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是中共创建时期最重要的核心活动区域之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此开展党的早期组织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劳工动员、革命人才培养等工作。渔阳里也是中共一大重要的前期联络与策源地。在渔阳里开展的早期实践及其彰显的精神气质，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将创建新型政党的理想付诸实践

20世纪20年代，中国深陷外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内遭军阀割据混战的深重危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痛感时局危迫，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信仰、以革命纲领凝聚力量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动员广大民众，革除社会积弊，由此顺应历史潮流，开启了建党的伟大实践。

1920年初，经历五四运动的陈独秀由京返沪，不久入住渔阳里，开启筹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实践。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开会商议建党，初拟名称为社会共产党，8月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发起组织，在历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该组织自成立伊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一年多时间内开展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推动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创办最早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第一份秘密党刊《共产党》月刊，开办最早培养青年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最早的工人学校半日学校等，中共干部培养、组织宣传、民众动员的基本模式由此初步奠定。

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策源地。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在此谋划工人动员工作，秉持“面向无产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使之组织起来”的方向，创办《劳动界》周刊，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推动组建上海机器工会——这是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指导创办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开展工人启蒙教育。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逐步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从自发斗争走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阶段。

渔阳里是党的早期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培育革命人才的源头，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育模式由此发端。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是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干部的学校，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批杰出革命家。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曾在此学习，他们从渔阳里出发奔赴苏俄深造，后来成为我们党重要的政治骨干与军事骨干。

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沃土

渔阳里的各项实践，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探索之路。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建党先驱们在渔阳里的早期奋斗实践，彰显出敢为人先、坚韧不屈的可贵品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沃土。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建党先驱们在党的创建历程中所彰显的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

追求真理、坚守理想。1920年—1921年，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度：改组《新青年》并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创办《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有组织地译介《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较为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滋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实践中，先进分子注重发掘和阐释经典理论的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转化为克服千难万险的精神原动力，孕育了重视理论学习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奠定了根基。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苦难，是建党先驱矢志追寻的奋斗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凋敝、民不聊生的时局之中，先进知识分子毅然扛起创建新型政党、挽救国家命运的时代重任。1921年6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短言》鲜明宣示：“全国民在这徬徨歧路之中，那（哪）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的）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中，概括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党团先驱俞秀松曾坦陈：“我在入党时就表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要实现我的理想——解放全人类。”他勉励亲人：“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俞秀松矢志守志、英勇蒙难，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捕，坚贞不屈，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最终血洒龙华，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党的一百多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这是党能够赢得人民拥护、不断发展壮大的深厚根基，也是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刻认识到，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动员群众、扎根社会、改造社会。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扎实开展革命实践，倡导“我们是行动的党员，应努力参加实际工作”。在建党之初，先驱们把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作为自身使命，使新生政党葆有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以及博大精深的理论品格，为苦苦求索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破解时代难题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渔阳里的建党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进程。渔阳里的建党先驱们认识到，先进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立足中国具体国情。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日同步举行马克思纪念活动），陈独秀发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演讲，概括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号召青年：“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可见，陈独秀等人早已领悟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伟大力量，就“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依托渔阳里这一策源地，通过演讲、组建工会、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半日学校等多种方式，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通俗化，使之真正为普通民众理解掌握，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力量。陈望道后来回忆：“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们组织工会不大用文字宣传品，主要口头宣传，办了很多业余学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往田间和工厂里去”，成为这一代先驱响亮的时代呼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后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中国革命实践推进的过程中，经过共产党人持续不懈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逐步结合，获得具体而现实的生命力。

渔阳里的时代价值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建党先驱们在渔阳里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筹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在渔阳里的早期实践，呈现出首创、全面、引领的特点，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丰厚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渔阳里完整呈现了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建党筹备历程，是中共创建史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老渔阳里2号与新渔阳里6号，同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早期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除了上述提到的史实，上海发起组在此议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此拟定；这里还是中共一大的筹备联络处，中共一大召开后第一届中央局的办公驻地。

渔阳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与伟大革命征程的历史起步，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置于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之下，渔阳里的革命活动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之初的关键历程，开启了民众动员、理论宣传、青年工作、干部培养、工人运动等一系列开创性事业，与党的诞生、后续发展及前进方向有着深层关联。

渔阳里是展现共产党人精神风采的活态样本。渔阳里见证了党的初心孕育、伟大建党精神萌生的关键阶段。建党先驱在此开展密集而丰富的革命实践，彰显出独有的精神风貌与品格特质。渔阳里的实践与理论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红色遗存丰厚、类型多元，渔阳里正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一段红色记忆，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印记，不仅载入上海城市史册，也为上海近现代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渔阳里的建党先驱们以首创之功践行初心使命，以敢为之举熔铸精神谱系，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早期探索。先驱们留下的功业，是党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新时代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源源不断注入精神力量。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员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4BDJ0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