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人民治黄走过八十年。

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改道26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而自1946年人民治黄起步至今，下游伏秋大汛从未决口；自1999年国家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以来，干流再未断流。千年祈愿，成了日常现实。

在这条时间轴的中段，站着一位把四十余年交给黄河的人——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金良。

一张没吃到的白面饼，种下一生志向

1975年8月，河南遭遇特大暴雨，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相继垮坝。那年张金良12岁，家在洛阳，全家被组织起来烙饼支援灾区。

灶台边，母亲一张接一张地烙，他负责添柴烧火，眼睛却盯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白面饼。他想伸手去拿，被母亲拦住：“这是给灾区的，不能吃。”饼最终没能尝上一口，可少年心里第一次冒出念头：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水灾？长大一定要去学水利。

多年后填报高考志愿，他把所有志愿都填成了水利工程。1985年，22岁的张金良从天津大学毕业，一份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录用通知让他毫无犹豫："学水利不去治黄河，就像当兵没上过战场。"

在三门峡，读懂“母亲的脾气”

1985年7月，张金良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报到，第二天就上了大坝，住进工地。那一住，就是几年。

三门峡是人民治黄中最沉重也最珍贵的一课。蓄水后不到两年，库区泥沙严重淤积、潼关高程抬升。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原则下，三门峡两次改建，治黄人也由此探索出“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为世界多泥沙河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张金良在三门峡前后待了14年，用双脚丈量了160多公里库区，哪一段易淤、哪一处易出险，都记在心里。“那时候年轻，不觉得苦，只觉得河里的每一个数据都新鲜，都关乎上下游千百万人的安危。”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黄河“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河流是“一相流”，黄河却是“水沙两相流”。“就像读高中时解一元高次方程和解二元高次方程，根本不是一个难度。”

按下“调水调沙”的启动键

治黄百难，唯沙为首。黄河下游800多公里河道因泥沙淤积不断抬高，20世纪末主河槽一度萎缩。历代治河人早有“调水调沙”的设想，可没有小浪底，这一切只能停留在纸面。

1999年10月，小浪底下闸蓄水，黄河中下游干流第一次有了两座能联合运用的大型水库。2002年7月4日，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启动，时任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张金良兼任调度组、后评估组两个组长。

"那是水利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工原型试验。"他回忆，"当时压力太大，一次调令误差、一个参数偏差，都可能影响整个试验效果。"

短短10天，试验河段冲刷泥沙3620万吨，下游河道过流能力提升400立方米每秒。2004年，他又带领团队创造性提出"人工塑造异重流"方案，世界首次人工塑造异重流获得成功。

自2002年以来，黄河已实施33次调水调沙，累计输沙入海37.4亿吨；下游主槽平均下切3.1米，最小过流能力由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获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为河流“设计”未来

如果说调水调沙是“用”，工程设计就是“谋”。

泾河东庄水利枢纽曾因泥沙难题迟迟未能立项。张金良大胆提出在常规排沙底孔之下再设“非常排沙底孔”，把“蓄清排浑”上升到“蓄清调浑”新阶段。2025年11月，东庄水利枢纽正式下闸蓄水，运行50年可减少渭河下游泥沙淤积6.57亿吨，守护西安、咸阳、渭南近150万人和80万亩耕地防洪安全。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是水沙调控体系的核心工程，坝高219.5米，2024年7月开工。面对“千层饼”般的复杂地基，设计与施工单位钻孔近8万米、开挖探洞近4000米，创新采用综合措施破解难题。

从东庄到古贤，从“蓄清排浑”到“蓄清调浑”，凝结的是张金良和团队几十年摸索出的技术路线——把过去主要靠“蓄、排”维持有效库容的思路，推进到“蓄、调、排”全方位协同的新阶段。

在黄河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

治黄80年，是一条从“宽河固堤”起步、逐步走向“系统调控”的路。从人挑肩扛到机械施工，再到今天“数字孪生黄河”的全面建设，治黄手段之变，折射的正是治理理念之变。

可张金良谈得最多的，依然是谦卑。“在黄河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未知的永远大于已知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流域全图，书签密布；书柜里塞满泛黄的笔记本，随手翻开都是密密麻麻的观测数据。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三个问题——“实事求是：懂吗？会吗？敢吗？”

如今，古贤水利枢纽正在晋陕峡谷间拔地而起，黑山峡、碛口等骨干工程仍在蓝图之中。“黄河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张金良说，他要做的，是把这个接力棒稳稳地交下去——让大河安澜，一代接着一代。（中国经网记者杨秀峰 裴小阁 张相成 经济日报记者刘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