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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为何我们要呼唤“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文化纵横杂志 2026-11-13 00:30:31

文化纵横官网:wenhuazongheng.cn


✪ 陈义望


【导读】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就在昨天,国台办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各地纪念活动时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意义在于“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回望1894年,孙中山正是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此后数十年,他屡败屡战,数次横渡太平洋,靠着彼岸华人的捐款筹集革命的本钱。

本文把康有为领导的改良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还原到1898至1918年跨太平洋的华人社会网络之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加拿大,依托温哥华华商建立保皇会,织起一张横跨太平洋的工商金融与报刊网络;而孙中山从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起步,1896年首访美国反响寥寥,转而借力洪门致公堂,直至1911年第四次横穿北美募款,终以全球筹款积累的声望成为革命象征。本文尝试分析,海外华人如何把血缘、地缘的“强连接”逐步改造为制度化的政党组织,改良派如何盛极而衰、革命党又如何继承其组织经验而崛起。

本文指出,这场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抉择,深层是对传统人际网络与现代制度理性之间张力的处理。更值得记住的是,海外华人并非国内政治的被动附庸,他们以报章、筹款与集体抗争主动建构起一种超越地域的民族认同。这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溯,更启发了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与组织转型的深层思考。

本文原载《读书》2026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何去何从

——世纪之交浪潮下

跨太平洋华人播散族群的嬗变与抉择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语“漫长的十九世纪”,以此概述超越既定十九世纪时间框架的漫长时间线里,大西洋两岸民族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腾飞和全球扩张,以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飞速发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明转型中,西欧与北美率先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浪潮的创造性转化并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却也将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远方——资本主义的等级秩序如同精密运转的齿轮,将亚非拉等位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地区强行啮合进世界体系的庞大机器。在殖民现代性的暴力“启蒙”下,亚非拉人民被迫撕裂传统社会的经纬,带着文化脐带断裂的阵痛,开始了在文明夹缝中的漫长跋涉,在寻找自己与旧世界一并遗失的身份的同时摸索未来发展的道路。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晚清中国在经历西方列强入侵、连续战败、被迫打开通商口岸、受到重税压迫等制度性崩溃之后,开展洋务运动以谋自救,进而酝酿一场改变旧秩序的政治变革。这一变革从吸纳欧洲君主立宪制表象经验的维新与改良运动出发,至推翻存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的革命达到高潮,并在民国建立后持续进行的思想舆论与权力的斗争中延续。深刻卷入这场复杂变幻的政治变革过程的,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领导的革命党。这两拨力量虽路径迥异,却都在国内和跨太平洋区域广泛宣传各自的理想诉求,动员散居各地的同胞加入这场改良或革命运动。两者均依托北美华人社群的地缘网络,以北美华人移民聚居地为中心,以海外移民的亲属、同乡、师生等初始人际性关系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政治组织网络,将过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强连接”关系与现代社会合作原则下的“弱关系”相结合,把原来不够明晰的人际性关系在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方面逐渐“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和正式化)、扩大化、多样化,及其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化”,催生出足以重塑海内外华人命运的历史合力。


以上是陈忠平在《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一书中试图呈现的历史原貌。他借用犹太历史中“diaspora”一词,把对康有为和孙中山各自集团及政治运动的传统历史研究视角扩大,放眼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华人移民世界(他称其为“华人播散族群”),以百日维新开始的一八九八年为起始,以一九一八年进步党人汤化龙在加拿大遭国民党籍国会政敌暗杀为终止,详细叙述了清末民初二十年间,改良派和革命党如何在跨太平洋区域范围内接连发起华人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良运动和更为激进的革命运动,以及这两种运动如何在人际关系和组织制度上产生交融、借鉴和继承等互动。更重要的是改良派何以调动海外华人移民空前团结,积极为祖国事业奔走,却又于辛亥革命之前迅速衰落,革命党何以在继承部分改良派组织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海内外大部分华人的认可和支持,并成功建立民国、推进共和。


▍改良派如何团结海外华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辗转流亡到加拿大,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受到侨居该地华人的热烈欢迎。这些华人是北美铁路建造时期应募的华工及商人,以广东沿海人为主。康有为敏锐地观察到海外华人社群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以宗族亲属为纽带的紧密联结,二是通过中华会馆形成的组织化力量。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等地的系列演讲中,他巧妙地将国内维新理想与海外华人的生存诉求相结合,不仅宣传保皇维新的政治主张,更强调“团结自救”的迫切性,成功引发华人移民的共鸣。这也是他展开海外华人政治组织建设的起点。


在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九年间,康有为有四次北美之行,他的海外动员策略经历了明显的深化。他依托加拿大西部华商网络,将保皇会打造为兼具政治改良与侨民互助双重功能的组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亲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从单纯的保皇改良扩展到对海外华人权益的关切。这种转变体现在保皇会纲领的“跨国团结、自立自救”等上面。这种对移民权益的关切已经超出了康有为在国内单纯保卫皇权、救亡图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纲领。西方现代城市与民主制度带来的文化冲击,流亡状态中异国的体验,使康有为逐渐形成“跨文明观察者”的视角,促使他重新审视自身,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定位,以及有着同样血统、分享同一片文化背景的同胞的命运,进而推动他将海外华人重新定位为既是民族救亡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争取平等权利的跨国群体。通过这种双重定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成功地在海外华人中构建起超越地域差异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凝聚力。


加拿大保皇会全国总部领袖,1903年,左起为何振祥、叶春田、李骥(又名李清墀)、叶恩、黄玉珊及温金友(来源: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流亡北美与欧洲的经历,无疑让康有为的政治改良思想有了一次系统性的更新。他不再局限于政治变革,而是将其改良思想拓展为一场横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全球性华人动员。西方现代国家的治理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全方位的现代化基础之上。为此,他与加拿大华商一起,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跨国改良网络:成立保皇会为核心政治组织,确立组织宗旨,“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创设改良派报刊、银行、轮船公司等机构,推动华人实业的现代化转型;在北美筹集资金支持国内“勤王行动”;派遣亲信门生分赴各地负责上述事宜,形成一张连接海内外华人的行动网络。如此种种,可以看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从单纯的君主立宪诉求不断转向更具包容性的跨国民族主义实践。


这些努力卓有成效,短短十年间,康有为与华商合作者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北美地区为中心、横跨太平洋的工商金融网络,其影响力远超政治宣传的范畴。他的追随者在全球华人社区广泛发起社区改革,从争取移民权益到提升女性地位,甚至领导了一次席卷各地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首次以集体行动彰显种族尊严,不仅是对美国排华政策的抗争,更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和认可。康有为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率先将“国家”“民族”“种族”等现代身份符号注入海外华人社群,通过政治动员与经济网络的结合,唤起这个离散群体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深切认同。这种创新性的跨国动员模式,不仅为国内改良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塑了海外华人的政治意识,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组织范式,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初乃至更远的将来。


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保皇女会领袖,1904年。图片上部,光绪皇帝居中,右侧为康同璧,左侧为加拿大保皇会全国总部总理叶恩之女叶美蓉。图片下部的二十位妇女领袖中,近十名来自叶氏家族(来源: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


但是,表面繁荣的海外改良事业背后,潜藏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不少北美华人移民在当地经营多年,家族势力根基庞大。尽管康有为成功依托北美主要华商家族建立了保皇会组织网络,但这种基于传统地缘、亲缘关系的合作模式,不可避免地重演了国内政治中常见的派系倾轧。以温哥华唐人街叶氏家族为代表的华商势力,在工商实业投资、保皇会及后续宪政会中组织领导权和商务公司控制权等问题上与康氏集团渐生龃龉、渐行渐远,暴露出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在现代政治运动中的局限性。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随着投资失利、资金纠纷等问题的累积,保皇会内部矛盾从暗流涌动的内部分歧和派系分化发展为口诛笔伐甚至党同伐异的公开决裂,最终演变为组织分裂甚至暴力冲突。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改良派试图构建现代化组织体系时,其赖以生存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却成为最大的掣肘。清末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与革命思潮的兴起,加剧了保皇维新人士的信仰危机,更使保皇会面临代际断裂的危机——康氏集团忠实追随者以及有过冲突的家族内部,不少年轻人选择与长辈不同的道路,转向革命阵营,这不仅分化了改良派的力量,也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传统权威在现代政治运动中的式微。


康有为的这场海外实践,展现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他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在海外团结起了彼此离散的“华人播散族群”,其间康有为及其合作者超越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各自的片面视角,在实业开拓、社会改革等领域都进行了深浅不一的探索,实现了传统维新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其组织建设也呈现出从传统会党向现代政团的转型趋势。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半传统半现代的改良特质,最终导致了组织的溃散:根植于移民同乡、宗族、师生等前现代人际关系网络的政治经济组织保皇会及宪政会,最终毁灭于这一传统前现代人际关系网络的阻碍。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张力,而改良派的最终失败,某种程度上正是未能彻底超越这一张力的必然结果。


▍革命党的崛起与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角力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是革命派海外动员的起点。然而,一八九六年他首次访美在旧金山建立兴中会分部的尝试反响寥寥,反映出早期革命运动在北美华人社群中处于边缘地位。首次访美很快结束,孙中山返回国内进行反清军事起义,但接连的失败迫使孙中山不得不继续寻求海外华人的帮助,这一次他将目光转向更具组织基础的北美洪门致公堂。


加拿大列别珠市国民党军事社成员,1916年(来源: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在第二次寻访美国大陆之前,孙中山根据第一次横穿北美大陆时了解的各城市洪门致公堂组织信息,在檀香山加入了一个洪门组织,试图借助这一传统秘密社会的网络为革命事业争取支持。但其时北美各地的致公堂组织实则已因改良派的渗透呈现分化态势。比如在加拿大,由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之初便与各地致公堂组织的领袖有过频繁接触,西部城市致公堂领导人物或出于海外华人政治改良运动的需要,或出于个人追求财富、名望和权力的实际目的,加入了保皇会的政治改革和实业活动,为保皇会的发展保驾护航,两大组织互相促进,共同构造了横跨太平洋的巨大政治与商业网络。在美国,旧金山致公堂受康有为门生欧榘甲激进思想影响,既未完全倒向保皇会,亦未轻易接纳孙中山的共和理念。此时美国各地的致公堂组织鱼龙混杂,堂口众多,彼此并不统一,也拒绝将资金上交旧金山的致公总堂。孙中山未能在这趟旅程中按照现代政党组织原则和他的共和革命理想改组致公堂,这恰恰凸显了传统组织与现代政治动员之间的深刻张力,同时也迫使革命派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


当然,革命思想的传播并不只是依赖组织渗透,舆论阵地同样关键。在孙中山计划前去寻求帮助的同时,北美各地逐渐出现了革命思想的火花。北美华人基督教群体创办的《华英日报》《中西日报》等宣传反满、反对孔教,支持反清革命和反对鸦片,支持唐人街社区改革,为革命话语提供了合法化渠道。孙中山的亲信冯自由抵达北美后,也利用报纸主编的身份宣传反清革命主义,并与宪政会的报纸进行辩论。冯自由的加入成为转折点,他巧妙地“避免了孙中山试图利用现代组织原则和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来改组致公堂的失败,而是转而利用洪门组织的传统反清口号及其与加拿大华人激进青年的个人联系进行革命动员”,成功地将加拿大激进青年和部分改良派叛离者纳入同盟会体系。同时,温哥华叶氏家族为保住在温哥华的统治地位,鼓励家族年轻人加入冯自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折射出地方势力在保皇会内部分裂后的重新站队——革命派由此获得了原本依附于改良派的地方精英支持。


冯自由(来源:Wikidata)


孙中山的第四次北美之行(一九一一)标志着革命派与致公堂关系的质变。其时,冯自由在北美广泛结交致公堂成员,并加入该组织,他与旧金山的致公堂大佬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并协助孙中山在第四次北美之行中进行了大量筹款工作。在最后一次北美之行期间,孙中山横穿了加拿大和美国本土,获得各地致公堂组织的大量捐款,虽然他为之筹款的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这一趟北美之行更加坚定了他反清斗争的决心,也进一步巩固了与致公堂的联盟,更在多地建立同盟会分会,直接挑战宪政会在中华会馆的权威。在北美反清革命势力日渐壮大的同时,清政府在国内的统治逐渐走向溃败,很多立宪党领导人也转向了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凭借全球筹款积累的声望成为革命象征。


然而,民初政治的混沌和一系列的剧变让孙中山重新组建政党进行二次革命。革命党加紧了组织的制度化,入党规则严格,积极招募和教育成员,国民党成功扩张,成为国内和海外华人社区中的支配力量,但这种高度制度化也导致“权力集中和个人崇拜倾向”,致使北美党组织的内部冲突加剧。同时,国内政党斗争和军阀政府的建立使得国民党与由立宪党人组建的共和党和进步党剑拔弩张……革命派的组织缺陷日渐暴露,重现了宪政会晚期派系倾轧的悲剧。这种历史循环表明,跨太平洋政治动员的成功,既依赖传统网络的适应性改造,也受制于组织制度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何去何从的嬗变与抉择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从人际性关系网络理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八年间太平洋区域的华人播散族群在改良和革命运动中呈现出的跨国界、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整合、形成制度化组织的过程。它打破了过往华侨改良与革命史研究的窠臼,不再将海外华人视为国内政治的被动附庸,而是聚焦于他们自身的主动性,关注其通过地缘、血缘、业缘等基础性人际纽带,逐步构建起兼具制度化和现代性的社团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推动了国内政治变革,也深刻影响了华人播散族群与所在国社会的互动模式,展现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本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海外华人政治参与的理解,更提供了一种研究跨国社会运动的范式创新。


康有为与孙中山作为核心人物贯穿全书始终,但作者并未忽视其他关键角色,花费大量篇幅对其他海内外华人领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描写和分析。从加拿大西部华商领袖到美国致公堂大佬,从康氏门生到孙中山的亲信,还有国内的立宪党人和革命人士,他们在跨太平洋的政治实践中,推动了太平洋沿岸国家主要华人聚居区的彼此融合和凝聚,借助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女权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华人社群的整合,将散居各地的华人凝聚成一个具有共同诉求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改良派倡导的“保皇立宪”,还是革命党宣扬的“共和革命”,其背后都蕴含着海外华人对国内政治改革的期待,以及对自身在西方社会中平等地位的追求。思想上,改良派和革命党分别积极汲取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理念,并依据各自认同的理念进行了组织建设,将其运用于国内的政治变革。此外,面对欧美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海外华人社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群体反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改良派在工商金融领域的有力实践和突出成就,如创办银行、轮船公司及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为政治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撑,更在无形中强化了华人社群的跨区域协作能力,使其成为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跨国网络。


康有为与门生谭良在洛杉矶,1905年,谭良是美国华人改良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 [来源:谭良外孙女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家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既加速了文化交融,也激化了种族矛盾。北美华人作为最早直面西方种族歧视的群体之一,比国内同胞更早体会到民族身份在现代世界中的脆弱性与重要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民族认同是为了适应世俗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为建构的产物。诚然,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交融,但也促使人们通过强化民族或种族身份来应对“认同危机”——华人移民通过政治组织、报刊舆论和集体抗争,主动建构了一种超越地域的“华人认同”,以应对白人社会的排斥与压迫。康有为从“保皇救国”到呼吁“种族平等”的思想转变,梁启超对“新民说”的阐发,乃至孙中山以“驱除鞑虏”为号召的革命动员,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外华人在文化碰撞中关于身份调适与策略调整的主动探索。这种探索既是应对种族主义、文化冲击的生存智慧,也是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寻求话语权的勇敢实践。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交替冲击,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问题再度成为焦点。陈忠平的研究提醒我们,海外华人的历史经验不仅关乎过去,更对当下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华人播散族群在二十世纪初的跨国动员与自我革新,或许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某种历史镜鉴:民族认同的建构,既需要内在的文化自觉,也离不开外部的抗争与协作。


马克斯·韦伯关于人类社会权威类型的经典划分,为我们理解改良派与革命党的组织困境和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理论参考。保皇会与宪政会的权力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传统型权威特征,尽管表面效仿现代公司制度,实则未能突破传统人际关系的窠臼——大家族势力垄断了组织的支配权,使这种依赖血缘地缘的排他性网络难以应对多元利益的整合需求,最终在内部纷争中走向瓦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经历一系列失败后,越发强调权力集中和个人崇拜,进而走向魅力型权威的典型困境,这种权力模式虽能短期凝聚力量,却难以实现基于法理基础的制度化转型。正是这些深植于组织基因的结构性矛盾,为国民党的发展埋下了动荡的种子。


现代社会中,一个组织若想可持续发展,亟需摆脱前现代式的、依赖惯例和“与生俱来”的规则,在前现代传统与现代制度理性间寻求创造性平衡。早期华人播散族群跨太平洋运动的经验表明:唯有在尊重传统纽带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制度框架,才能使文化认同在保持生命力的同时,具备适应时代变革和冲击的韧性和活力。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工作者依然需要持续探索的永恒命题。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加]陈忠平著,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四年版)


编辑|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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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2 1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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