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秋天，印度西孟加拉邦、北方邦等地陆续有青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从选民登记册上消失。

按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前三阶段数据，约1.339亿名选民被列入永久迁出、无法追踪、已死亡、重复登记等类别；其中永久迁出约6300万、无法追踪约3010万、已死亡约2800万，另有约1020万重复登记。

印度反对党质疑，清理程序不透明、选择性执行，可能使大量合格选民失去投票权。印度国内的抗议者更是将此行为称之为“选票盗窃”，因为官方没有通知、没有解释，登记册上只留下“未核实”标记。

10月初，印度青年运动组织“zhanglang组织”在孟买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辞职；10月12日，印度数千名学生和青年游行，要求最高法院暂停修订；11月1日，印度反对党联盟在德里集会，继续质疑SIR核查程序及选民登记争议。

面对持续抗议，印度选举委员会随后表示，相关选民可通过申诉与补登记恢复资格。

印度最高法院已受理相关诉讼并多次开庭，但截至11月初，尚未就核心法律争议作出终局裁决。

然而，对于参与抗议的印度青年来说，此次争议的核心不在是否清理异常记录，而在执行透明度、程序合理性与青年能否恢复资格。

印度选举委员会SIR前三阶段选民名册修订中被列入异常分类的人数及构成。数据源自印度选举委员会，Moneycontrol，2026年10月7日。图源：“峨眉漫谈”微信公众号

过去五年，从考场到征兵、再到选民册，印度青年一直在为自身争取资格与权利。

2021年印度北方邦教师资格考试泄题，考试取消并安排重考，约200万考生受影响，多名涉案人员被捕，部分考生转向司法诉讼。

2022年印度“烈火之路”征兵改革将服役期压缩至四年，每批最多25%可转入正规军长期服役，其余青年退役后不再享有军队养老金。这一改革引发北方邦、比哈尔邦大规模抗议，印度部分地区出现铁路设施遭破坏、车厢被焚烧，但印度政府随后仅小幅调整，核心方案仍继续实施。

2022年6月17日，在靠近印度巴特那的达纳普尔火车站外，相关抗议者纵火焚烧车辆，以抗议“烈火之路”改革。图源：《印度快报》

2024年，印度北方邦公务员审查官及助理审查官（RO/ARO）招聘考试泄题，考试取消后重考，约107.6万考生受影响。同年，印度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本科，NEET-UG）被曝出泄题与加分等争议，印度国家考试局取消向1563名考生发放的补偿性加分，并安排重新考试，但印度最高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全国范围重考。

通过这几场抗议可以发现，印度青年要求的并非额外的政策倾斜，而是资格认定与分配规则公开可查、应有的权利得到保障。

印度青年反复为争取资格和权利走上街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处境。

印度15至29岁人口约3.67亿。

据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2026年印度就业状况》，2004至2023年印度每年约有5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其中仅约280万人获得就业。2023年，印度15至25岁毕业生失业率接近40%；男性毕业生中，毕业一年内获得永久性受薪岗位的不足7%，进入白领岗的更是仅有3.7%。

同时，据印度统计与计划执行部《2025年定期劳动力调查》，印度15至29岁青年失业率为9.9%，约四分之一既未就业、未受教育也未接受培训。

印度毕业生岗位供给不足、岗位质量与青年预期之间的落差，构成其生存发展困境的起点。

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变化趋势（1950—2100年）。数据源自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人口统计数据。图源：“峨眉漫谈”微信公众号

这背后是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与新技术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过去十余年，印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就业岗位增加缓慢。印度制造业尚未完成规模化发展，便遭遇自动化冲击；服务业高端岗位集中于少数城市；大量劳动力仍留在低生产率的农业与非正规部门。

上述报告显示，2025年印度正规工资及薪金就业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23.6%，自雇人员占56.2%。在非农就业领域，约73.1%的劳动者受雇于个体经营和合伙制企业等非正规部门企业。 

印度工人们佩戴着一种能够记录缝纫时手部动作的装置。图源：Scroll.in 深度调查

近年来，印度人工智能又在加速重塑产业岗位结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约26%的印度就业岗位处于人工智能高暴露状态，约12%面临较高替代风险。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计划在2025-26财年裁减约1.22万个岗位。

与此同时，印度高等教育仍在扩张。目前，印度拥有5900多所工程学院，每年培养上百万名工程类毕业生；2023-24年度调查统计的工程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约为83.4万人。然而，印度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步转化为就业优势。这反映出印度高校人才培养规模与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之间的落差，进一步加剧了印度青年的就业竞争。

印度青年面对的，一方面是稳定工资岗位供给不足，青年难以通过传统就业渠道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企业用工结构，新岗位又要求更高的专业技能和持续学习能力。对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职业培训和转型机会的印度青年而言，既可能在传统岗位竞争中落后，也可能在新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面前再次被边缘化。

面对就业市场的供需错配，印度政府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而是陆续推出免费人工智能基础课程、技能培训、创业贷款、实习计划等措施，但这些政策多着眼于提升青年技能，未能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岗位。其结果便是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断推迟，教育回报持续下降，“努力就有回报”的预期随之弱化。

印度青年群体为争取资格和权利的抗议并非全无效果，但效果确实有限。部长辞职、重考安排、工作组设立、泄题入刑、罚金提高……这些回应并没有触动制度本身，青年诉求与实际改革成效之间的落差仍然存在。

关键原因可从五个层面观察。

社交媒体能迅速聚集印度青年，却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网络与持续的政策协商能力。

2026年5月，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将失业青年比作“zhanglang”，次日成立的“zhanglang组织”借势而起；6至7月NEET-UG泄题争议升级后，该组织把示威从线上延伸到新德里街头，Instagram关注者不到一周突破2000万，一度超过执政党账号。8月6日，该组织宣布启动“Kya Bolti Public”（公众怎么说）全国倾听行动，并于9月1日起走访各邦，试图把街头情绪转为政策议程。

但参与群体诉求不一、组织松散，加之政党注册、结盟、参选又超出其能力边界，印度青年运动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长期组织化行动。

2024年，印度最高法院确认部分地区存在泄题问题，但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全国性泄题，最终未支持全国重考；2026年NEET-UG再次出现泄题，印度政府提出加大舞弊处罚、快速审理，但此类处罚措施并不等于考试命题、保密、考点监管等根本机制的同步改善。

2026年的此次选民登记册修订抗议同样如此，印度选举委员会开放补登记与申诉通道，最高法院也在审查删除标准，但截至11月初，核心法律争议仍无最终裁决。

印度青年面临的并非单一事件造成的偶发性不公，而是教育考试和选举管理等领域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

2026年的NEET泄题案中，印度中央调查局调查称，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和学科专家涉嫌利用接触试题的机会，通过中间人向考生泄露考试内容，并以组织“特殊辅导”等方式牟利。后续调查还涉及培训机构经营者和多名中间人，CBI已将13名涉案人员列入起诉书。这说明舞弊并非印度个别考生的偶发行为，而是印度考试信息与商业利益的多方串联。

2026年5月3日的NEET考试因试卷泄露被取消。图源：《印度时报》

触动这条利益链，势必牵动财政、产业与既得利益，印度考试改革也因此推进缓慢，其他领域的改革也面临类似难题。

2026年11月1日，印度反对党联盟在新德里集会，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辞职，印度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到场，将SIR争议与选举公平联系起来；“zhanglang组织”公开声援但未派员参加，其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表示要与传统政党保持距离。

据印度媒体评论，印度部分青年认为，反对印度执政党不等于支持某个反对党；反对党能借议题扩大声势，却未必获得印度青年的持续支持；执政党则指责反对派“劫持”学生抗议。

于是，在印度政党之间的攻防博弈中，青年诉求被一再稀释。

据印度媒体10月16日报道，“zhanglang组织”、全印度学生协会及反对党联盟参与抗议，警方拘留组织者并限制集会；11月1日反对党联盟集会后，印度媒体又跟进政党表态与回应。

这些报道扩大了抗议影响，却更多聚焦党派攻防，青年关于就业、教育公平、考试监管的核心诉求反而被淹没。传播越充分，具体问题越容易被政治叙事覆盖。 

2026年7月22日，一名“zhanglang党”支持者在新德里的人民广场高喊口号，要求印度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辞职。图源：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2026年7月下旬，一名23岁的印度抗议者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试卷正在被泄露，有钱人花钱让孩子过关，我们穷人被落在后面……我们还能去哪里？”如今，印度青年正感到规则在失序、出路在变窄。

印度青年群体的处境，已不只是教育和就业问题，还关系到印度能否把庞大的人口转化为有效劳动力与消费市场，也关系到社会不满是否会沉淀为长期的结构性压力。

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及时回应这一代年轻人的诉求、弥合机会鸿沟，印度的人口红利就难以充分释放，潜藏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也将随之上升。对印度而言，这既是当下棘手的民生难题，也是其能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时代考题。

本文转载自“峨眉漫谈”微信公众号2026年11月10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青年扎堆“抗议印度政府”，可他们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