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會社的朋友们 2026-11-13 21:02:20
专题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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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随手翻开几本明清地方志书,常能看到士人以“务本业而轻末利”一类语句来标榜本地乡风。在儒家士大夫勾勒的理想图景中,“耕读传家”无疑是最正统的社会生活状态。然而,这种流传甚广的表述,大抵只是士林阶层的一厢情愿,也不乏对地方社会的刻意修饰。越过这层观念的遮蔽,那些被贬为“末利”的商业活动,实则贯穿人们的日用起居,长久以来更是支撑这一庞大帝国运转的基石。晚清以降,中西激荡之下的商业转型,也由此深刻牵动了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与国家形态的剧烈嬗变。本专题汇集三十六篇中外研究,分作六个部分,期冀为晚清民国时期这场错综复杂的历史转型勾勒出大致轮廓。
想要理解近代中国商业的变与不变,不能脱离传统社会长期积累的制度与习惯。第一部分以明清时期的商业实践为起点,呈现近代商业转型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则集中于商业合伙与簿记,展现在现代企业制度之外,中国商人组织资本开展经营,并协调收益分配与内部管理的历史传统。这些既有的经营传统,在晚清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调整。第三部分则聚焦“官督商办”这一洋务时代的特殊产物。以轮船招商局为首的中国第一批新式企业,正是在这种所谓“官为保护、商为经营”构想之下诞生。它们的兴起与困境,既映照出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新旧交织的复杂面貌,也预示着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走向。
第四部分转向公司制引入后涌现的诸多新式企业。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其中的《公司律》首次以成文商法规范公司组织。此后,现代公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中国商业实践,又如何改变企业的组织与经营,长期以来为学界争论。不过,比起形式上的异同,更须追问的是新式企业如何在制度移植与实际经营之间作权衡与腾挪、继承与发明,以应对融资、扩张、竞争及维持公司控制等具体的商业挑战。这些企业的兴衰如同沧海浪花,其起落又与更深层的货币与资本条件密切相关。因此第五部分关注近代中国的货币与银行业,梳理中国走出银本位、推进币制统一与建立银行信用的尝试,考察其成效与局限,亦关注货币制度变迁对商业乃至整体经济走势之影响。最后一部分以民国时期建立国家规划与统制经济的尝试作结,观察逐步形成的现代国家如何摸索介入经济活动的方式,并形成新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管理机制,为此后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埋下了制度伏笔。
“书写历史的行动本身即是一种历史行动。”近现代中国的商业演进及其商业史研究,其实皆为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产物。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研究领域蔚为大观,而许多研究者在回望近代商业转型时,也正直面于此后接踵而至的改革与市场化浪潮。他们或亲历变局,或仅是隔雾看花,但无论处于何种位置,对自身时代处境的体认与回应,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融入理解历史的问题意识之中。这种过去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使得部分相关研究长期受到某种目的论式问题的牵引。无论是早年的阶级分析框架,还是后来以“现代化”为轴心的解释路径,商业史都在回答一系列“是与否”的问题:中国是否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企业是否符合现代公司的标准,商业发展又是否成功推动了现代化。本专题则希望将这些问题重新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将提问的重心从“是否”退回“如何”与“为何”:近代中国的商业秩序究竟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在不同政治环境、制度条件与市场压力之下,商人、企业与政府为何作出某种选择,又为何放弃了另一些可能?这些选择如何落实为具体的经营安排,又与国家权力发生怎样的联系?从这一角度观察,中西经济模式的殊异固然不言而喻,但这一分野本质源自共同的问题——人类如何汇聚资源、积累财富并获取权力。不同的制度传统、权力结构与历史轨迹,使双方走上了时常交汇但不尽相同的道路。
囿于篇幅所限,本专题仍留下诸多空白。即使在已经涉及的领域,也仍有大量重要文献无法悉数胪列。这些缺憾既是编选范围所限,也说明近代中国商业转型本就是一个边界不断延展的问题领域。期待这份选目能够提供若干进入讨论的路径,并为今后的补充、修订与进一步对话留下空间
鸣谢
专题策划人:高天泽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丁龙讲座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中国法律史、中外法律比较研究。(相关阅读:清初财政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制度问题的官僚政治解决之道)
成功凿锉一眼气井或卤井,只是井盐制造生意的第一步。许多为凿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继续存在,成为汲卤和产品销售的单位。一少部分盐井建造自己的盐灶煎盐。然而,晚清富荣盐场所生产的一半卤、气,基本上是通过外租和转租的形式,重新分配给那些仅为经营已告成的盐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以及独立的盐灶。
在富荣,为生产食盐而形成的合伙关系,将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组织起来,为解决煎烧富荣数百眼盐井所出产的卤水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这些包括:租用整个盐井及出产卤水的合伙关系;租用盐井一定比例卤水的合伙关系;建灶并租用卤或气,或卤和气的合伙关系;灶户与井户间的合伙关系;以及由两个或多个灶为提升更有效的经营而形成的合伙关系。食盐生产合伙关系的形成,与投资凿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一道,部分是为了解决相对于食盐产业高资本需求来说有限的家庭财富问题。将生产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归口互不相属的企业,也是为了将采掘业在政治、经济和技术压力面前的风险降至最低,甚至是最成功的盐业企业家也加入了这一合伙关系,就证明了此点。最后,组织的分裂也有利于克服有着大量投资者的产业所固有的一些监管问题。这在1904年——那时中国第一次立法,企业可以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尤其重要。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盐岩井的开发,汲卤机车的使用以及军阀势力的统一,刺激了在一个新的盐业工业家集团之下的集中,这样,组织的分裂就部分发生了逆转。可以看出,技术、法律和政治的因素,都对塑就食盐产业起着作用。
生产性资产的出租,起初极可能部分是由于富荣盐井的巨大生产能力所推动的。在乐山和犍为盐场,灶房几乎都是由盐井的经营者所建。因为灶房所用燃料——煤炭,市场供应充足。因此对于灶房规模的唯一限制,是相关盐井出产卤水的数量。任一灶房,即便是规模最大的经营者也仅有两三口锅。相比较而言,富荣盐场一眼黄卤井平均日产一二百担。中等的气井可以至少供应五十口锅,有的甚至多至数百口。最高产的气井不产卤水,盐业的组织结构特别受此影响。更重要的是,天然气集中在自流井地区,直到19世纪末盐岩层发现之前,贡井地区一直在卤水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
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样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的短缺,这鼓励了小的生产单位,甚至较大的盐业生产集团采取规避风险的行动。租金创造性地允许食盐生产商应付多变的市场需求,并允许少有资本储备的集团设灶煎盐,而不必在开凿的过程中投资。与此同时,分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长远看,它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使规模小和效率不高的生产单位长久存在。最后,对于盐井和盐灶的多样需求,有益于习惯法的改进和细化,这些习惯法旨在保护19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而成、日益复杂的合伙关系。
盐井生产中的合伙制
盐业生产合伙契约
在1904年和1929年颁布公司法之前,中国商业的管理完全依赖于“行业习惯”相互作用,以及一个高度发达的书面契约传统。合伙协议建构了富荣盐业,掌控着资源分配、维护、建设和井、灶的生产管理。合伙协议得到了州县地方官和四川盐务管理者等的认可,这解释了富荣商业环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合伙协议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合伙人是谁以及他们对于企业最初的资金投入。大多数合伙协议格式,开头开列合伙人名单以及每个股东的确切股份数。对此认真考察可以看出,在许多情况下,合伙人不是单个家庭——这是中国首要的财产归属单位,而是合作集团,也就是家族以及灶和井本身。在少数契约中,对于每个合伙人的创办资本投资的描述取代了对于股份的表述,这种做法是受日益增长的内部合伙信贷重要性(后面予以论述)的影响。原始契约在企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企业身份、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规定。契约一开始就描述了该交易及其所有物,并常常还要描述现在合伙人是如何得到可以处置的生产设施的——是通过购买还是租用。若设施是租用的,那么说明租期则十分重要,这经常与合伙契约的期限相同。部分是因为合伙契约里面信息翔实,因此合伙结构上的变化、股份转让以及其他重要的新信息常常是通过原始契约附件的形式予以注明,而不是起草补充协议。
图为“在中国钻凿盐井”,着长衫者为井口管事,负责监督凿井进程与排除事故;碓板上的碓工分为“十五班”与“三十班”,以踏碓方式驱动铁锉冲击岩层。《科学美国人》第82卷封面,纽约1916年11月18日出刊。[图源:zgm.cn]
几乎所有合伙协议都包括了管理的部分。管理职责的划分常常在原始合伙契约中就予以规定。有的是由一个小规模的合伙集团联合管理。有的情况是,任命被选出的一个合伙人为经理人,全面负责。然而,甚至是在1940年代,许多合伙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全面负责制定战略和规划。而有的只是简单地保留着替换经理人的权利——如果股东们对他表现不满意的话。
管理层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处理账目。除了任命一位办公人员负责现金出纳账目,一位负责会计账目外,合伙契约常常详细规定了应记录的各种账目。契约强调了财务透明的重要性,要求账目每年至少要清理一次,常常是数月就清账一次。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送每一合伙人年度(即年结)、季度和月度(即月结)的财务报告。有些合伙契约规定拿出固定数目或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管理等运行开支。
大关:管理组织
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统称为“大关”的更高级的管理组织。大关是为了解决两个不相干的结构性问题。第一个是盐井见功之后凿井合伙关系要解散的这种趋势。在20世纪下半叶真空制盐引进之前,巨额资本要求和规模经济仅限于凿井和推卤。相比较而言,制盐过程可以小规模、高效地进行。正因如此,在盐井合伙关系中,每个合伙人或合伙人小集团都拿到该井出产的属于自己的卤或气的份额,用于煎烧自己的盐锅。随着凿井的成功,许多凿井合伙关系开始分裂,有的是与最初将投资人聚拢在一起的承首人冲突的结果,有的是因为该投资集团自身,现在成为了复杂的、多个投资单位的集合体,有着各种各样的投资组合,它们对于盐井出产的使用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大关就作为全面的管理机构,负责盐井自身的运行,监督每日生产、重要维修,照顾与饲养牛只,有关工人事宜,防火防水等安全问题。大关也起草盐井出产的卤、气分配章程,以一名常设人员维持自己的柜房运作,并作为盐井与外界的联系人。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合伙投资组合而出现的大关,与上面所说的大关有些不同。继源长是这种形式的大关的极好例证。它成立于1930年,负责监管双洪源所有的10眼盐井。双洪源是由陕西商人与1923年从一个更大的集团剥离出来的数家家族堂所组成的合伙。在这一事例中,该大关在各个盐井的大关与双洪源的合伙人之间起协调作用,要让双洪源的每一合伙人相信得到了自己的利润份额,并防止滥用合伙的资源以谋求个人私利。
从这些简要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关的最重要作用,是对于竞争和有交叉的利益关系给予公正的裁判;有助于生产,是它进行决断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此而论,它是人们设立以应付富荣盐场由于持股合伙制增强、出现复杂监管问题的主要组织之一。的确,据一种资料记载,大关这一用词源于这样的理解:这一组织所起的作用像许多道路汇集的一个关口。许多大关拥有许多股东自己选出的“经理人”,他们基本上起着主管理事会的作用。大关的日常管理由给付薪水的经理及属员承担,他们或是从过去监管凿井的技术人员中,或是从有管理和技术专长的外来人员中选出。大关的如下职责,都强调了大关人选的技术和会计技能的重要:协调属于不同持股团体的卤和气出租给不同的盐灶;计算随着时间变化每股享有气和卤的数量;当盐井产量变化时调整卤气和卤气租佃数额;以及负责盐井口径的大小,输送气的设备,盐井内部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还有盐井安全。
大关最重要的特点,可能是它们各不相同的活动所得到资助的途径。两种方式特别流行,每一种都代表了中国企业史上的进步。一种是,设立大关的契约,为大关专门留出一些股份或一定量的气,从中所得收入用于管理开支。另一种是,由大关管理的盐井所供应的盐灶,要每月拿出一笔钱,以支付大关的支出,作为管理的费用。两种情况下,大关的职责是确保股东不干涉大关所负责设备的运行,特别是股东不能利用大关的资源谋取私利。与此同时,大关对股东负责,提交季度、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如果股东要对大关管理之下的单位做出重大决定,大关也要不定期会见股东。大关在一个盐业企业长期存在,而企业的股份可能会频繁转手,因为大关控制着经营技术,因此它有利于那些在盐业生产鲜有经验的人,将新资金注入食盐产业。故而,大关既是盐业生产股份商业化的结果,也是股份市场成长的推动者。
重构合伙的契约
直到1904年中国实施第一部公司法,中国的企业才可以选择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在1929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利用了这一新的法规。自贡企业几乎没有利用这一时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在原始契约里依然保留无限的责任及分配责任,最常见的是依据持股的数量。契约清楚地规定,由合伙协议所引起的金钱上的责任,包括了盐井建设创办投资以外的支出、资产的获取等等。
无限责任和商业环境的不稳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促使人们严切关注保持原始投资集团的统一。一些契约规定,禁止外来人员接手企业,任何想要处理股份的合伙人必须首先将这些股份提供给他的股伙。在合伙人数很少的情况下,防止合伙人从企业中随意撤出也至关重要。至少有一份现存的契约要求,合伙人只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能离开,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保甲头人还必须具结,以证明该合伙人声明的真实性。一些契约努力避免将一个合伙人逐出的情况发生,特别规定,只有创办资本切实不足的情况下,才允许签约借款。
到20世纪,钱庄业和各类私人贷款机构的发展,拓宽了食盐制造企业贷款的选择。然而,诉讼案件显示,即便是在1920年代,大的合伙还是倾向于从一些小的贷款人那里借钱。前面提到过的陕西商人双洪源合伙关系由于激烈争吵而散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盐场信贷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许多管理层即便在财务吃紧的情况下还是不情愿走出合伙关系的原因。
双洪源合伙关系现存最早契约是1869年签订的,考虑到陕西商人在自流井的情况,这种合伙关系的存在可能更早。1911年之前,这一合伙关系举债重重,为了偿还他们的债权人,它的六个家族堂重新组合为三个子合伙关系。它们总的债务,包括欠账和借贷,约41803两,略高于凿一眼盐岩井的平均支出。然而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数字是由94笔借贷款项组成的,最大的一笔5642两,最小的一笔只有6两。债权人是由个人、家族、其他企业,甚至还有火神会这样的当地结拜组织等组成的;建立火神会起初是为了祭祀保护气井和盐灶的火神。
借贷不难得到。的确,各股伙发现以企业作抵押借贷小额资金是件极容易的事。然而,当该偿付这一大笔债务时,在缺乏公共信贷制度的情况下,企业被迫只能依靠股东私人弄钱。还有一种办法,是在一个私人债团的帮助下,求助于债务的合并,这的确在20世纪初帮助较大规模的盐业企业摆脱了困境。我们还没有任何记载这些债团成立的契约,但它们似乎主要是由走到一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组成,为了向小工业家们提供私人的中期信贷而结成合伙关系。向债团借款,意味着放弃自己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管理权,尤其是当企业不能偿还约定的债务时。在通过解散原始合伙关系、成功避免破产后,双洪源的各组成部分,将全部资产交付给一个大关,其章程明确禁止各合伙人以企业资产作为抵押从外面借款。
双洪源所实施的合伙分裂的替代办法,是在合伙关系内部进行资本重组。这事实上等同于合伙关系的重组,在承认资本贡献的变化基础之上,重新分配权利和责任。虽然如此,但由于避免了企业破产,有形资产得以保留不动,与供应商的联系、管理技能、信誉和市场地位都得以保持。
合伙关系的重建似乎遵循着两种模式。我们拥有早至1860年代有人正式出钱使其他合伙人出让部分股份的实例,因为这些人拿不出成功开凿一眼盐井所要求的追加资本。例如,1864年六位投资者形成合伙,在属于王余桔的地间凿锉金海井,1889年凿井告停,合伙人之一的周翔记,出钱买下其他股伙的三分之二股份从而继续凿井。这里所提到的安排与第二章所考察的事例类似,在那里,合伙作为整体担负了有拖欠的股东的资金,并在盐井见功后,依据实际投资重新分配股份。事实上,周翔记所拿出的资金是用盐井股份作担保所得到的一笔借款。其他合伙人可以通过偿还周翔记投入盐井的资金,购回被剥夺的股份。
我们看到,到20世纪,合伙内部信贷体系的多样性,造成了某些成员的离去,而企业的管理层独立着,保持合伙整体不变。1944年,六年前建立大发灶的原始合伙中的六位,与他人分道扬镳,以德记大发灶为名,开始了他们自己的食盐煎烧生意。他们离开的目的,似乎意在增加他们控制的那部分生意的资本。然而,掌控盐灶的管理机构大关依然运作,新近组建的这一更大盐灶分支继续遵循着原有的合伙规定。同盛富同盐灶的三位合伙人之间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用了三年时间,这些人从不同气井承租或是购买了10股,可烧火圈七口。1945年他们决定形成两个分离的股东集团,每个管理原有合伙中的一半股份。然而,两个集团间的合作依然紧密。大关还继续发挥作用,两边都同意若有一边火力不均,可以调配燃气。
我们仅能猜测这种安排的原因。最可能是合伙中的一个或更多成员,希望扩大生意或改进设施,而其他人却不能拿出对他们股份所核定的现金。股东们没有将生意分裂或是支持所提议的投资计划,而是设计出前此所描述的一些学者称之为“转顶”的做法。他们的目的,不是破坏合伙,而是要在合伙人的财力不均、弱势的合伙人或不愿意出售股份或不能找到买家一次性购买他们股份的情况下保留它。分裂就这样容许了生产的扩张,防止管理层解散。
在产的盐井和盐灶资本重组问题的另一种常见解决方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引入外来的投资者。在划定清楚这些合伙关系的情况下,原所有人仍然是管理和利润分红层中起积极作用的成员。这种安排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是李子章与李玉华所签订的契约。李子章需要资金拓展业务,因此邀请李玉华入伙,草签两年期限。李玉华拿出了一笔押金即“信用钱”100000元。接下来,两位合伙人平等地承担建设和其他开支,利润和损失也如此分配。另外,只要契约有效,原所有人和投资者就共同管理生意的各个方面。一旦期满,李子章要返还李玉华的信用钱,不用付息,他们的关系也宣告结束。然而,如果双方愿意,签订新的协议,就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合伙关系。
张星华、张静中和崔雨脂之间也有类似的安排。张氏兄弟拥有一眼气井的三分之二股份,该气井可烧火圈七口。过去,这些气都是租给他人,但1942年他们决定经营自己的盐灶。他们邀请崔雨脂加盟,初始投资50000元,张氏兄弟则出天然气。在三年契约期间,崔雨脂将得到全部利润的40%。然而,张氏兄弟要从他们的利润中偿还崔雨脂的资本投资,也要偿还先前的债务。管理也基本上交给了崔雨脂所任命的人员,尽管张氏兄弟掌管着盐灶账目,并有权派人监管盐灶的活动。《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282号中也可找到类似的做法,燃煤的灶户没有经费购买开工所需的卤水和煤,因此才引入投资者。同样的,大部分经费由投资者担负,他们负责盐灶的经营。但这一事例中,则是双方均分利润。
在上述每个事例中,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得到了一笔资金的注入,或为拓展业务或是偿付以前的债务。作为回报,投资者得到了企业的部分利润并可以影响企业的运营。这种契约的签订是应对短期财务的需求,与求助于高利贷和钱庄相比,这可以使盐业生产单位的原始合伙人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长的借贷期限。投资者中许多人此前没有涉足盐业,因此这是一种扩大经费来源领域的方法,而且,以利润分层的方式获得利息,可以视作一种防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因为利润将与市场挂钩,而利息仍然与初始贷款数目挂钩。
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再分配
四川次要盐场中以盐灶为基础的管理
食盐生产合伙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为他们的盐灶寻找卤和气。尽管当地的习惯对于食盐生产体制的确立起着重要作用,但比较整个四川的农业、采矿和食盐生产,可以证实技术对于近代早期的产权关系演进的重要性。在发达的制盐中心自流井和贡井,股份的商业化,这一在晚清中国许多地区都有记载的现象,在组织生产以及应对资本缺乏问题上起着主导作用。盐井股份的交易与成熟的卤、气租佃制度一道,保证了人们可以灵活地得到卤、气。同时,它也激励产业内部的分裂,常常抑制了资本的扩大。
四川食盐生产通过四种方式可以得到卤和气:凿井或是购买整个盐井;直接购买卤水;购买盐井的股份;以及租佃一眼井所产的部分卤或气。大部分四川盐井生产力低下,这鼓励了以个体盐灶为中心的组织生产。为了保证有充足可靠的卤水来源,每个灶都努力控制的盐井数目,从10眼到可能多达100眼。而燃料则是直接从附近的煤矿购买,因为天然气作为燃料,在自贡以外的四川地区不甚重要。主要的投资单位是盐灶,这反过来控制着盐井,这种生产体系在业内叫做“异灶同井”。这在地方上有多种变化形式,尤其是在小的盐场。其中最有趣的形式是奉节所流行的:盐井中的卤水是公共产品,投资的目标是盐灶。那里产量低下且随季节变化,抑制了产业的大量资本投资。
从现存富荣以外盐场的少量契约中,还不可能断言契约关系的长期走向。然而,有一些情况是清楚的。首先,在次要的盐场,一揽子出售盐井、盐灶、土地和设备的情况似乎很普遍。对于井基的处置与巴县山区对于煤矿的基址处置大致相同。盐井与土地自身常常被分开处置。购买者只是得到田面权。一些买卖契约规定,在盐井枯竭后,要返还土地,而有的土地出售有一定的时限,通常是一代人的时间,例如乐山的一份契约有效期是40年。地主与土地保持着某种联系,这进一步使这些土地有别于绝卖。一些契约中,地主要求用食盐偿付租金。有一些则规定,如果另行凿井,就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在那些天然盐泉的盐场比如云阳和大宁,盐井极少,并且盐井也从不买卖。如果地主不想自己煎盐,就会彻底出售卤水或出租汲卤权。
在川北和川东,甚至包括高度发达的乐山和犍为盐场的一些井户,租佃盐井很常见。从现存的租佃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是租佃整个盐井,租期短的一年,长的可达20年。许多契约提供了家庭一揽子租佃数眼盐井和设备的事例,这揭示出,在这些地区凿井容易、盐井的低产量并且使用期限有限。大多数契约要求一笔押租,以及用盐和现金偿付的年租金,当然也可以找到各种变化形式。可以看出,用盐支付租金在民国时期日渐减少,尽管到1940年代,异常飚升的通货膨胀致使许多契约回到了实物租金或至少用盐以及以市场的换算率折成现金作为租金。地主也继续要求拥有食盐生产的许多副产品,特别是一定比例的煎盐后留下的煤灰和推卤的牛只粪便。两样都是极有价值的肥料,这也部分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富荣以外的大多数卤水井地主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农业。一篇广被征引的关于五通桥盐场腐败的文章记述,1943年犍为有推卤的牛只6000多条,牛粪等产生的价值超过了10万元,70%以上归出租井基的地主所有。
由所有人来经营是首选,但当有些井户遇到财务困难无法生产食盐,或盐井产量不足,无法确保建造自己的盐灶时,还是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租佃。也可能有大生产商强迫小生产商出售或出租盐井的竞争,这也促成了我们看到的云阳和大宁等地区卤水的日益集中。然而,大多数租佃的盐井可能落入“帮井”的境地,为那些自己盐井不能出产所需的足够卤水的灶户所拥有。因此,它们在盐场中起着辅助的作用。
富荣与盐业股份的出售
富荣盐场的环境与四川其他盐场迥异。在富荣,盐井有非凡的生产能力,一眼井能够供应多个盐灶。富荣普遍被人说成是依据“以井统灶”的体系进行运作的,与四川其他地方有别,但事实上,卤气和管理的分配极其分散,这要求有十分复杂的买卖和租佃制度。
富荣盐场与上述盐场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盐井几乎从不租佃或是整体出售。合伙制度使得盐井开发商能够聚拢足够的凿井资本,这也决定了卤和气可以输送给那些不拥有自己盐井的盐灶经营商。撇开有时特殊的气租佃,我们可以说,通过租佃或是购买盐井股份几乎总是可以得到盐井的出产。因为大多数盐井股份是由小集团掌握着,故而租佃或购买卤水的数量也总是很小。因此,对于召集组成合伙关系以煎盐的人来说,他们的职责之一,常常是从各种各样的所有人那里取得盐井股份,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
购买股份,是将煎卤和制盐所需的生产性资源集中在一起的最简便方法。购买股份契约的用词,与那些出售土地的没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是说明股份出售数目和盐井的配套设施。股份的新所有人将拥有并仅对股份赋予他的那部分设施负责,比如汲卤设备、煌桶、出入道路、牛棚及柜房。因为缺乏可靠的所有权登记制度,所以契约不仅极其细致地规定了正在转让的财产权利,而且也确定随后的所有权或有争议的地界的责任,以及声明“卖主”对于交易中正在转让的财产,已无任何权利。这些条款,常常采用的是购买者免责声明的形式,它历来得到清朝和民国法庭的承认。
股份契约是从人们熟悉的土地买卖契约中派生出来的,这可以通过股份绝卖各签约方的关切所在,得到更一步的证实。四川,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买卖合同很常见,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出卖即“活契”,也就是长期租佃。然而,到晚清,富荣的盐井股份购买协议无一例外都是绝卖。购买者尽其所能,要确保从前的股东以后不会提出要求。在开列盐井所有的设备和建筑之后,加上诸如“发无提留”、“寸土寸木寸竹寸石片瓦并无提留”这类形象的用语,就是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向法官证明,所有人不再拥有任何东西。在这方面,同等重要的是,包含放弃任何“挂红”的权利,挂红即日后对于放弃自己股份一方的追加补偿。在农业领域,其中的“活契”,因土地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值,从而要对原来的地主进行补偿。若土地的卖主不行使赎回的权利,会要求额外的支付。同样的,从前的所有人在盐井增产后,有时会提出“挂红”的要求,作为他们当初出售时未能以该井全部生产能力进行索要的补偿。最终,为了进一步表述这是绝卖的事实,一些契约增添了这样的条款:当盐井利润开始增加时,卖主永远不得赎回他的股份——尽管毋庸置疑一些人希望能够赎回。
在像富荣这样的地区,盐业生产对于当地经济来说特别重要。盐业股份对于它们的所有人的意义,差不多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拥有土地财产一样。的确,在家庭和家族的投资组合中股份所起的作用,推翻了认为土地作为最安全财富存储形式的中国人“文化偏好”的诸种理论。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家族针对债权人对于盐业财产的索求而出卖农业用地的情况并不稀见。不过,盐井和其他盐场资产的股份,要遵循同样的习惯:努力将财产留在亲属集团内部。许多契约规定,在允许公开交易之前,股份应首先提供给卖主的族人。事实上,这同那些认可在盐井中要优先提供其他合伙人购买的规定一样的普遍。
对于出售盐业股份原因的考察也揭示出,人们视它为有价值的资产,极不情愿出售。卖主常常在契约中解释他们出售的决定,提醒感兴趣的各方,他们实在别无选择。在56份现有的售卖契约中,有17份是为还债而出售股份,3份说股东是因资金用尽,无法完成盐井的最后凿锉,7份是说尽管股东不负债,却急需钱用。这样一来,所有买卖中超过48%都是因为“非卖不可”的原因。若去除那些没有列出股份出售原因的契约,这一比例会更高,达到了5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2份契约中股东称意欲别图,还有一份是股东感到盐井离他家太远无法照料,另有3份是利润微薄和市场不景气迫使投资者出售股份。
尽管我们在四川能找到与此类似的出售土地的做法,但盐井合伙不同寻常的本质,确实造成了盐井股份交易中的复杂情况。首先是源自投资者与地主股份的产权不同,这取决于原始凿井协议是固定期限还是永久租佃。前一种情况下,投资者的股份最终将转到地主手中,股份的价值极大地受租佃所剩年份的影响。同样地,少数固定期限盐井的地主股份将有一天会比现在增值一两倍。另一方面,不论哪种盐井,投资者股份会受到盐井上下节交易的极大影响。在这种交易中,地主股份并不总是贬值,但买主确实要确认分家不会导致他正在商谈的股权削弱。这是地主股份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该地区的许多原始地主都是合作团体。
许多在产的盐井已租佃给了从事盐业生产的集团或个人。盐业租户在租期内似乎享有绝对的安全,而不必像购买谈判中农业用地上的佃户一样常常会被人从土地上赶走。毫无疑问,经营和维护井或灶的巨大投资,可以解释盐场这种租户权利的改进。涉及已经租佃给他人的盐井的买卖契约,必须等到租户租佃期满。然而,新的所有人将拥有他的股份应得的租金。
当然,我们的契约样本太少,对亲属集团之外的股份出售频繁程度,还得不出任何的结论。同样的,对于有多少股份反复出卖,我们也一无所知。不过,人们对于土地的态度与对于盐井股份态度的相似性,意味着购买股份作为一种机制,从未能完全满足那些实际食盐制造中的生产要素之间再分配的需要。这也是我们看到盐井产品的租佃和盐井股份交易如此活跃的部分原因。
卤水的租佃
直接购买和租佃盐井股份,都在卤水的再分配中发挥着作用。直接购买或是通过中间人购买的做法,在贡井的黄卤、黑卤井和自流井的气灶间的卤水交易中居主导地位。然而,对于那些靠近卤水资源的经营盐灶之人,特别是不要求占有大量、独立的盐井资产的中小规模的生产商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某种形式的盐井租佃协议。
就卤水而言,最常见的方法是租佃定期盐井股份。富荣以外的绝大多数租佃都要求押租,有的要求支付实物。在富荣,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适应盐卤井高利润和高需求的特别生意交易制度。除了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极高通货膨胀的很短时期外,总是以现金支付租金。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租期为6—12年。与此同时,由于有了不同寻常的要求,押租的做法也废除了:要提前支付整个租金或在签订契约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支付租金。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做法的产生,是因为股东希望得到资金,以购买土地,但很显然,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20世纪初,数个大的富荣食盐生产家族就利用这种做法,出租他们相当庞大的设施,作为偿付他们不断增多的债务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租佃允许资本有限的人们进入盐业生产领域,而不用承担凿井的风险与开支。许多盐井股份租佃的当事人都是批发商或商号,以及商业领域的所有人,而非在富荣和四川其他地方的食盐生产领域的所有人。租佃可以立即为股东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如同我们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一些股东利用这些手法,使自己的财产多样化,扩展进入相关商业领域,增加盐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管理。
卤水股份租佃带来的最大问题,来自维持盐井生产的职责分配及租期内盐井的产量变化。大多数契约规定,不论产量升与降,双方都不得对另一方有任何的要求。然而,《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已指出,许多地主都在他们的租佃契约中包括了如果盐井产量下降,鼓励承租人再行淘办的条款。这些激励包括:租佃期延长且免收租金,将租期内所提高的产量让与承租人。盐井设备和盐井自身的修护一般都由地主承担,他们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回对这些财产的控制权。但实际上,地主极少为此拿出现金,而是由承租人进行必要的维修,这会从租金扣除或是以延长租期的形式予以补偿。尽管这一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利益,但对于新设备建设来说,此种做法可能不利于盐井经营的资本的提升。因为,租佃到期后,除了蒸汽动力机车等开销极大的机械外,大多数设备、设施都要交给地主。
图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炳煋井与德成灶所立火灶租佃合约。[图源:zgm.cn]
当有很多人对盐井的产量有着各种不同的要求,并且分别承担盐井的维修责任时,盐井股份的租佃契约显示不出盐井是如何运作和维修的。在任何一眼盐井,都有地主股份和投资者股份的持有者,以及短期租佃其中任一种股份之人。不大可能每一种人都依据自己的股份进行汲卤,特别是有一些人每月之中才占有了数分钟的汲卤时间。事实上,每眼井都势必要有某种统一的管理形式。这一管理机构——在20世纪表现为“大关”(前面已探讨过)这一形式——依据它们各自的契约条款,在各股份中间——租佃的或自有的——分配卤水以及估算盐井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气的租佃
富荣的一些盐灶用煤作燃料,但到20世纪初,此种炭火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食盐生产商中的影响力都在下降。我们将会看到,在1920年代中期和1930年代初所谓的食盐供应过剩时期,关闭了许多炭火盐灶,政府法令严格限制它们的数量。故而,对于气的掌控在富荣盐场成为一种主要的收入和权势来源,对于它们的分配的做法要远比卤水买卖和租佃复杂。
与卤水不同,气从不直接销售给煎盐的灶房,而必须从气井租用。在富荣,气的基本单位是“火圈”。这一使用不当的词汇也扩展到了气的来源,一般称为“火井”。一口火圈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煎烧一锅卤水,生成精制食盐所需的气的数量(见图片3.1)。然而,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气井生产的统一性,在现实的盐业生产中是找不到的。一眼井所出产的气的火圈数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在租佃期内气的火力减弱的风险总是存在。结果,在四川,租佃气的方法不断改进和变化,一直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图3.1 自贡某盐灶的煎锅。[摄影:曾小萍]
现存契约中所见最早、最简单的租气方法,是在一定期限内租佃一定的火圈数。《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375号,时间是1791年,就是一份以总租金1200两白银租气四口火圈、为期五年的契约。同卤水租佃一样,一般情况下,气的租金一部分须提前支付,其余的在租佃开始后一年内支付。这种形式契约的一个变形,是租佃气井的一些股份。这种契约有一些规定了股份应得的火圈数,而有的只是指出承租人将依据所租佃股份得到火圈数。后一种形式的契约更具灵活性,很好地满足了气井生产的升降变化,而无需各有关当事人进一步的协商。不过,到清末,富荣盐场的习惯做法之一是,每口火圈每月收取五两白银。
所有这些方法都未能将火力差异考虑在内。简单地说,一眼井一口火圈的气可能要用24小时煎烧一锅卤水,而另一井的只用12小时就煎烧同样的一锅卤水,这与今天燃气灶火力或大或小的情况差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点,许多气的租佃在民国时期开始以火圈的生产能力测算为基础。一些事例中,我们看到是以24小时之内一口火圈气所能煎烧的卤水量为基础。因为卤水自身咸度不同,因此这种生产能力的测算也有缺点。一些盐灶发明了更为精确的测算方法,以从既定气井租佃的气所实际生产的精制食盐数量为基础。极少数契约甚至开始对测算生产能力的卤水种类进行规定。租金的多变,意味着不能够一次性地提前付清。到1940年代,引入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租金形式:承租人为每口火圈的气支付押租,而每月租金则是以所用气出产盐的官方定价的15%支付。这种方式考虑到了气的质量、生产能力以及通货膨胀,平衡了气井股东和租佃气的灶户的利益。
如同卤水租约一样,在开发气井与那些租佃它们产品的人之间,力量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气的租佃契约中详列所有的设备名目,承租人所做的任何维修或是为廊厂添置设备,都会得到延长租佃期的补偿。然而对于气井资源的处置,气井的开发商保留有相当大的权力。此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地皮火”的做法,也就是建造灶房用地的租金。地皮火可以付给土地的原始主人,或是地主所属的气井股份的所有人集团。地皮火非常高,达到盐灶所用气的10%—20%。以上的任一种情况,在气井枯竭时,建造容纳盐灶和储藏盐卤的所有设施都归地主所有。
小部分的气井是整体出租,但大多数,像卤井一样分成若干部分出租给数目众多的不同的盐灶合伙人。海生—泰生—兴隆井的股东所签订的契约提供了一个例证:该井将气出租给许多不同的盐灶,有着不同的租期。该井从开凿到投产花费了25年的时间,上述名字的变化,反映的是该井需求新的资本注入的结果。然而,据1916年编纂的一部盐场社会地理学作品记载,到民国初期,该井生产火圈260口,都被它的众多股东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外租。
1941年李雪樵和李云桥租佃了一眼气井的4股,能生产12口火圈的气,他们为每口火圈支付了4万元租金,共计16万元。3年后该井的生产能力提高,他们的股份使得他们增加了6口火圈,但他们不必付任何额外的租金。
蔡普权和胡英士在1938年有着类似的做法。两人租佃了一股,得到了8口火圈。租期是13年半,租金是7500元。1939年,蔡普权和李续白所经营的晋丰灶,租佃了该井的另外一股时,他们的租金依据每月所能煎制的食盐包数计算。该灶所签订的更早一份契约,时间是1920年,规定了支付一笔1300两的押租,租金是煎制卤水每担交铜钱135文。还是这眼井,开辟了从最后销售盐价的利润中给予地主一定百分比这样契约的先河,这在前面已经提及。当气井原始承租人将火圈进行转租,以及一个灶房使用数家气井的气时,情况会更加复杂。
盐场厂规规定,不论火力增与减,双方都不能对另一方提出任何的要求。但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开采时间的推移,气井中的气的火力会减弱,因此对承租人的利益要做些迁让。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些不收租金的火圈数,使盐灶恢复到最初的生产能力。有的气井开发商和他们的承租人同意减少租金,或是通过延期租佃时间作为补偿。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事例:气井的开发商采取措施,通过进一步凿锉气井,或是激励承租人予以实施,以达到原来的生产能力。激励的措施多种多样,包括承租人的投资所带来的增产部分免除租金,或是规定可以提高租金,但租期结束时,承租人保留他对气井所做的额外的投入。
卤、气利益相关者分享利润
凿井和分配出产的卤和气,只是食盐生产的第一步。自贡的大多数居民,常常以小数量股份的形式投资于这一生产阶段。也是在此生产阶段,给盐场带来了最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允许少数自贡精英利用未分配的利润,开发高利润的煎卤盐灶,以及在整个西南和华中的大多数地区营销食盐的批发商号。也正是较早进入这一生产阶段,允许最富有的投资者,发展出纵向与横向一体化的企业,将食盐生意的所有方面聚合于一个管理机构之下。
现存的契约,仅仅是用来决定股权出售或是租佃所带能来的收益的。考虑到在单个交易中可能的变化形式,从契约规定的时间长度到有关股份的数目、盐井的生产能力,以及卤水咸度或是气的火力,因此,要比较每股的收益是很困难的,这不足为怪。税收、生产条件、市场准入以及盐卤和气的相对供应条件,这些随着时间变化,也影响井的股份价值。遗憾的是,现存的少数账簿和岩口簿等并没有提供计算股份可能的平均收益这样的信息。因此任何凿井和股权的获利分析都只能是粗略估算。
这种估算最直接的数据来自上面提到的1916年樵甫所写的有关自流井的社会地理学著作。它提供了辛亥革命后自流井各个方面的概况。我们在第十章将看到,这是一段市场开放的时期,与1825—1875年间第一次繁荣发展的情况类似。表3.1概括了樵甫所记载的每天生产超过100担卤水的盐井的平均生产成本。
樵甫记载,当时一担未处理的高咸度的黑卤平均价格是0.47两。在1900年代初,赢利的盐井每天要生产卤水100—300担。依照每串钱合0.42两白银的换算率,可得到一眼黑卤井每月的大致净收入。
1919年出版的官方材料汇编《川盐纪要》,估计当时的凿井费用,中等深度的需三万两,最深的黑卤井需四五万两。以此计算,仅一眼成功生产卤水的盐井,要花费四到七年的时间才可以收回开凿成本。从那时起,要看该井是分24股还是30股(樵甫在他的计算中没有做此区分),每股净收益可以高达每年240两。当然,这样的计算没有考虑同一股东可能在其他一些没有成功的盐井投资的损失。我们没有关于个体投资者充分的连续性数据,不清楚有多少未成功开凿的盐井和多少盐井在开凿后很快就停产,这些都会是盐井开发中的实在开支。樵甫指出,在自流井和贡井盐场有数以千计的井架,在他写作时至少有1250座正在凿锉。19世纪末,盐井股份的交易特别抢手,甚至没有完工的盐井的股份每股价格高达50两。
如果足够幸运,在气井或卤和气井进行了股份投资,那么获利甚至可能比卤井还要多。大多数的气井坐落在贡井盐场。樵甫记载,这样的气井出产的每口火圈气将以一年约100两出租给灶房。自流井的气较弱,每口火圈气每年租金约五六十两。据1916年的官方记载,富荣正在煎盐的有9416口大锅、913口小锅。因为每口锅都由一口火圈气煎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到20世纪初,约有1万口火圈,其中包括被租佃的,产生的利润每年约100万两白银。气井股份的收益率变化极大。在年生产火圈600—700口的气井,除去生产成本,一股的年回报可高达2000两甚至更多。就是只有数十口火圈的较弱的气井一年也有数千两的收入。吉润卿1909年至1936年在贡井盐场工作,他在口述材料中回忆说,既产卤又产气的井,每年有2—5万两的利润,而在高产的天龙井则高达8万两,天龙井在19世纪开凿时称为莲海井,直到1930年代还在生产。
潜在的丰厚利润,很显然弥补了盐井开发中的风险。相比较而言,煎盐的风险要小得多,而且开办煎盐灶房的成本十分低廉。《川盐纪要》估计井火灶房每“排”锅的平均成本约280—350两。那些还没有解决送气到锅和将气分配到每口锅的技术问题的炭火灶房,每“排”锅成本至多150两。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灶房建设的土地租佃支出。
井火和炭火灶的利润也难以概括,这是由于它们依赖的卤和气的成本和供应、灶房基址的租佃成本,以及盐场售盐的价格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20世纪初是盐灶兴盛时期。樵甫记载,生产每引花盐,也就是11000斤,支出172.6两。依此计算,每斤的生产成本是0.016两。一口燃气盐锅年均出产食盐11760—23520斤,支出是188—376两。1916年一斤花盐在自流井卖79文铜钱,贡井卖74文,这一差别最有可能是由于贡井离运送富荣食盐的主要河运码头较远所致。以较高的自流井数字为例,依当时的换算率,灶房出售每斤盐的价格约为0.044两,假设它天天开工,自流井每口锅年均利润约517—1034两,净利润每口锅每年是329—658两。这是基于税前的计算。我们将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税收制度数次变化,但极少有对盐灶的征税。
利润如此之高而风险如此之低,我们好奇,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投资盐灶?最简单的答案是卤水供应有限,卤水所有人就在建设盐灶和食盐营销上占有优势地位。在19世纪,当时自贡盐业开始起飞,大量天然气储藏的发现,造成了燃料供应与卤水供应上的不平衡。到20世纪初,自流井盐岩层的开发暂时恢复了气与卤间的平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新的卤水开采技术将再一次改变盐灶的生产条件。即便如此,只要川盐的销售市场保持开放,凡在富荣两个盐场继续投资于凿井、煎盐的大大小小的生产者,都会有丰厚的回报。
结论
富荣盐场提供了研究经济发展中技术与制度互动关系的一个极好个案。相对于盐业开发所需资本来说,家庭资本很有限,但它与农业和采矿业中强大的契约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理解19世纪末富荣盐业非凡增长的背景。盐井股份的商业化,是这一进程的直接产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大小资本所有人,都愿意将他们的钱财绑定在长期的预期利润上面。这一长期投资的做法,挑战了长久以来关于中国人喜欢通过高利贷或典当获得即刻回报的认识——该说法过去常常解释19世纪晚期寻求在洋务上投资的“自强者们”所遇到的困难。而且,尽管许多学者声称,中国的不发达可以部分追溯到商业法典的缺位,但是,应用于实际且高度依规定办事的厂规——与官方对于盐课的关注没有关系——始终存在,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忽视了有着地域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商业习惯法。商人依靠政府,甚至在军阀混战时期支持这一习惯法的能力,都证实了它历来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提示我们,需要探讨中国经济史和法制史的这一方面在其他高度商业化地区的表现。
另外,19世纪在富荣盐场出现的投资和资源分配模式,是一个鼓励分裂的模式,也清楚地反映出了中国其他地方小规模企业的发展。不情愿出卖先人财产的传统做法限制了盐井股份的买卖,但一些积极的因素促进卤、气租佃交易的活跃。尤其是,这一交易使灶户灵活地应对市场对于食盐的需求,他们得到盐井股份的方式,是通过相对短期的租佃,而非永久购买盐井股份。可能的转租及盐灶之间重新组合,更加强了这一灵活性。通过延期租佃契约和预先再租的方式,承租人甚至在他们的原始租约到期之前,就进行续约,卤气供应因此得到了保障。而且,尽管承租势必阻碍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因为一旦租期结束这些投资的获利将归地主所有,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也给予了卤和气的承租人相当大的激励,以保持和提高生产水平。而这些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续约是件相当轻松的事,且条款常常与原始租约一样。
透过富荣也可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尽管富荣盐场显示出明显的所有权分裂的趋势,但我们可以觉察出在管理和组织上的重要的一体化趋势。生意合伙关系的演进,以及使用大关这种管理机构监管灶和井的各种利益,从中可以窥见这种进程之一斑。同样重要的是,以大家族为基础的商号的成长,它们既利用了很早进入盐场掌握大量盐井资源的优势,也从太平天国之后川盐市场迅速发展及销售地界扩大中获利。他们跻身最重要投资者行列,从盐井见功中获得了的丰厚利润,又能将这些获利在辅助产业、营销以及卤和气资源的一体化上进行投资,使它们进一步增值。
〇本文选自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4—103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29年的四川自贡盐场。密集分布的井架、井房与生产设施,构成了富荣盐场独特的生产景观。[图源:scmp.com]
〇编辑 / 排版:实沈 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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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3 2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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