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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煜 |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何为?
苇草智酷 2026-11-12 22:29:48

作者 | 许煜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教授

转自 | 图像之书


译者按:许煜(Yuk Hui)是当今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技术哲学家,著有《论中国的技术问题》《递归与偶然》《艺术与宇宙技术》等书。其思考始终围绕一个问题: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塑造世界与自我的方式。本文原载于e-flux journal第161期(2026年3月),是他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处境的一次正面回应。


文章从一个四十多年前的预言谈起。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已经预见到,知识的生产可能脱离人类作者。今天,这一预言正在变为现实。如果机器能够比人生产更多的知识,大学还剩下什么?许煜的回答是回到康德1798年的《系科之争》。在他看来,大学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于产出有用的知识,而在于守护理性本身,为争辩、怀疑与精神的提升保留一个制度性的场所。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论:面对知识的自动化,低级系科(哲学)不应被消解,而应得到捍卫;系科之争不应被消除,而应被强化。


关于译文,有三点说明。其一,标题“自动知识限度内(within the limits of)的大学”的句式,借用了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通行中译,以呼应原文对康德的致意。其二,文中的核心术语(器官学、人类生成、可行能力等)均参照许煜著作已有的中译本及学界通行译名。其三,文中两处较长的引文(康德《系科之争》、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系根据作者所引的英译本转译。


在“作者”本身也可以被自动化的年代重读康德,或许正是本文的用意所在。本文由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博士郭效君选题并翻译。


自动知识限度内的大学

The University Within the Limits of Automated Knowledge


许煜/文


图1 劳伦提乌斯·德·沃尔托利纳(Laurentius de Voltolina),《亚里士多德向学生讲授》(Aristotle Lectures His Students),14世纪下半叶。收藏机构:柏林国家博物馆版画素描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Kupferstichkabinett)。


一、反人性的,太人性的


我们已经可以预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快就能生产出比人类更多的知识。这引出了关于知识未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二十世纪多位思想家在讨论“作者之死”时所面对的问题相似,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又让这条线索被重新提起。米歇尔·福柯把作者看作一种制度性、社会性的建构,罗兰·巴特则宣告了作者对意义之权威的终结。不过,早在1970年代就明确指出数据库、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将对古典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构成重大挑战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利奥塔1979年的名著《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描绘了一幅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图景:随着计算机学会执行从文稿编辑到医疗诊断的各种任务,人类在知识生产上的权威正在丧失。[1] 人不再是知识的生产者与主体。后现代知识型(episteme)的特征是一种迷失感,而它带来的不确定与不安,恰恰是现代主体想要从知识体系中清除出去的东西。利奥塔批评的对象之一正是笛卡尔——笛卡尔偏爱阿姆斯特丹规整的网格,而不喜欢巴黎那种孩童般的杂乱。笛卡尔式的主体寻求一个能够保证清楚分明的绝对根基,后现代的主体则甚至不再是人。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以其反人文主义的挑衅姿态,早已承认了后人类时代的前景。[2]


《后现代状况》开篇几页似乎已经把握住了此后五十年将要发生的事。这也说明,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它对技术缺乏深刻见解,是一种误判。需要指出的是,利奥塔这本书本身是对一份报告的回应,即阿兰·曼克(Alain Minc)与西蒙·诺拉(Simon Nora)为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撰写的《社会的计算机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这份报告比利奥塔的书早一年出版,已经预示了今天围绕数字主权与国家技术战略的种种讨论。[3] 近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是同一幅图景,只是强度与紧迫性都高得多:从民用到军用,社会的计算机化正在急速推进。技术权力体现为基础设施的稳健与高效,而这些基础设施要求持续的优化、全面的动员与最大限度的韧性。今天的全球竞争系于微芯片、稀土矿物与数据中心,它们也让施米特式的主权概念重新登场:主权者,就是为了自我保存而决断例外状态的人。作为主权之彰显的例外状态,是通过切断移民、知识与技术的流动,通过扰乱柏林墙倒塌以来标志着全球化的种种协议与市场机制而确立起来的。


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在所谓“主权人工智能”(sovereign AI)的框架下,机器将在不远的将来胜过人类智能,并主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因为它们不会犯那些由同情、贪婪、虚荣,或者说一般由人类情感导致的错误。这一挑战首先动摇的,是大学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首要地位。如果知识生产可以自动化,如果教学可以交给生成式人工智能——它也许比许多教授更有针对性、更有耐心、知识更渊博——那么大学就可能沦为一个维护机器的技术部门,顺带为学生提供一些核心人类技能的训练。事实上,大型语言模型已经能够处理一些并不完全准确、精确的知识。(由于其认识论上的局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幻觉”[hallucinations],人工智能短期内还无法保证精确。)


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种种理论尝试,试图让人退出中心,引入较少以人类为中心的知识形式,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多物种视角到反关联主义(anti-correlationism)。然而今天,那些曾热衷于反人文主义与反拟人论的学术群体,在人工智能的产业政治面前却陷入了困惑,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实上,某种反人文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陷阱。这种立场相信,现代社会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主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欲望,也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安排一切的欲望。从表面看,知识的作者身份与权威发生转移,似乎正好可以纠正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太人性”的面向。但反人文主义腾出的空地,很快就被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和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占据了。前者把人看作需要被克服的东西,后者把人看作众多机器中的一台计算机。然而,超人类主义与计算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判,背后藏着一种潜在的、渴望控制与支配的人文主义。


的确,当下围绕人工智能的炒作,让上个世纪那套把智能看作计算、把生命看作可计算之物的话语重新复活,仿佛上个世纪的那些批判都已失效。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必须承认,计算主义之所以能够挪用反人文主义,并以其继承者自居,是因为反人文主义的各个支脉很少把技术纳入考量,哲学史上只有少数人物承认人从根本上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4] 人并不站在技术的对立面。毋宁说,人化(hominization)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一场器官学斗争(organological struggle),即把工具纳入人体运作的努力。这正是柏格森所说的“创造进化”(creative evolution),它把对无机自然的加工与人工器官的发明,理解为脊椎动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这种理解不同于把进化看作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看作竞争之结果的观点。在柏格森看来,制造工具属于理智,而理智必须与本能区分开来。鸟筑巢,不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技能,而是出于本能。人类的器官学斗争则不同,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教育的过程。


二、器官之争


我用“器官学斗争”这个术语,来描述那种促使我们反思自身与技术世界之关系、反思自身与精神生活之关系的东西。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传感器与数字设备的环境中,它们采集数据、记录互动,迫使我们去适应界面的运作方式、数据库的结构和预先设定的规则。这种适应的压力反过来催生出一种需要,我们需要一些策略,把这些工具真正化为己用。


近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凭借其解决个人问题与全球问题的潜力,为计算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政治家与战略家们着迷,他们很容易陶醉于改造世界的前景。但这些发展也在逐渐改变工业主义的范式,而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察觉,因为它迎合了市场驱动型民主的要求,并巩固了服务于主权者的产业垄断。由此,关于新一轮工业化与知识未来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两种观点。


其一,大学应当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不仅日常行政交由人工智能处理,教学也由更具个性化的人工智能助手接管。


其二,人文学科可以取消,因为它们对经济没有贡献。更糟的是,它们代表着对技术加速的抵抗。


第一种观点针对的不只是教学和创意类职业。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来表示,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学编程,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辅助,人人都可以成为程序员。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习物理科学,了解“物理定律、摩擦力、惯性以及因果关系”如何运作。[5] 第一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科研。正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将近二十年前所断言的,“只要数据足够多,数字自己就会说话”。[6] 过去十年间,数据科学已成为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图2 《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曾刊发一篇论文,其中附有这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大鼠图,图中动物的解剖结构与标注都毫无道理。该论文现已撤稿。


第二种观点也许会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初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他们以反传统起家,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不过,马克思提醒过我们,历史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嘲笑卢德派左翼已经成了一种风气,而且不只在学术界。这种倾向正在蔓延,演变成对一切批判技术加速之立场的仇视。今天的加速主义者带着反人文主义的光环,笃定而大胆。当一切都被认为可以计算,当批判人工智能就可能被扣上神秘主义的帽子时,一种通过把战争与毁灭审美化来锻造世界新秩序的虚无主义冲动,便有了扩张的土壤。人工智能的炒作把计算主义扩展成了一种与超人类主义相似的产业意识形态。区别在于,超人类主义是消费主义的延伸,计算主义则是一种当代的谬误推理(paralogism)。令人担忧的是,上述两种观点正在影响政治家们对教育与职场管理的思考。


问题在于,这些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技术对大学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技术对作者权威的挑战不可避免,学生考试需要新的规则也不可避免。但围绕产业议程重新设计大学,忽视了一点。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影响作贡献,只是大学的次要功能。大学的根本功能,在于提供一个场所,让知识,更重要的是让理性本身,接受质疑与争辩,让个人通过集体的学习、辩论与综合参与到精神生活之中。知识并不只是为了某种实际用途,比如找一份工作(尽管许多大学把就业率当作衡量毕业生幸福的指标)。毋宁说,知识让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更高的目的,一个既要求沉思也要求行动的目的。这种精神的提升正受到虚无主义的威胁。正如尼采在其全部著作中所阐述的,虚无主义意味着个人与集体曾经奉为崇高的价值发生贬值。我想论证的是,数字技术真正深远的意义,与那种打着计算主义、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旗号、把一切归结为计算的末世论式还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在这里,转向康德或许会有帮助,尤其是他晚年的著作《系科之争》(1798)。在这部由三篇文章组成的文集中,康德讨论了作为低级系科的哲学,与神学、法学、医学这三个高级系科之间的冲突。康德之所以审视这三个学科,是因为这些领域的学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生意人”(Geschäftsleute),可能会像魔术师一样,动摇大众对理性(即哲学)的信仰,诱使他们相信教条,甚至迷信。[7] 康德以少见的幽默写道:


“至于哲学家们的胡言乱语,我早就知道了。我想让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告诉我的是:如果我一辈子都是个无赖,怎样才能在最后关头拿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如果我犯了法,怎样才能照样打赢官司?还有,即便我随心所欲地使用乃至滥用自己的体力,怎样才能保持健康、长命百岁?你们读书求学,想必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比我们这些人(你们管我们叫外行)懂得更多,而我们能拿得出手的,不过是健全的知性罢了。”


康德在这里并不是说,哲学若要保持其哲学的本质,就必须毫无用处.他说的是,哲学事实上应当对高级系科有用。只是,对政府有用是哲学的次要目的,而对高级系科来说,有用却是首要目的。我们能否看出,这些问题今天正以超人类主义的修辞重新出现?奇点临近了,不朽也临近了。你难道不想吞下一颗人工智能药丸,跳过大学课程,照样以优异成绩毕业吗?你难道不想不必费力健康饮食、坚持锻炼,就获得永生吗?你难道不想把所有个人问题和法律问题都交给一个人工智能代理去处理吗?康德的系科之争指向的,正是消费主义的现代形态,尽管在康德的时代还没有这个词。借助康德,我们可以追问,当系科之争在今天被技术重新上演,我们该如何应对。关键在于信仰(faith),或者说信念(belief)。这不是对人工智能的信念,而是对理性的信念,同时也要记得理性对事实所持的怀疑。批判哲学旨在克服经验主义,后者是规范性的,并且容易受偶然性左右,而人工智能恰恰建立在概率与事实(数据)的关联之上。人们非但不去追问人工智能的限度,反而转向科幻小说寻求救赎。[8]


对理性的信仰意味着承认理性的自主,而这首先在于承认理性的限度,承认它能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其次,对理性的信仰还在于追求道德进步,也就是至善(the highest good)与普遍幸福。正因为承认自身的限度,理性才与迷信、与高级系科的魔术区分开来。也正因为以至善为目标,理性才超越了理论思辨知识的界限。理性承认那些无法证明的理性理念(灵魂不朽、自由或上帝),它们是道德实践理性的核心。这种承认只能来自理性内部,而不能来自外部。拒绝对理性的信仰及其目的,只会走向虚无主义。


康德对理性的信仰,与近来的一些主张形成了对照。这些主张认为,对进步的信仰意味着动员人工智能去实现西方支配的目标。其代表人物是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以及同为联合创始人的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卡普常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曾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求学。蒂尔与卡普宣称,西方已经丧失了信仰,丧失了对上帝、对宗教、对自由的信仰。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恢复自现代以来失落的真正进步,只有发展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技术,西方才能从自身的衰颓中得救。这样的进步只意味着支配,意味着回到由西方现代性决定人类进程的时代。而在康德看来,进步只能是道德的进步,这也是理性的目的(telos)。在这个意义上,以西方之名对国家技术议程进行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挪用,归根结底是反西方的,甚至是反理性的。那么,康德意义上的理性对于自动化问题究竟有何意义?要把康德的分析移用到人工智能领域,首先必须理解人工智能那种特殊推理形式的限度,如今这种推理主要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其次,还要超越这一限度,借助人工智能去追求更高的目的。正如理性必须在思辨或理论层面直面自身的限度,才能对自由、上帝与灵魂不朽作出正面的规定,人工智能也必须扩展自身,才能朝向道德目的进步。


三、机器的终结/目的


面对数字加速,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知识的生产?我们是在怀念启蒙运动及其人文主义、怀念对人类主体自主性的信仰吗?未必。但拒绝某种关于启蒙的刻板印象,并不等于认同“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9] 后疫情世界接连不断的动荡,似乎宣告了1990年代那个梦想的终结,也要求我们打开新的思想视野。如果未来的知识生产真的交给了人工智能,那将是一种与我们无关的知识。这样的机器接管会是一个理性的演化过程,我们不应试图与之竞争,正如我们不应试图跑赢一辆疾驰的汽车。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如果我们还要谈论知识,那将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知识,关于如何好好生活、如何共同好好生活。归根到底,活着的对立面不是死亡,而是意义的丧失,是功利目的之外那个更高目的的丧失。


没有一种更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展开这场关于生命知识的对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到底是一场器官学斗争,它潜藏在人类生成(anthropogenesis)的漫长过程之中。器官学斗争是一种挪用技术(即发明与使用工具)以生产负熵(negentropy)的尝试,是对宇宙生命熵增过程的一种抵抗。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转而提出一种以热力学为基础的生物经济学。在他的构想中,人类发明并使用体外器官(exosomatic instruments)来生产负熵。然而,产业却从熵的加速中获利,导致环境遭到破坏、心理健康受到侵蚀。近来有一起诉讼指控社交媒体公司试图让年轻人对其产品上瘾,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沉迷于病毒式视频的远不只是年轻人。当人工智能主要被用来预测和左右用户行为,或被用于营销与监控时,它就变成了人工愚蠢。这种愚蠢谈不上有任何技术性可言。它是一种扭曲,源于一种把生命还原为计算、把人的意志还原为模式、把知识还原为数据的技术狂热。不过,回到人文主义也不是出路,因为那会束缚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任何新讨论。在对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作出批判之后,我们必须另寻一条道路,同时避开计算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陷阱。


图3 为一名沙利度胺幸存儿童制作的义肢,1961—1965年。


要找到这条道路,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其生命因假体(prosthesis)而成为可能。不过,并非所有形式的假体都值得肯定,有些假体会让技术与自然之间古典的对立在人类世界中重新浮现。[10] 其次,人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它要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殊性相称,并能把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新引向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更高的目的称作“幸福”(eudaemonia),这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指人之繁荣兴盛的概念,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说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相近。[11] 我说我们需要认识当前自动化形式的“特殊性”,意思是必须把它理解为一种与十七、十八世纪关于机器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也不同于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那些范畴。我们必须认清数字通信网络所造就的真实技术现实,理解算法自动化的进展与限度。[12]


由于理性的教学在今天已变得如此稀少而艰难,那些希望把理性传授给学生的大学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远远超出了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化过程。[13] 我们正在目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场反对实证主义与机械论的斗争重演。然而,精神性的东西并不与自动化相对立。正如柏格森所说,精神的东西总是蕴含在自动化之中。这个意义上的神秘主义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洞见,它在人看清主导性技术趋向之限度的时候涌现出来,无论那是柏格森时代机械论与实证主义的限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计算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限度。[14] 柏格森写道:


“所以,我们不应只说……神秘召唤出了机械。我们还须补充,如今变得更大的身体要求一个更大的灵魂,机械也应当意味着神秘。机械化进程的起源,实际上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神秘。机械要重新找到它真正的使命,提供与其力量相称的服务,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被它压得更深地俯向大地的人类,能够借助它重新挺立,仰望天空。”[15]


带着“打倒作者”的口号,知识的自动化引发了一场新的系科之争。它不仅发生在今天的大学里,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发生在整个社会之中。与康德的时代不同,今天这场冲突源于一场由数字乐观主义推动的工业化。生意人的魔法固然诱人,但低级系科必须得到捍卫。捍卫它不是为了消除系科之争,而是为了强化这场争论,使之促成一种向未来敞开的个体化进程。



注释


[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杰夫·本宁顿(Geoff Bennington)与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译,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 年。


[2] 利奥塔在他 1985 年于蓬皮杜中心策划的展览“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中,以更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这些趋向。


[3] 阿兰·曼克与西蒙·诺拉:《社会的计算机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法国文献出版社,1978 年。英译本为 The 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 年。


[4]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第 1 卷《埃庇米修斯的过失》(The Fault of Epimetheus),理查德·比尔兹沃思(Richard Beardsworth)与乔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5] 《英伟达 CEO 黄仁勋称,如果今天还是学生,他今天不会去学计算机科学(原文如此)。他敦促人们为下一波 AI 浪潮掌握真实世界》,《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2025 年 7 月 21 日。


[6] 克里斯·安德森:《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使科学方法过时》("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连线》(Wired),2008 年 6 月 23 日。


[7] 伊曼努尔·康德:《系科之争》(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玛丽·J. 格雷戈尔(Mary J. Gregor)译,载《宗教与理性神学》(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艾伦·W. 伍德(Allen W. Wood)与乔治·迪·乔瓦尼(George di Giovanni)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53 页。


[8] 关于康德与人工智能之关联的详细分析,参见许煜:《康德机器:人工智能之后的批判哲学》(Kant Machine: Critical Philosophy after AI),Bloomsbury 出版社,2026 年。


[9] 参见詹姆斯·杜斯特伯格(James Duesterberg):《硅谷最青睐的末日哲学家》("Silicon Valley's Favorite Doomsaying Philosopher"),《纽约客》(New Yorker),2026 年 2 月 18 日。


[10] 依西蒙东之见,人类生成是通过器官生成(organogenesis)而发生的,而器官生成又因自然而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前个体(pre-individual)的实在是宇宙性的。


[11] 玛莎·努斯鲍姆:《创造可行能力:人类发展进路》(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 年。已故的贝尔纳·斯蒂格勒曾想进一步探讨这个计划。


[12] 参见许煜:《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9 年;我在该书中勾勒了一部机器的哲学史,从十七世纪的机械装置到二十世纪的控制论乃至其后。


[13] 在《纯粹理性批判》临近结尾处,康德说,数学可以被学到,哲学却不能(除非以历史的方式)。人只能学习如何“做哲学”。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维尔纳·S. 普卢哈尔(Werner S. Pluhar)译,Hackett 出版社,1996 年,A837,B865。


[14] 关于柏格森的神秘主义与机械作用理论的更多讨论,参见许煜《机器与主权》(Machine and Sovereignty)第六章,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24 年。


[15]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R. 阿什利·奥德拉(R. Ashley Audra)与克劳兹利·布里尔顿(Cloudesley Brereton)译,W. 霍斯福尔·卡特(W. Horsfall Carter)协助,Greenwood 出版社,1935 年,第 267 页。



作者简介

许煜(Yuk Hui),现任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教授,并担任“人类境况”讲席教授。著有多部学术专著,作品已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包括《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2016)、《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2016)、《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2019)、《艺术与宇宙技术》(Art and Cosmotechnics,2021)、《后欧洲》(Post-Europe,2024)、《机器与主权》(Machine and Sovereignty,2024)以及《康德机器》(Kant Machine,2026)。他还是“哲学与技术研究网络”的召集人,自2020年起担任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评审。



苇草智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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