三十多年。伯恩斯坦芯片分析师斯泰西·拉斯贡（Stacy Rasgon）表示，“英伟达不是一家普通公司，黄仁勋也不是一位普通的CEO。他就是英伟达。”这位分析师指出，英伟达采用高度扁平的管理结构，约有60名高管直接向黄仁勋汇报，且公司不设首席运营官这类“二号位”，几乎所有重大事务都由他亲自掌控。

对于“不设二号位”，黄仁勋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大多数公司的组织架构图都长得一样，但英伟达做的是“极端共同设计”——GPU、CPU、内存、网络、存储、电源、冷却与软件必须同时优化，如果把这些专家放进层层过滤的层级，共同设计就不可能发生。

1993年，黄仁勋与两名前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工程师共同创立英伟达，此后三十多年从未离开CEO职位，也是公司唯一一位走到今天的创始人。这套逻辑确实奏效：2006年，他力推CUDA（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把显卡改造成通用计算平台，在多年不被华尔街理解的质疑声中坚持押注，最终换来今天AI算力帝国的地基。2016年，他亲手把首台DGX-1超级计算机送到OpenAI，后来的故事已尽人皆知。可以说，当今AI大模型的繁荣，与黄仁勋打下的硬件基础息息相关。

没有“二号人物”，英伟达的危机时刻

当估值里早已包含对创始人的信任，创始人本人出现裂缝，这部分溢价就会率先折价。一封道歉信引发的约1.28万亿元市值蒸发，本质上是市场对“关键人风险”的一次反向定价——黄仁勋对英伟达有多重要，他个人“塌房”对公司的影响就有多大，犹如明星之于经纪公司。

美国投资机构Yorkville Ives的合伙人兼高级董事总经理丹·艾夫斯（Dan Ives）直言：“根据董事会的调查结果，黄仁勋可能被免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并判断“这对黄仁勋而言是声誉严重受损的时刻，也会给股价带来持续压力”。交易平台eToro首席分析师乔希·吉尔伯特（Josh Gilbert）则相对克制，认为“调查大概率会打击市场情绪，但不会改变长期基本面；除非最终引发高层人事变动，届时情况将完全不同”。

北京郝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郝俊波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能否解除公司高管职务，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解除，主要取决于公司章程的具体规定。对于英伟达来说，黄仁勋估计参与了公司章程的设计，也有可能设置了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条款，“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类似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约定。只要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违法情形，法律一般不会过多干预，具体仍需结合公司章程进行判断。”

对于英伟达遭遇的集体诉讼，郝俊波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单纯从法律层面来讲，确实有胜诉的可能性，但如果后续英伟达股价复涨，例如在两个月内股价迅速升高，投资者最终没有受到损失，那就没有可索赔的了。

英伟达股价此次下跌，丑闻只是导火索。英伟达自10月6日触及5.8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后便持续回撤，近二十个交易日累计下跌约21%，年初至今涨幅已经转负。正因如此，市场关注的不是“黄仁勋做错了什么”，而是“这家公司离了他会怎样”。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将黄仁勋职业生涯的存续概率评估为“大约五五开”。他特别指出一个反讽之处：黄仁勋多年来在没有双重股权结构保护下仍取得成功，本是反对双重股权论者的最佳反例，“但如果他有那样的股权结构，现在要撤换他就会难得多”。

这正是英伟达此刻的困境所在。董事会嘴上说“对他及领导团队充满信心”，但可供替换CEO的成熟人选缺失，董事会的选择空间有限：公司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与二号人物，没有人能无缝接过他“60人直接汇报”的工作强度。

另外，相比许多“家族式企业”的代际传承路径，黄仁勋的一儿一女早年均无接手家族企业的意愿，职业轨迹与芯片行业完全无关。其长女黄敏珊早年就读蓝带厨艺学校，深耕餐饮与奢侈品行业，曾任职于LVMH集团；其子黄胜斌长期在海外自主创业，经营特色酒吧业务。

虽然在2020年后，二人陆续以普通员工身份入职英伟达，但既无空降实权，也无董事席位，从业资历尚浅，远不具备接管万亿级科技巨头的能力与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本次舆情发酵，黄敏珊近期已被外媒曝出取消多项海外公开访问行程、暂停对外行业露面。

当创始人既是公司最大的资产，又是最大的单一风险点，任何一任董事会都只能选择继续信任他，因为那比换掉他的代价小得多。这恰恰是黄仁勋用三十年建立的强控制，让英伟达在危机时刻没有了可替代的选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罗亦丹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