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雨晗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期第21期

很多人问我，一个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学生，为什么最后做了野生动物保护（以下简称“野保”）的工作？2017年，我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毕业，踏上了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的土地，开始从事野保工作。在那9年，我在一线野保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反复横跳，实践议题从三江源到上海、内蒙古与海南，研究议题从南美、中非又回到中国。现在，我是牛津大学生物系博士三年级的学生，期待通过博士训练成为兼具研究与一线实践能力的六边形野保人。

“文科生也能做野保吗？”这是很多人在得知我的本科专业后的第一反应，因为野保听起来更像是生物学的专属领域。这时，我往往会想起我的领路人——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发起人吕植老师。她曾经在课堂中说，野保是一门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学科，而很多的危机和问题都是人类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野保的本质其实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那些看起来距之有点遥远的专业，比如我的本科专业——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其实与野保密切相关。即便我现在是牛津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但我所从事的野保研究主要还是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关注人类社会的运行（包括其政策、经济和文化）如何塑造人们对野保的认知和行为，这些认知与行为又将如何影响野生动物。

作者在三江源拍到的野生香鼬

我进入野保世界的入口，在三江源——这里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的所在地，有很多的保护行动在这里发生。我从毕业论文开始，就对这片山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写信给吕植老师，申请到山水工作。

我在山水的三江源项目上度过了无与伦比的一年：与雪豹对视、感受高山兀鹫翅膀扇起的风、惊喜于常常闪现路边的藏狐，但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人——那些公务员、牧民、野保工作者、自然爱好者们。我在其他地方工作时，首先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而在三江源，这似乎成了人们的默认选项，从而能够直接跳到第二个问题：如何做？

作者在英国自然保护区

山水教给我的一堂重要的野保课，是给予守护者以力量。真正长久的保护，靠的是当地人日复一日地努力。在山水工作期间，我参与设计了一系列项目以支持当地人参与野保工作。比如，在三江源，我们支持了生态管护员培训，教当地牧民如何使用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碰到了受伤的野生动物如何救治、如何加固房屋从而降低野生动物入室偷吃食物的概率等；在上海，山水和林业总站、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了“貉口普查”项目——每到夏天，就有上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志愿者抵达调查小区一起数貉，并面向居民宣传人与野生动物“貉平共处”的理念。同时，我们也尽力让当地人能够从野保中受益，比如增收、认识新朋友、学到新知识，建立自己和自然世界的更多连接等。

我和牛津大学有三次缘分。早在大四时，我便申请到了牛津大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硕士项目（现在更名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恢复”），但是当时我发觉自己更想了解三江源的一线工作，而牛津大学又不允许我延期入学，所以选择暂时放弃上学的机会。一年后，我重新申请了这个硕士项目，并成为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位中国学生之一2020年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再次回到山水工作，并于2024年回到牛津大学读生物学博士。

作者在博士期间与研究组的同学和同事们

我之所以两次选择来牛津大学读野保的硕士项目，是因为它非常关注和支持跨学科。我硕士项目的课程分为三个板块——保护科学、保护管理和保护伦理，既需要学建模和遥感，也会探讨“什么是野生动物”，还会剖析各种各样的保护管理模式，包括大型国际机构的运营策略、热带雨林深处原住民的保护方法等。

在硕士项目的最后阶段，全班一起去了位于非洲西北部、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火山岛进行野外实习。在岛上，我们做植被监测，观察那些适应了火山生态系统的植物长势；与岛上“著名”的动物园Loro Parque交流（这里曾发生过虎鲸在表演池杀死驯养师的骇人事件），探讨动物福利的变革，以及动物园与野外保护之间复杂的关系；还见到了一位通过发展潜水事业推动建立海洋保护区的人——从现实的层面来讲，每一只受保护的海龟、每一群名校学生的到来，都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与当地政府谈判的筹码。总而言之，在硕士课程中、在野外实践中，我又一次认识到，野保往往是不断的博弈，并在不同人群中寻找合作的可能。

2024年，博士刚入学时，我总会反复听到一句话：DPhil is an isolating experience（读博是孤独的旅程）。就我的体验而言，读博是一个不断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题？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在无数次来自导师和自己的拷问中，我会下意识地形成很多思考的路径。与硕士阶段相比，我在读博期间不用上课，也不被要求每天必须来办公室。同组的同学有各自关注的议题，虽然都同属于自然保护领域，但交叉点并不太多。因此，在博士阶段，除了管理好自己的学习节奏、身体和情绪以外，也需要自己搞定研究资金、合作伙伴等，这看上去锻炼了学术能力，事实上更锻炼了项目管理的能力。

作者在野外

基于此前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野保政策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创性地推行“一户一岗”的制度，从生活在国家公园内的牧民家庭中雇佣生态管护员，每年给他们发放2万余元工资，让每一个家庭既能够参与生态保护，又能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这项政策覆盖的人数之多、资金规模之大，世界罕见。但在一些探讨自然保护的交流活动中，中国常常是被批评的焦点，批评的内容从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到二氧化碳排放，不一而足。而我每次跟大家分享我观察和亲历的中国自然保护现状时，很多老师和同学会感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袖手旁观甚至开倒车，但中国在行动。”

作者在三江源拍到的野生动物

读博的这两年，我在牛津也参与了不少中英交流的活动。有一次中国驻英使馆和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来到我所在的研究组交流时，导师鼓励我拿着还没完成的研究方案向大家汇报，希望能够听取来自政策制定者的建议。有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问我：“你觉得中国和英国在自然保护方面分别能学习对方的哪三点？”这么宏观的问题放在国情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国家之上，可真难回答。但后来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是对话与合作的开端。

今年6月，北大的老师们来到牛津大学，邀请校友们座谈。老师说，此刻在牛津的你们，很难得地拥有了平视的视角。“平视”这个词真好呀，感谢来自时代和知识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