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克莱顿曾任美国联邦检察官，如今——用总统的话说——成了美国的“AI 沙皇”。更正式的头衔是，他是白宫新设立的“超级智能特别小组”负责人。以这一身份，克莱顿负责制定“应对由 SI 赋能的、针对美国的威胁的计划”。

这一职责范围对华盛顿而言是个很好的起点；直到不久之前，华盛顿在监管或监督人工智能行业方面都令人担忧地缺位。重视并处理有关 AI 对隐私、国家安全、乃至或许对文明本身构成威胁的担忧，至关重要。

但同样也必须投入同等的关注，去应对向AI时代过渡过程中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比如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确保被替代的劳动者得到支持，以及确保政府与私营企业能够在重大的经济变革中找到协作的方式。如果无法切实处理这些更短期、更日常的关切，或许就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真正抵达所承诺的AI时代。

我们的经济正处在一场大规模转型的早期阶段：这场转型会冲击并淘汰一些岗位，创造新的岗位，并迫使其他岗位发生技能转变。我们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型，但那都是以几十年为尺度展开的。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速度会快得多。

问题就在这里。如今围绕人工智能的商业、经济以及货币政策讨论，主要聚焦在科技股占比较高的股市能否持续、预期的生产率提升，以及对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但没有人确切知道人工智能将如何、或在何时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鉴于此，审慎的政策立场应当是进行情景规划与风险管理，主动采取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类型冲击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