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育率正在以超出许多人预期的速度下降，但这场人口变化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学界仍存在不同判断。联合国2025年发布的《世界生育率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约为2.2，并预计到2050年左右降至人口更替水平。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则根据各国最新出生统计数据作出更加悲观的估算，认为全球生育率在2025年已经跌破人口更替水平，世界人口可能在2055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比人口总量下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生育率危机正在呈现出新的阶层分化。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人们会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但如今，这一规律正在发生逆转：在不少国家，富裕家庭的生育率反而高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也开始表现出更强的生育能力。生育率下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

为什么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人口更替水平？是住房太贵、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女性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所导致的结果？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解释：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本身的运行结构。随着教育竞争、职业发展和专业化分工不断加剧，养育孩子所需要付出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越来越高，而不生孩子的代价却越来越低。曾经具有经济生产价值的孩子，如今逐渐成为一种只有富裕家庭才能更轻松承担的“奢侈品”。

11月10日，长期研究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文章，进一步分析全球生育率下降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以及这一趋势可能如何改变未来的社会阶层关系和国际力量格局。他认为，如果各国无法改善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人口下降带来的后果将不仅是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

以下为文章译文，有删减，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

全球生育率正在跌破人口更替水平

人类生育率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超许多人的普遍认知。去年，人类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更替水平，即一名女性一生平均需要生育多少个孩子，才能使人口在长期内保持稳定。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过去，人类人口也曾因战争或流行病而减少，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15至16世纪欧洲人将疾病带到美洲后造成的人口灾难。但如今，人口下降将不再主要由战争或疫情引起，而是人类自身生育选择的结果。按照目前的趋势，世界人口将在2055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

未来几十年的故事，并不只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最令人意外的趋势，或许是一个已经颠覆了传统生育率认知的现象：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和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人及国家，生育率就越低；而现在，这种关系正在发生逆转。许多富裕人群和富裕国家的生育率，反而高于许多贫穷人群和贫穷国家。

这种变化揭示了各国政府为什么一直难以应对生育率骤降的问题。对于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育孩子，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运行结构，从根本上与维持人口更替水平所需要的生育规模发生了冲突。孩子曾经是一种“经济必需品”，如今却成了一种“经济奢侈品”。这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受到人口不平等的强化，不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裂痕都将不断扩大。

全球多个区域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联合国预测显示，这一趋势未来仍将持续。

整个世界都在面对生育率下降，但各地经历这一过程的方式并不相同。这些差异将进一步引发分裂、紧张，甚至冲突。

联合国2024年发布的最新一版《世界人口展望》，其核心预测方案，即所谓的“中位数方案”，仍然认为2026年全球总和生育率略高于人口更替水平，并预计全球人口最晚到2084年才会达到峰值。但这一中位数方案并没有充分纳入各国国家统计机构近期记录到的出生人数下降情况，而且它对未来生育率的预测也建立在一些值得质疑的假设之上，其中包括认为中国等国家的生育率将出现强劲反弹。

相比之下，联合国报告中的“低位方案”，也就是对未来生育率持更加悲观态度的预测，与我的判断几乎完全一致。我的估算采用了各国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未来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乐观。按照这一判断，全球生育率已经跌破人口更替水平，即每名女性约2.2个孩子，而且未来还将继续下降。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传统人口学认知正在被颠覆。

过去，人们认为，随着一个群体或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其生育率必然会下降。但事实证明，这种规律如今已经不再成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即便排除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较富裕成员国的生育率也往往高于较贫穷成员国。以墨西哥为例。

根据最近一次调查，2024年，一名墨西哥女性一生平均预期生育1.2个孩子，远低于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的1.57个。墨西哥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约28%。而就在20年前，墨西哥的生育率还远高于美国。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国家内部。

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往往比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生育更多孩子。这彻底逆转了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存在的趋势。

现代生活，为什么让养育孩子越来越困难？

对于这种变化，并不存在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许多流行的理论都经不起国际数据的检验。例如，在美国，人们经常将生育率下降归咎于高昂的住房价格。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即使房价并没有大幅上涨，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却更加严重。这说明住房价格并不能解释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全部原因。

再比如，智能手机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罪魁祸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智能手机的普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让人们更加追求个人生活和自我实现，从而降低了生育意愿。

但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全球生育率就一直在大幅下降，远早于智能手机出现的时间。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智能手机问世后，全球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出现了明显加快。

相比之下，智能手机更可能只是加速了原本就存在的变化，而不是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按照我的计算，智能手机将一项原本需要25年才能完成的生育率变化，压缩到了10年之内。

另一个关于生育率下降的常见解释，是女性教育水平和就业率不断提高。按照这种观点，女性逐渐摆脱了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家庭角色，因此开始优先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不是养育下一代。

这种变化在20世纪确实可能对生育率下降发挥过作用，但如今，它与生育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不再那么明确。

事实上，在OECD国家中，生育率与女性教育水平和就业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走出家庭参与工作的国家，生育率反而越高。而在其他拥有较为可靠人口统计数据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2026年不生育孩子的女性，恰恰是受教育程度最低、最有可能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群体。

在缺乏简单、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一个更加宏观的解释逐渐浮现出来：随着社会不断走向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它们将越来越难以维持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指的是各国围绕一系列正式制度组织当代生活，例如学校、大学和医疗体系；围绕专业化知识建立各种资格认证体系，例如学位认证、标准化考试和职业资格许可；以及建立大规模协调系统，例如跨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全球供应链。

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大力发展大众教育和官僚体系，并且也出现了相应的生育率下降。要让能够大规模运用现代技术的复杂社会正常运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大众教育、专业知识体系和官僚机构，将知识标准化，使其不再依赖地方传统和习俗。

现代性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却降低了不生孩子的成本。父母必须让孩子掌握正规的知识、获得各种学历和资格证书，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投入数十年的时间和大量资金。

与此同时，紧张的职业发展节奏也与人类的生育年龄规律发生冲突。例如，对于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来说，最有生产力的职业阶段通常在30岁至45岁之间。但这恰恰也是一个人最需要投入时间陪伴孩子的阶段。无论大学能够提供多少照顾和便利，一天终究只有24小时。

即便一名研究人员既成功养育了一个大家庭，又取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人们仍然不免会想：如果他的家庭规模更小，他本来还能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

与此同时，现代性也让不生孩子变得更加容易。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孩子是有用的生产要素，能够帮助家庭耕种土地、经营作坊。孩子还承担着照顾父母及其他年长亲属的责任。但现代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已经不再需要孩子承担这些角色，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也为老年人提供了其他形式的保障。过去，家族血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如今，它已经不再以如此全面的方式支配个人生活。

当然，这一看似普遍的趋势也存在一些例外。一些联系紧密的宗教群体，例如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及美国的阿米什人，依然能够维持远高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这些群体也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

例如，阿米什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住房成本低得多，而且他们通常在八年级结束正式教育。这也消除了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一项主要成本：接受高等教育。

生育率的阶层反转

除了这些特殊群体之外，现代性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生育率也随之普遍下降。但不同国家和群体的下降速度并不相同。

1980年，在OECD国家中，一个国家越富裕，其女性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到了2000年，这种关系已经开始反转。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国家内部。

瑞典人口学家马丁·科尔克（Martin Kolk）发现，在1940年至1970年出生的每一代人中，终身收入较高的男性拥有更多孩子；而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性来说，收入最低的群体生育的孩子最少。

在美国，经济学家莫舍·哈赞（Moshe Hazan）和霍斯尼·佐阿比（Hosny Zoabi）发现，在21世纪最初十年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约2.0个孩子，明显高于只有本科学历女性的1.8个。

许多成年人依然希望拥有孩子和幸福的家庭。2025年7月，盖洛普就美国人理想中的子女数量进行调查，得到的平均答案是2.7个。这个数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但问题在于，孩子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却不会带来收入。

他们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富裕人群能够比贫穷人群承担更多孩子的养育成本。就像富裕家庭平均拥有比贫穷家庭更昂贵的汽车一样，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富裕家庭也拥有更多孩子。富裕父母可以雇佣家政人员、购买预制餐食、支付高端食品配送和洗衣服务费用，还能够负担学费和课外辅导。富裕家庭，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也往往拥有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

例如，对于1957年至1964年出生的美国人来说——这一代人的成年生活已经基本能够得到完整观察——到55岁时，高中毕业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约有一半人的第一次婚姻已经以离婚告终。而在拥有本科学历或更高学历的男性中，这一比例只有27%。

稳定的家庭关系会带来更高的生育率，也能让孩子获得好得多的成长结果。简而言之，收入和教育水平能够缓解现代性带来的一些最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国家整体：平均而言，越富裕的国家，就越有能力承担更多所谓的“奢侈品”，其中也包括孩子。

如果现代性假说是正确的，那么OECD国家内部已经出现的收入与生育率相关性反转，未来几十年也将扩展到其他国家。人们经常预测，非洲较高的生育率能够弥补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不足，但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

事实上，在那些拥有相对可靠人口统计数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生育率正在快速下降。例如，刚果共和国最近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该国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已经从2011年至2012年的5.1个，下降到2025年的3.5个。

其他国家也正在出现类似的下降。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逐渐受到那些已经推动其他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影响，这一趋势很可能进一步加速。

人口衰退正在制造新的全球不平等

未来几年，各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口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群体，与收入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社会群体之间已经存在明显差距，而随着生育率差异进一步叠加，这种分化将变得更加突出。例如，美国东海岸某个大城市郊外的富裕社区，其学区或许不需要像城市学区那样，应对大规模学校关闭的问题。

而在民主国家，政治权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选民人数。因此，这些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相对影响力也将随之变化。例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纽约州在美国选举人团中的选举人票已经减少了19张。

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人口下降将带来严重问题。在人口进入衰退阶段的国家中，老龄化的日本或许是最好的案例。它拥有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一个相对同质、社会共识程度较高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裕的。

墨西哥和泰国等国家并不具备日本所拥有的许多优势，因此可能难以承受同样的人口结构逆风。

与此同时，像突尼斯或玻利维亚这样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的国家，也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难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虽然富裕经济体可以依靠移民来缓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部分影响，但那些不断流失人口的国家，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新的生育率变化趋势预示着一个世界：富裕者与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贫穷国家和贫穷社区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富裕国家和富裕社区则更有能力避开这些问题。

我们都可能成为“东德”

除非社会普遍转向阿米什人等高度保守、具有鲜明宗教意识形态的群体所奉行的生活方式——但这种转变几乎不可能发生——否则，只有物质条件的改变才能帮助提高生育率。

各国政府一直很难找到应对生育率下降的有效办法。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无法轻易说服人们作出是否生育孩子这样重大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尝试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制定的政策，应当尊重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家庭的自由。

极低生育率的根源，似乎并不是人们不再希望拥有孩子，而是他们缺乏让生育变得更加容易、甚至让生育成为可能的现实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政策显然是必须采取的。政府应当让教育体系更加容易进入，同时降低教育竞争压力，而不是像东亚和美国那样，让教育成本和竞争压力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因为负担和焦虑而不愿生育。

政府还应该建设更多价格能够让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住房，并提供更加普惠的儿童照护服务。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育率，但即便只是将美国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58提高到1.7，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生育率的变化就像退休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每年看似微小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最终会形成巨大的差距。

因此，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物质自由、让他们有条件生育孩子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可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各国政府未能推行这些政策，或者即便实施了这些政策，生育率仍然无法普遍回升，那么世界只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富裕家庭和富裕国家在人口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而贫穷家庭和贫穷国家则会逐渐萎缩、变得更加弱势。

这些变化还将引发政治紧张局势。人口不断减少的群体，除了要承受相对贫困之外，还会产生一种更加绝望的感受：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人口上的未来。

德国东部地区就是一个预演。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东部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不断迁往德国西部。当地城镇逐渐空心化、老龄化，选民则开始转向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

世界上许多国家即将变成另一个“东德”，但它们之中很少有国家能够找到一个“西德”来替自己支付账单。

人口学家经常说，生育率下降正在让整个世界面临共同的命运。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口衰退很可能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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