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的临夏，清晨的空气里已经有了初冬的味道。临夏市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一袭红色运动外套的耿以莱和同事一起，把近百名初三学生分成一列列小队，开始大课间运动。

耿以莱是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2023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也是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参加支教的香港籍学生。这个学期，教育学院共有35名学生来到甘肃省临夏州，分散在临夏市和东乡县的多所学校开展支教。

“以前也有人叫我‘耿老师’，因为这是我的外号。”他笑着说，“但这一次，我确实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到这里的。”

选择千里之外

摆在耿以莱面前的实习路径，原本有三条。

第一条，留在北京，由学校分配到中小学实习，稳妥、体面；第二条，回到户籍地附近实习，熟悉、轻松；第三条，才是支教，千里之外，条件相对艰苦。

他选了支教。

这个决定让不少人意外。一个在大湾区长大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到西北去？

“我想看看没见过的事，也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践。”耿以莱这样回答。他出生在一个教育渊源很深的家庭：爷爷、姑姑、姑父都是教师，父亲也始终关心着他的成长方向，家里人很早就建议过他去支教。“当时我是左耳进、右耳出”，他坦言，“后来随着成长，我发现父母之前说过的很多我当时认为是错的话，现在看来是对的。”

还有一个更柔软的理由：同学。临夏支教点确定人选的那个晚上，他和一位同样有支教想法的同学在班里挨个问“你去不去”，像滚雪球一样，一个拉一个，最终全班有十几个人报名，接近班级总人数的一半。“这是我们教育学院头一回。”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里有藏不住的自豪，“我很珍惜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大学的日子过得太快了。”

424份问卷

落地临夏的第三天晚上9时58分，耿以莱从床上爬起来，走进了办公室。

这个精确到分钟的时间点，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在自己搭建的AI智能体里创建了一个“学校兴趣调研工作台”——他想先弄清楚一件事：这里的学生，究竟怎样看待体育？

几天后，424份问卷从他带的班级里收了回来，他逐份录入、逐份分析。

结果，让他停下来了。

有学生在主观题里写：希望体育课都是“自由活动”。起初他不理解。在他的成长语境里，体育课意味着比赛、对抗、奔跑。后来他慢慢明白了：所谓的“自由活动”，对很多孩子来说，不过是三三两两站着聊天。他们不是不爱体育，而是很少有机会真正参与体育。

更“刺眼”的发现藏在数据里：传统班级赛事，比如11人制足球赛，一个班50人，满打满算能上场的不过十五六个——约85%的学生，整场比赛只能站在场边当观众。

“初中生这个年龄段，最需要的就是存在感。”耿以莱说，“但因为赛制，大部分孩子上不了场。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让每个孩子都上场

问题清楚了，接下来就是解题。

借助AI工具，耿以莱设计出一套“全班参与式”校园体育赛事，覆盖篮球、足球、羽毛球、田径四个项目。核心是一套三层分组机制：

竞技组——基础扎实的学生，参加正式比赛，为班级争分；

发展组——有一定基础的学生，进行技战术训练与小型对抗，练技能、养兴趣；

体验组——零基础的学生，从最简化的投篮、带球绕杆做起，甚至打到篮板也能得分。

“让已经掌握这项运动的学生有展示的机会，让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有练习的机会，让没有基础的学生有培养兴趣的机会。”他解释道，“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获得成就感。”

这套理念并非凭空而来。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校体育学》的课堂上，“面向人人、惠及人人”这八个字，老师讲过很多遍。如今，它在一个西北乡镇中学的操场上，变成了96个孩子同时奔跑的真实场景。

试行那天，学生们背着书包、笑着涌进操场。两个班，96人，被分成26支小队。耿以莱在几个场地之间来回穿梭，看进程、拍照片、录视频。他记得体验组的裁判示范投篮命中的那一刻，旁边的学生爆发出一阵欢呼，两个班之间瞬间有了较劲的劲头。

他还自掏腰包，准备了饮料和棒棒糖。“学生时代，上完体育课能喝到一瓶饮料，对我来说就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初中体育老师给过我，我也想给我的学生。”

最让他触动的是一个小插曲。自由活动时，有个学生跟他说“不喜欢体育，觉得跑步无聊”。可就在那场比赛里，他又看到了这个学生——带着球，把球传给队友，脸上挂着笑。

“同一个学生，换一种参与方式，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他说，“这何尝不是体育教育的艺术？”

事情没做好，就复盘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第二次试行，状况接踵而至：原本借用的篮球因为其他原因凑不齐，有的篮球气不足；一位协助组织的同学请假，人手骤减；负责体验组的裁判因为上一节课拖堂，迟到了约10分钟——竞技组、发展组已经开赛，体验组的学生却只能在场边干等。有孩子追问：“老师，裁判怎么还没来？”

“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这是对我组织工作的批评。”他没有回避。当晚复盘，把问题一条条列出来：器材要提前一天清点，人手要有替补预案，分组名单必须提前发到学生手里……“一件事情没做好，我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复盘的意义。”

赛后，187份反馈问卷收了回来，学生提得最多的意见是“比赛时间太短”——40分钟一节课，要完成整队、分组、比赛、总结，实在太挤。他把“理想时长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提前告知队友与规则”逐条写进了下一版方案里。后来又引入了“前测+后测”的问卷机制，让这套赛事从一次活动，逐渐变成一个有数据支撑、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每天和他一起上操场的体育教研组老师。

“他给传统体育教学、竞赛还有大课间活动，带来了新的练习思路和新的组织形式。”沈孙霞老师说，农村学校的学生性格偏内敛，耿以莱用贴近他们年龄的方式去引导，九年级的课堂“一下就活了”。“我们这些老教师思维上有些局限，他来了以后把固有的框框打破了——原来体育课还可以这么上。”

吴勇刚老师的印象更深的是他的执行力。运动会秩序册重新设计后，流程简化、分工一目了然，“非专业的老师也能看懂、能执行”。“很多想法大家都想过，但卡在难字上就停了。他不是，想到了就能做出方案，还拿到教研组一起研讨。”吴勇刚说，“团队就不至于因为畏难停下来。”

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到支教点慰问时，他的“全班参与式体育赛事”成为汇报中的重点项目。在“面向人人、惠及人人”的体教融合政策背景下，一个大学生在乡镇中学里做的这场小小实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学生的回馈

初三（17）班的马宏娜，是从这个变化里走出来的学生之一。

“我以前特别懒。”她不避讳，“体育课基本不跑步，或者应付着跑两下，就找同学聊天去了。”第一节体育课，耿以莱要求全班报数，“声音要特别大那种”。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师好严厉。可没过多久，她发现“他其实特别和蔼，能跟我们打成一片”。慢慢地，她开始盼着上体育课。

变化出现在今年的秋季运动会上，她拿了“两冠一亚”：100米亚军、4×100米接力冠军、仰卧起坐冠军。而在此之前，她只在初一时参加过一次学校运动会，报了100米，“没成绩”。

“学习那么紧张，更应该好好锻炼。”马宏娜说，“运动是缓解压力、提高效率的一种有效方式。”她说自己明年中考想考临夏中学，三年后的高考，目标是厦门大学——“大海边的那所学校，真的太美了”。

耿以莱还把自己小学时在全国足球比赛输球后罚跑时悟出的呼吸节奏——“嘴巴一呼一吸、鼻子一呼一吸”——教给了长跑不及格的学生。

学生回馈给他的，则是另一种分量。今年教师节那天——那时他来到这里还不到两周，一名学生当着全班的面，把贺卡塞进他手里，全班鼓掌。“我当时很惊讶，这是给我的吗？”回忆起那个瞬间，他的语速慢了下来，“做老师不到一个月，就能收获这样的真诚，没办法不感动。”

不止体育

耿以莱为政教处开发了违纪登记与班主任工作平台，把过去散落在工作群里的照片和文字，变成了可登记、可查询、可留档的系统；他用三天时间，为学校重新编制了运动会秩序册，让非专业教师也能一目了然；他做了校园报的样报，想让学生在比赛、劳动和好人好事里“被看见”；他还在搭建学生成绩分析平台、长征主题互动课件……支教的日程表上，项目排到了第十四个。

在校长周晓鹏眼里，这个年轻人，最先做到的是“迅速融入备课组、适应岗位教学”。让周晓鹏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关于时间的对话。期中考试过后，耿以莱跟他提起自己的安排时说了一句：“校长，我只剩两个月了。”周晓鹏愣了一下，笑着反问：大家都在盼寒假，怎么到你这儿，两个月反倒成了“只剩”？“事情是越做越多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耿以莱回答。这句话，周晓鹏记住了。

“他积极探究体育课的新教法，尤其是把‘微竞赛’和体育游戏融进课堂，学生们很喜欢。”周晓鹏说，“体育课不再只是跑圈、做操，孩子愿意动了，脸上有笑容了。”

脚下的路

今年国庆节，父母和哥哥专程飞到兰州看望耿以莱。

一家人在西北待了几天，吃羊肉、看风景。母亲翻看他做的赛事材料和校园报样稿，忍不住感叹：“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能做这么多东西。”父亲没说什么，但他知道，父亲看出来了——这个曾经需要被劝说去支教的孩子，如今在西北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初从香港到北京求学，如今又从北京的大学课堂站到西北乡镇的操场上，这条路在旁人看来是“向下走”，在他自己心里却是“往前走”。原先他考虑过赴海外读研，现在更想留在国内深造，把已经验证过的能力继续用在实践里。

操场上的哨声又响了起来。初冬的阳光照在校园里，这个来自香江的年轻人，带着他的学生，跑向下一场比赛。

文·图·视频丨奔流新闻记者陈国宁 武永明 王夏菁 赵梓伊 赵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