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2026-11-14 12:14:22
1811年,照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本人的说法,“是我文学创作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经拿破仑皇帝授意,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又译法兰西学士院,或称法兰西学院)。依照惯例,他在当众发表就职演讲后,即可被正式接纳为院士,成为名副其实的“不朽者”(the Immortals)。然而,夏多布里昂的这次演讲令皇帝勃然大怒,结果他不仅未能坐上院士的交椅(seat),相反随时面临被巴黎警务总监驱逐或流放的风险。忧惧之下,夏多布里昂开始撰写日后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墓畔回忆录》,因为此时他预感自己“一只脚已然踏进坟墓”。
夏多布里昂肖像,安娜-路易·吉罗代绘。
法兰西学术院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初创于1635年,创始人为黎塞留红衣主教——院士的“不朽者”称号即来自这位权臣印章上的名言“献给不朽”(À l'Immortalité)。学术院由四十名院士组成,院士为终身制,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某位院士去世后,才能由该院院士集会依律补选另一名新院士。自高乃依、拉辛以来,学术院院士这一头衔乃是法国文人孜孜以求的无上荣耀,夏多布里昂自然也不例外。但问题是,由于员额有定数,若在位院士人人皆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则当世之人纵使才高八斗,亦只能望洋兴叹。
法兰西研究院建筑旧影,卡纳瓦莱博物馆藏。
或许是造化弄人。1811年1月,夏多布里昂的老冤家、学术院资深院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病逝。2月,经过二十三名院士两轮投票,夏多布里昂最终以微弱优势(13:10)艰难胜出。众所周知,学术院多为文坛耆宿,对新锐作家的“浪漫”笔法不无抵触——诚如夏多布里昂日后在回忆录中所言,若非皇帝“强力干预”,他的“院士梦”恐仍将遥遥无期。至于拿破仑为何“钦点”夏多布里昂继任谢尼埃,揆诸其本意,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才之心,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在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拿破仑看来,对于夏多布里昂这一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刺头”,如果不能将他剿灭,则唯有对他进行收买。
书房中的拿破仑,雅克—路易·大卫绘,1812年。
这并非拿破仑对夏多布里昂的第一次收买。论及二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1801年,在英国流亡长达八年(1792-1800)后,夏多布里昂以一部描绘印第安人林地生活的浪漫小说《阿达拉》震惊文坛。时任“第一执政”拿破仑对作家的文笔极为欣赏,于是欣然同意将他从流亡贵族名单中划去。夏多布里昂昂然重返巴黎,次年又推出《阿达拉》的前篇《勒内》——勒内即夏多布里昂的化身,而勒内所患之病即日后“世纪病”(mal du siècle)之原型。两部小说先后大火,夏多布里昂趁热打铁,将两本小书“整合”进一部大书——《基督教的真谛》。该书站在反启蒙的立场,竭力弘扬基督教美学价值,以及它对欧洲文学艺术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照理说这样一部“纯文学”著作,很难吸引圈外人士的目光。然而谁也料不到,该书甫一面世,便引起拿破仑的高度关注。
《基督教的真谛》1802年版第一卷扉页
拿破仑称帝(1804)前后,国内外舆情汹汹,为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决定与教皇展开秘密谈判,意图借助教廷权威为加冕提供合法性,而谈判的结果便是双方签订《政教协定》(The Concordat,或称《教务专约》),教权与王权之联盟由此达成。《基督教的真谛》的发表适逢其时——作为法国“宗教复兴”的代表人物,“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夏多布里昂也赢得了拿破仑的垂青。机智如夏多布里昂,在该书再版之际,颇为识趣地将它题献拿破仑:“第一执政公民,您曾表示愿意把本版《基督教的真谛》置于您的保护之下。您素来支持在您的治下所取得成功的庄严事业,本书乃是又一证明。”拿破仑大喜,连连感慨他“受到的颂扬,从来没有这样痛快”。不久,作为主动示好的回报,夏多布里昂被任命为法国驻教廷领馆一等秘书,一年后(1804),又被擢升为驻瑞士领使。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行将赴任之际,却传来昂吉安公爵(Duc d'Enghien)遇害的消息——据说是拿破仑下令绑架了这位波旁王室潜在的王位继承人,未经合法审判,即对他实施枪决,其目的是为拿破仑称帝扫清障碍。这一事件成为夏多布里昂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旋即向外交部递交辞呈,并与当局断绝一切联系。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意味着他和拿破仑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此后二人关系急转直下,成为不折不扣的“一生之敌”。
辞职后,夏多布里昂被迫在巴黎郊外隐居三年,1807年方获准重返首都。在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其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夏多布里昂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本人主编的《法国信使报》上著文,重提当年昂吉安公爵遇害案,同时提醒读者警惕拿破仑的现代专制主义(modern despotism)倾向:“在一片沉寂,只能听见奴隶的锁链碰撞和卑鄙的告密者噪音的时候;在万物都在暴君面前颤抖,得他宠幸与受他贬黜都同样危险的时候,历史学家肩负民众的复仇重任,必须挺身而出”,否则,历史和文学必将在“铁镣之中苟延残喘直至销亡”(languishes and dies in irons)。不出意料,夏多布里昂犀利的言辞再次激怒了拿破仑。“夏多布里昂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吗?”皇帝咆哮道,“我要让人把他捉到杜伊勒里宫的台阶上,乱刀劈死。”不过,在怒气发泄后,拿破仑迅速恢复平静。他下令不惜重金收买《法国信使报》,以此化干戈为玉帛。仅此一役,夏多布里昂再度遭遇隐形流放,被迫返回乡间别墅“狼谷”(Vallée-aux-Loups),潜心著述,而拿破仑自然也落得个耳根清净。
及至谢尼埃辞世,院士员额开缺,拿破仑一锤定音,钦定由夏多布里昂接任,照时人的看法,皇帝此举主要目的还是借机与深孚人望的夏多布里昂“达成和解”,并由此彰显“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帝王气度。然而,性情执拗的夏多布里昂偏偏不领情,因为在他眼中,谢尼埃人品卑劣且“大节有亏”,故而他绝不可能依照惯例向这位前任奉献“颂词”——自学术院成立百余年来,当选院士在就职演讲中为前任盖棺定论(多溢美之词),并为执政当局歌功颂德,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亦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流程。而今,夏多布里昂决意以身试法,向这一“祖制”发起挑战。
谢尼埃何许人也?谢尼埃是著名诗人、剧作家,也是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激进派,曾投票支持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作为铁杆保皇派,夏多布里昂认为“弑君”之仇不共戴天,又岂肯当众为他美言?此外,谢尼埃在大革命“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时期曾任公安委员会委员,和罗伯斯庇尔联名签发死亡令,血债累累,而夏多布里昂长兄及姻亲马勒泽布一家老小皆被无端推上断头台,家仇国恨,益发令夏多布里昂耿耿于怀,气结难消。还有,谢尼埃是无神论者,极端仇视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而夏多布里昂素以在法国全面复兴基督教为平生志业,诚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仅如此,据说为向革命法庭表忠心,谢尼埃对于系狱的兄长安德烈不仅没有出手相助,相反落井下石,致使胞兄含冤而死——安德烈恰好是夏多布里昂的莫逆之交。
马里—约瑟夫·谢尼埃肖像,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绘。
于是,在1811年4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夏多布里昂的演讲稿开篇即将矛头指向谢尼埃及法国大革命的暴行。在夏多布里昂看来,大革命对平等和博爱等抽象原则的强调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也忽视了否定既定(established)制度和传统的危险性,结果导致革命背叛了它所宣称“要致力于维护的价值观”,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恐怖统治”。夏多布里昂断言,这样的革命绝非人民的胜利,也绝不可能带来民生福祉,相反,它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它不仅会侵蚀法国文化和道德基础,而且会将法国引向灾难的深渊——由于它切断了法国与其历史的联系,因此难免会在追求抽象理想的过程中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遗产,从而陷入无尽的动乱与纷争。与之相反的例证是英国革命。随后,夏多布里昂话锋一转,开始纵论“英格兰共和国”时期的克伦威尔和弥尔顿。
流亡英国期间,性情孤傲的夏多布里昂不肯领取每天一先令的救济金,只能靠卖文为生,偶尔通过做家教和做翻译贴补家用。在他所研读的英国作家中,弥尔顿是他最仰慕的对象(甚至超过莎士比亚)。夏多布里昂一方面敬佩弥尔顿黄钟大吕式的如椽巨笔,另一方面更景仰他毕生为自由而奋斗的勇气和决心——日后他在《墓畔回忆录》中反复提及并大段引用弥尔顿,可见至死不渝的崇敬之情。在返回巴黎前,夏多布里昂决意将弥尔顿晚年巨著《失乐园》译为法文,意在让法国读者领略到史诗中的“壮丽之诗行”和“自由之精神”。在就职演讲中,除了《失乐园》,夏多布里昂引用更多的是弥尔顿另一部杰作《再为英国人民辩护》。
青年约翰·弥尔顿,佚名绘,约1629年。
弥尔顿在本书中颂扬了即将出任“护国公”的克伦威尔:
你不仅使我们历代国王的文治武功黯然失色,就是传说中英雄的丰功伟绩也无法与你相比。你出生的土地把国家交给你治理,请你经常思考着这份贵重的抵押品。从前它希望从德才兼备的精英们手里获得自由,如今它指望从你手中获得。
与此同时,作为共和国外事秘书,弥尔顿也苦口婆心地劝诫这位盖世英雄切莫走向专制独裁之路:
你英勇的战友在你的旗帜下勇敢地为自由而战,请尊重他们的关注,莫辜负他们的伤口。那些死于疆场的战士,你要对得起他们的英灵。总之,你要尊重自己,不要在历尽艰险追求自由之后,自己又来践踏自由,或者让别人来攻击自由。只有等我们大家都获得了自由,你才可能真正自由。这就是事物的性质:侵犯公众自由的人,会头一个失去自由,成为奴隶。
克伦威尔肖像,据塞缪尔·库珀1656年原作摹绘。
据说,当夏多布里昂演讲稿进呈御览时,正是这一段引文令拿破仑出离愤怒。他用粗笔将上述关涉自由的言论悉数删除,将论法国大革命部分的违碍之处也一一标记,而后将演讲稿掷还——克伦威尔死后被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掘墓鞭尸,夏多布里昂以此暗讽皇帝之悲惨结局,其言可恕,其心可诛。学术院学部主席奉命传达皇帝旨意:要不做重大修改,要不干脆推倒重来,否则这篇演讲“万难通过”。更有甚者,照夏多布里昂本人的说法——“只要我发表了这个演讲,”拿破仑当时扬言,“他就会下令关闭研究院,并把我扔进地下暗牢去度过余生。”
日后回忆这段往事时,夏多布里昂仍心有余悸:
我不知道在学术院演讲,歌功颂德的配方该定多大的剂量为宜……但是我知道,我若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只可能招惹灾祸。可是对于弑君的罪行,我不愿意默默放过……因此我决心呼吁自由,大声疾呼反对暴政,抨击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
明知院士头衔金贵,有时还能充作护身符,但夏多布里昂绝不肯以此牺牲自己的道德良知。演讲结束后,经过一场简短的秘密辩论,学术院再次进行投票,多数票决“不予接受这篇演讲”。这也就意味着夏多布里昂院士资格被暂时“吊销”——事实上,他一直要等到四年之后波旁王朝复辟,才能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不朽者”。
学部主席随即将这一结果告知在隔壁房间等候的夏多布里昂,并建议他择日另作一次演讲。可是夏多布里昂以布列塔尼人特有的固执脾气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发表声明,宣称自己近时“杂务繁多,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也无法确定盼望荣幸地被学术院接纳的具体日期”。这样的表白已远超此前与官方“不合作”(non-cooperation)的范畴,而无异于公开叫板。拿破仑则径直将此事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对抗当局和图谋“煽动分裂”,在他看来,此事“与其说是文学事件,不如说是政治事件”。
的确,像十七世纪弥尔顿的雄文《论出版自由》一样,夏多布里昂的演讲词堪称十八世纪的“自由颂”:
自由难道不是人类最大的福祉和首要需求吗?它激发天才,振奋人心,对于缪斯女神的朋友们来说,它如同呼吸的空气一般不可或缺……如果必须禁止在文字中表达每一种慷慨的情感,每一种伟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又怎能写出足以传世的篇章呢?……因此,正是你们,先生们,肩负着书写它的历史、向它的敌人复仇、将它的名字和对它的崇拜传承给最遥远的后代的重任。
对于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钳制言论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拿破仑来说,上述宣言倘若流传开来,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难以估量。
于是,与院士宝座失之交臂的夏多布里昂再次被遣返。不过很快,他便迎来了复仇的机会。1814年,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夏多布里昂发表政论文《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在这部据称“当得起十万雄兵”的小册子中对拿破仑口诛笔伐,称其凶残程度“超过古罗马的暴君”——拿破仑原本是借助雅各宾派“共和主义”(其实质就是暴政)的旗号蛊惑民心,然而一旦成功夺权,便暴露其独裁的庐山真面目。尽管他宣称自己是“现代版的罗马独裁者”,即“为了建立或捍卫共和政体而实行暴政,为了恢复自由而实行暴政”的人民公仆,然而事实上,他却是剥夺全体人民自由的暴君,更是“平等的死敌”,因为“平等与暴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克维尔语)。由是夏多布里昂将拿破仑比作尼禄,他本人则自称“塔西佗”——记录暴君的斑斑劣迹乃是他身为历史学家的“天职”。
在皇皇巨著《墓畔回忆录》中,夏多布里昂更是以近全书六分之一的超长篇幅对拿破仑的功过得失进行全面清算。拿破仑在欧洲雄霸一时的确部分满足了法国人的民族虚荣心,但拿破仑的“壮举”又给法国人留下了什么?当滑铁卢战场的硝烟散尽,战神的光环亦黯然褪色,留下的是一个疲惫不堪、满目疮痍、无力自救的法国。“你对五百万法国人做了什么?不是十万,而是五百万!我们认识他们所有人,我们的父母、朋友、兄弟!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它把我们拖入了可怕的专制统治。你声称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却给我们带来了奴役。”夏多布里昂抨击拿破仑是“魔鬼的宠儿”(The Devil's Favorite):“他生来就是为了毁灭,他腹中怀揣着邪恶,就像母亲怀着孩子一样自然:带着喜悦和某种骄傲。他憎恨世人的幸福”——他摧毁了欧洲合法的君主制,却以更为骇人听闻的专制暴政取而代之。当然,在夏多布里昂看来,相对于他的穷兵黩武和专制暴政,拿破仑的道德缺陷更为致命:“真正的智慧永远不会原谅他的罪行,那就是他使社会习惯于被动服从,将人类推回道德沦丧的时代,甚至可能已经彻底扭曲了人性……拿破仑贻害无穷(deranged the future)。”一言以蔽之,夏多布里昂在文末总结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与时代的洪流背道而驰:“拿破仑效仿亚历山大大帝,误判了自己、时代和宗教状况——如今,无人能自诩为神。”
1860年,著名律师拉科代尔(Jean-Baptiste Henri Lacordaire)神甫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的就职演讲,被视为继夏多布里昂之后的又一部“自由宣言”。他在开头部分宣称,“不,我从来也不会相信我是在法国的坟墓上写作”,明显是向夏多布里昂致敬——后者在《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开篇第一句做过类似的论断,当时他的矛头指向拿破仑,而这一次,拉科代尔针对的是通过军事政变登基的拿破仑三世。随后,拉科代尔对他的前任托克维尔大加称颂,称赞其就职演讲中的忧国忧民之心,并赞誉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必将成为“先知书”般的经典——受姻亲夏多布里昂的激励,托克维尔在完成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在不久的未来,无论欧美乃至世界范围,贵族制及君主专制必将衰亡,而民主洪流乃是天下大势,不可阻挡。在演讲结束时,拉科代尔再次点明托克维尔盛赞的“美国梦”之自由精髓:“美国的精神是宗教的;它对法律有着天然的尊敬;它高度评价自由,也高度评价平等;它在公民的自由中放置了政治自由的第一块基石。”
托克维尔,泰奥多尔·沙塞里奥绘,1850年。
拉科代尔神甫,泰奥多尔·沙塞里奥绘,1840年。
从夏多布里昂到托克维尔再到拉科代尔,时隔半个世纪,然而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不懈追求,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共同主题。古代圣贤有“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东汉蔡邕在《铭论》中亦慨叹,“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由此观之,夏多布里昂们在当选院士时所做的“不朽者”演讲,即吾人所谓“金石不刊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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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4 11: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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