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毛儿盖往北，松潘草地，周恩来在奔波之下，还是病倒了。红军里最好的医生王斌和李治反复检查，最后在显微镜下找到了那个要命的东西，阿米巴肝脓肿。这种病是痢疾拖出来的。草地边上粮食奇缺，官兵们吃青稞炒面、喝沟里的积水，闹肚子的人一批接一批，别人扛一扛就过去了，周恩来硬是拖成了肝脓肿。

体温降不下来，人也醒不过来。高烧折磨着昏迷中的周恩来，也煎熬着守在旁边的每一个人。没有冰袋，陈赓带人骑马跑到30多公里外的雪山上，从背阴处凿下冰块，用油布袋子包好，敷在周恩来的额头和肝区。相关史料记载，背冰的同志一早出发，深夜两三点才回来，冰化了一半，剩下的还够用。把冰装进袋子里，压在肝脏部位，用最原始的低温去压制体内凶猛的炎症。

守在床边的是邓颖超，她本是干部休养连的病号，长征前就患有肺结核，经常低烧，身体十分虚弱。听说休养连也到了毛儿盖，周恩来提出想见见她。她被接到总部时，看见丈夫脸色蜡黄、痛苦地躺在担架上。此后几天，她每天早去晚归，在地上铺了些稻草睡在周恩来床旁，方便随时照顾。

转机出现在8月11日上午，昏迷了一个多星期的周恩来慢慢苏醒过来，不停地呻吟，说肚子痛，体温一下降到35度。为了让脓液尽量排净，医生给他服药，让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同时交代每小时测一次体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体温始终在35度。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医生们当时没有告诉她，这个温度已经接近"死人"的温度，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回升了。

又过了一天，医生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说明治疗方向是对的。文献纪录片《红医薪火》里还记录了另一种说法：李治曾冒险为他做穿刺排脓，撂下一句"有危险我承担"。而在多数史料中，因为当时根本无法消毒，没有条件开刀或穿刺，医生们最初只能采取保守疗法，等待脓肿与横结肠粘连后自然破溃。

烧退了，人还没站直，部队就要过草地了。由于连续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周恩来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担架队的兵是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里抽调的，他还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

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杨立三说，自己是红军的兵站部长，运送伤病员本来就是分内的事。草地是什么地方？茫茫荒原，一望无际，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

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抬着担架行军，脚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稍不小心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夜里气温降到零下，找不到干柴生火，几个人就背靠背站在水里打个盹。

杨立三是湖南长沙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来管全军的后勤。他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小灶规定两个菜一个汤，没规定有水果，送来的水果一律退回去，理由是"超制度就是违法"。就是这个人，把担架绳勒进自己的肩膀。史料记载，他的双肩磨出了血泡，泡破了磨成老茧，肩膀烂了，他死活不肯换人，就这样寸步没离周恩来，走了六天六夜。刚走出草地，他自己就累病了。

周恩来躺在担架上，几次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一次一次被战友按回去。陈赓的双腿都受过重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仍然一步也不离开担架。史料中有"六天六夜"和"七天七夜"两种表述，都指向同一件事：靠着一副肩膀、两条腿，把人抬出了这片死亡草地。走出草地到班佑一带，周恩来才算真正缓过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问部队的情况。

这份恩情，周恩来记了十九年。1954年秋，杨立三因脑癌无法坚持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去莫斯科治疗。病重期间他还抓着纸笔，口述给妻子记录国内兵站的调度，说"得赶紧把物资方案发回去，不能耽搁"。1954年11月28日，他在莫斯科病逝，年仅54岁。12月3日，载着灵柩的专机抵达北京。

12月7日上午，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周恩来担任主祭人。致悼词讲到杨立三“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他脱开讲稿，说到自己被杨立三抬着过草地那一段，泣不成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追悼会结束后，从新街口外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八宝山的路上，出现了一支送葬队伍。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吴玉章、徐特立，这是文官队；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是武官队。到了八宝山，周恩来眼含热泪，绕着墓地走了一圈，与杨立三作了最后的告别。

《伟大的长征》把这段历史搬上了荧幕。剧中，曹磊饰演的周恩来，大部分时间躺在颠簸的担架上，过草地的两三集里，炊事员老郭一边煮着寡淡的野菜汤，一边给战友描绘家乡菜肴，最后自己静静倒下。

战士刘喜才陷进泥潭，把武器和家人信物托付给张思德，自己缓缓沉入沼泽，淤泥上只留下一顶军帽。七百多名小红军背靠背坐在草地上，平均年龄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他们距离走出草地只剩一步，却再也没能站起来，这些人的名字镌刻在班佑红军烈士纪念碑上。

1935年8月27日，右路红军经过六七个昼夜的生死跋涉，走出松潘大草地。队伍清点人数时，不少连队报上来的数字是零。号兵攥着铜号一直吹，一匹失散多日的战马循着号声疾驰而来，背后却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