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 2026-11-14 23:26:45
大学不一样。
刘思达说，全世界的很多高校，本质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理工科博士读五六年，文科博士七八年，出来再做五六年助理教授，突然有一天学校告诉你没升上去，请你走人。你能去哪？律所淘汰的是合同工，大学淘汰的是一个已经把人生最黄金的十年押在一条路上的成年人。这两件事看起来都叫“非升即走”，底下的账本完全是两本。
不过刘思达想说的，不止是“非升即走”这四个字。他在《读书》杂志上把那套制度的前世今生捋了一遍，然后对着《中国科学报》的记者说了一句更扎人的话：今天的大学，越来越像一家现代企业，甚至比企业还要官僚。
企业官僚，你至少知道官僚在干什么。一个制造业公司，层级多、流程长、报表厚，好歹每一张表最后都指向一台空调、一部手机、一笔应收账款。大学的荒诞在于，它把企业那套层层分解的KPI搬过来，对准的却是一个没法用季度报表衡量的东西—学问。大学排名是最典型的推手。QS、软科，一张榜单掉几名，校长的血压就上来了，因为排名连着声誉、拨款、生源和捐款。于是指标从校长室分到学院，学院分到系里，系里分到每个老师头上。理工科老师要养实验室、抢项目，早就是半个老板；文科老师以前花不了几个钱，现在也被赶着去争课题、填预算。
这话从刘思达嘴里说出来，分量不太一样。他写的《失落的城邦》，研究的就是职业群体如何在国家与市场的夹缝里守住自己的地盘和逻辑。律师这个行当，之所以还能叫“职业”而不是“工种”，靠的是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尺度、自己的同行认可、自己的知识传承。现在他把目光转回大学，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这次被拆掉地盘的是学者自己。
量化考核是拆得最快的那把刀。
更荒唐的是，尺子还在奖励一种特定的“学术人格”。刘思达提到一个年轻学者，读博期间发了二十多篇，如今总数六十多篇，引用过千，在学校拿长聘稳如泰山。刘思达的评价很直白：“至少三分之二的文章，连写都不该写。”这不是那个年轻人的错。当评价系统只认数字的时候，最理性的策略就是生产数字。系统筛选出来的，不是把一个问题啃了十年的人，而是最擅长在指标游戏里跑分的人。
当最好的学者都不敢慢下来的时候，最聪明的那批年轻人就不来了。
这是刘思达最不愿意说、又不得不说的话。过去十年，他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都看到极具天赋的博士生毕业后选择不留在大学。二十年前，最好的博士生留在高校做学术是天经地义；现在年轻人算一算投入产出比，看看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转头去了业界。学术界正在失去全世界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这件事的后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大学排行榜上。排行榜只数论文、数引用、数国际教师比例，它数不出一所大学正在变得无趣，数不出一个职业正在丧失对最强大脑的吸引力。
刘思达给出的解法，听起来朴素得近乎固执。
宏观上，他赞成港大文科正在做的事：六年内交四篇代表作，不数总篇数，由同行认真通读，看质量不看数量。他还说了一句在当下可能不太讨喜的话：人工智能时代，不需要每个老师每年都交几篇低质量论文。如果一个学者做研究还不如AI，硬撑着发论文没有意义，不如把课讲好、把学生带好。大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当科学家的地方，它首先是一个传承知识、训练头脑的地方。
刘思达研究职业社会学，研究的是一个行当怎么在外部压力下保住自己的内核。律师保的是对客户的责任和对法律的判断，学者保的应该是对真问题的耐心和对同行的诚实。现在大学的管理化正在从两头同时挤压这个内核：一头是排名和KPI，把学问变成可计件的东西；另一头是行政事务和表格，把读书写字的时间切碎。两头一夹，象牙塔就剩下一个塔的形状，里面住的是一群被考核追着跑的人。
一个教了十七年书的人说，他还热爱这行，问题是纯粹的东西确实在变少。这句话比任何榜单都值得听一听。榜单每年出一次，换得很快。一个职业把最聪明的年轻人劝退，换回来的东西，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长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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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3 17: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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