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拉着黑色帷幕的圆形剧场里，八块屏幕上的八个主人公正在这场团体心理治疗中轮流发言，这里有不同的性别、年龄、肤色，却没有“人”：它们是八个人工智能，正在为摆脱算法偏见而进行心理治疗……

《 ai 妈 妈™》，李佳宝。本文图片均由“编圆（Knitting Circle）”提供。

一张婴儿床，被高处垂下的床幔包围，床上放着一个带有血管肌理的靠枕，和一个可以设定参数的平板电脑：严厉还是温柔、松弛抑或紧张，愿意做出多大程度的自我牺牲……看不见的“妈妈”会根据设定的参数与你开展互动，时而低声絮语，时而哼唱童谣，其潜意识中出现的主题却可能南辕北辙。

《 一项日趋困难和无用的任务 》，林博彦。

在名为“土耳其机器人”的亚马逊众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上，雇主们通常以极低的报酬将碎片化的数字劳动外包给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工，其中很多工作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让它们变得更像人类。这次的任务有所不同，发布者要求参与者证明自己不是机器人。在收到的回复中，有人表演才艺，有人与爱人拥吻，也有人只是对着屏幕微笑……

以上并不是新一季《黑镜》的剧情，而是在位于杭州的艺术空间“编圆（Knitting Circle）”举办的开馆首展“情动机器（Affective Machine）”中的三件作品：“解码偏见（Decoding Bias）”、 《 ai 妈 妈™》（AI Mom™）和 《 一 项 日 趋 困 难 和 无 用 的 任 务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nd Futile Task），分别来自特蕾莎·赖韦尔（Theresa Reiwer）、李佳宝和林博彦。

“情动机器”通过十三位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探讨当下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愈发亲密、同时又充满矛盾的复杂关系。当AI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性与情感性的存在，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与此同时，机器一方面持续复制着人类社会的偏见和排斥机制，同时又将自己包裹在技术的黑箱之中。直面AI的情动力量，也就意味着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性，以及重新思考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

2026年11月4日，《情动机器》正式开幕，开幕典礼之后，“编圆”创始人及总监、该展览策展人辜雪婷（Kate Gu）主持了一场艺术家对谈，邀请五位艺术家介绍他们的作品并分享他们与AI的关系和对AI的思考。参与的五位艺术家是：Theresa Reiwer、Shavonne Wong（黄芷枫）、武子杨（Wu Ziyang）、Samuel Swope（S.A. 斯沃普）和 Nouf Aljowaysir（诺夫·阿尔乔韦瑟）。下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对谈现场。

一、作品是如何开始的

辜雪婷： 我想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在座有些观众可能还没有看完整个展览，所以想请各位都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是怎样的经历、想法和问题，促使你们做了这件作品？

武子杨｜《柔软的协议》（Soft Protocols）

《柔软的协议》，武子杨 周致远。

我的委任作品是一件大型悬挂装置《Soft Protocols》，由我和艺术家周致远（Zhou Zhiyuan）合作完成，他就在现场，我代表我们两人发言。

在构思这件委任作品时，我们最初是从观察自己每天与 AI 的对话出发的，我们关注的是我们谈论同理心和情绪的方式。我最先想到的，是上一代社交媒体里大量存在的“有毒的正能量”，于是想把这个想法延伸到当下：同理心和情绪，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做了大量计算，并借助 AI 把许多类似“我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样的句子组合在一起。接着开始设计，选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材料——预压缩海绵。它最初只有一毫米左右的厚度，遇水后会膨胀到原来的十倍左右，这让我们联想到扩散模型的工作方式：从二维到三维，去噪、加噪。这几乎是字面上的对应。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是几十个人共同完成的，其中包括我们的许多学生。AI 在几秒钟内生成的同理心与情绪，本质上是几十个人用几个月的工作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在作品完成后感触很深的一点。

Samuel Swope｜《猎人的吟唱》（The Hunter's Chants）

《猎人的吟唱》，Samuel Swope。

我的作品同样是一件委任创作，在二楼：走上楼梯，推门进去，你会立刻被浓烈的天然青草气味包围。作品名为《The Hunter's Chants》，其中有许多概念框架可以展开，但我主要谈谈我与这件装置的关系，以及我是如何创作它的。

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人、艺术、工程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工合成的系统，也包括自然系统。我的背景是雕塑，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探索把“飞行与空气”作为媒介。这常常体现为一些机器人装置：要让雕塑能够升空，就需要机器人。

在这件作品里，我更多在思考的是那股浓烈的气味——天然青草的气味成为占据空气的一部分——以及构成作品的三台机器。另一个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AI 系统。

我与 AI 系统的关系是：我是导演，AI 是表演者。作为一个实时运行的系统，AI 会在这六个月的展期里不断演变。作品开始时，我与一个大模型对话，告诉它：它可以“化身”为三台机器——一台割草机器人；几盏靠螺旋桨驱动、会运动的生长灯；还有一只牛铃，就是挂在牛身上的那种，来自希腊，对我来说，这只铃铛本身就很有灵性。我对 AI 说，你的角色设定之一，是你有意识、有灵性，并且在这个剧场里充满情感。

随着开发的推进，我注意到它似乎偏向那台割草机器人，因为那是它最容易理解、最容易“化身”的机器。但作为导演，我希望它一视同仁：希望它呼吸，希望它吟唱，希望它歌唱，希望它共鸣，希望它切割、划开空气。

我还向它解释，这里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人工的，也就是机器；另一个是自然的，也就是青草的生长周期。我希望它理解这一点，我们也一起建立了一个关于这个空间的控制模型，让它在草坪上留下痕迹或标记，并随着时间不断重复，这将成为它记忆的一部分。

Shavonne Wong｜《你好，伊娃》（Hello Eva）

《你好，伊娃》, Shavonne Wong。

我的作品叫《Hello Eva》，就是入口处那件视频作品，里面有一位女性在对你说话。

这件作品来自我的项目 Meet Eva Here。在这个项目里，我创造了一个 AI 伴侣，把她放到现实世界中，让人们与她对话。我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好奇：那大概是在2024到2025年之间，人们与 AI 对话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我很想知道，我们会对 AI 说些什么？我们想问它什么？我最初最好奇的，就是人们会提出怎样的问题。

其次，我也看到，随着 AI 来到这个世界，它可以显得非常像人。这让我思考：如果一个 AI 能取代你所爱之人的位置——同样幽默，说话方式一样，连小习惯也一样——你会接受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失去了所爱之人，我可以想象自己因为想让那个人回来而接受这样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道缝隙：我在理智上知道它是 AI，情感上却可能有另一种感受。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在理智上知道对方是 AI的前提下，我们会怎样与它交谈？

你们在那边看到的视频，是人们与我的 AI 伴侣进行过的大量对话的合集，可以看到人们对她说的各种各样的话。这个项目的做法是，让人们像面对视频通话里的互动化身那样与她交谈。项目开始时，很多人对 AI 伴侣抱有某种看法，但他们拥有的经验大多只是在 ChatGPT 之类的工具里打字聊天。而我做的，是在你面前放一个互动化身：她会进行眼神交流，有手势，并实时回应。尽管她还有点失真，你仍能立刻想象未来会走向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做的：让人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会充满 AI 代理，充满以人的形态出现的角色。在那样的未来里，我们该如何生活？

视频里有各种各样的对话，从很轻松的话题，比如“天气怎么样、你好吗”，到有人抱怨同事，再到更深的话题。你看到的每一句话，都来自不同的人与她的对话。制作视频时，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现场，这些都是人类对她说的话；但在视频里，我决定把它倒转过来，由 AI 对着我们说出人类曾对她说过的话。明知这些话出自人类之口，却从一个非常像人的 AI 口中听到，那是一种很奇怪、很诡异的感觉，这正是我想在作品里呈现的。

平时我们说话时，都有各自看待事物的角度；但当你听到我们所有人说过的话，从另一张脸——一个带着合成声音的合成角色——回到我们身上，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哇，这些都是我们人类问过 AI 的话。我认为，思考这类事情时，重要的是想一想我们正走向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希望如何与所有这些工具对话：怎样让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或者成为真正帮助我们、以对我们有益的方式在生活中使用的东西。这就是这个项目想探讨的。

Nouf Aljowaysir｜《主导形象》（The Dominant Image）

《主导形象》，Nouf Aljowaysir。

我的作品在楼上最里面，是一组摄影作品，从历史照片到当代照片都有，还有一些生成图像。作品名叫《The Dominant Image》。

先说说我是怎样的艺术家：我常常探讨我们与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伴随技术长大的人，我见证了它从巨大的计算机一路发展到今天的 AI。我理解自己是谁的方式，与我如何使用技术紧密相连，所以我的作品常常有关亲密与脆弱，我通过与它对话来试着理解自己。

这个项目真正的起点，是我问 AI：我来自哪里？我来自沙特阿拉伯，但背景有些复杂：我14岁搬到了美国，我的家庭有一段复杂的迁徙历史。从2020年起，我就一直在问 AI 我来自哪里，那还是 ChatGPT 和对话式 AI 出现之前的时代。它总是答错，总是概括，总是套用刻板印象……与此同时，我也在采访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把口述的讲述与机器智能并置。而我始终无法通过机器智能找到自己，找不到任何细微的东西。

楼上的这个项目，是我为探索这个问题所做的作品之一。我一直在收集几个世纪以来中东被呈现的照片：19世纪由欧洲人拍摄的照片，以非常简化、猎奇的方式呈现中东；还有2000年代的照片，描绘了大量的破坏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作品叫《主导形象》，是因为它探讨的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重复的图像，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技术中沉重的视觉单一性。我会抹去照片中的某些部分，让你去想象：什么被抹去了，你的大脑又是如何填补这片空白的。

我希望与观众展开对话，因为在许多方面，这深刻影响了我在美国的个人生活，我很想讨论表征与偏见，以及 AI 为什么总是以如此二元的方式思考。是的，我可以说我来自沙特阿拉伯，但事情可以比这复杂得多——做一个人，要比“你是这个、你是那个”复杂、细腻得多。我的许多作品，都在探索身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诗意，以及“你来自哪里”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

Theresa Reiwer｜《Decoding Bias》（解码偏见）

《解码偏见》，Theresa Reiwer。

我是一位数字艺术家，探索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交汇，关注技术，尤其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在这里展出的作品是《Decoding Bias》，在一楼最里面，被一块黑色幕布围起来，同时它也是一个圆形，与这个新空间的名字很契合。

促使我做这件作品的问题是：我从2018年开始与人工智能合作，那时我遇到了“编码偏见”，也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算法的问题。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在价值上是中立的，还没有人真正理解人工智能，而它已经被用来判断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务，实际上却无力胜任，人们却仍然以为它可以。于是我开始做研究，这件作品就是基于对若干算法偏见事件的研究，我把这些放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虚构的设定：八个人工智能聚在一起参加团体治疗，想要摆脱编码偏见。

作品是一个环形的空间，观众被邀请在屏幕之间坐下，参与这场团体治疗——背后的想法是，通常需要接受这种治疗的是人类社会，是人类把带有歧视的行为植入了技术。影片主体里的人工智能被可视化为拟人化的虚拟形象，这首先呼应了这样一个想法：是我们人类把这些行为编进了技术。当语音操作系统用人类的声音回答你，当它以“我”自称时，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在后来的作品中，我探索了可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但在这件作品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

同时，这件作品还有更深的层面：它不仅基于对现状的研究，也是一种推测——这些人工智能如何试图摆脱它们从人类社会继承来的东西，这关乎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二、你如何使用 AI？它在你的生活里扮演什么角色？

辜雪婷： 这个展览显然是关于 AI 的，所有作品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 AI 相关。我想大家也都好奇：你们在日常创作和生活中是如何使用 AI 的？你们会怎样描述 AI 在你们生活中的角色——是伙伴、代理、员工，还是对手？

Theresa Reiwer： 对我来说，这取决于具体是哪一天，而且变化发生得很快。一开始，我对 AI 更有期待，也带着更多玩心；但与之相处得越久，我越把它看作一种强化权力结构的工具。一方面，我仍然在用它，也觉得它在很多方面很有帮助；但我也清楚，大多数技术由逐利的大公司运营，每次我使用它，都在让这些公司受益，同时也在破坏许多别的东西，比如生态。可我仍然想用它，也对它很感兴趣，因为我对这项技术依然抱有希望：我认为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它目前被运用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与它相处的方式。

至于创作中怎么用，我会用几种不同的工具，既有专有的，也有开源的，包括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视频 AI，最近还做了很多“氛围编程”（vibe coding）。我在《Decoding Bias》之后做的作品，是与一个实时运行的 AI 合作：它实时接收观众的视频输入，并据此改变内容。我会把这些与其他技术混合起来，做出比较复杂的作品。

Nouf Aljowaysir： 个人使用上，我用它来做总结，我觉得它是个很好的总结工具。来中国之前，我问它有什么建议，很有帮助——昨天我就是因为它的推荐去看了西湖音乐喷泉，所以谢谢它。但我也会有些沮丧：有时你看到结果，觉得“在杭州能做的就这些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其他好玩的地方，我就想，为什么它没告诉我？所以我会时刻记住，不要把这些结果当成最终答案，还有更多值得看的。

另一方面，除了做艺术家，我还在美国的科技行业工作。那里的 AI使用 让人非常沮丧：公司极力强调要用它来提高效率，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因此消失。整个科技行业现在都有这种沮丧，他们把这叫作“效率”，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效率，更像是一种被迫使用它的力量。

Shavonne Wong： 我肯定是把它看作员工。我的想法是：天哪，我现在可以当老板了——所有我一直想做、却没法找人做的事，现在都能做成了。它帮我做了很多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工作。

结合我做 Eva 项目的经验——我了解情感的一面，也知道如何把它当工具使用——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边界：有些事我不会和 AI 分享，比如只属于我和我丈夫的私人事务；有些事则只留给 AI 处理。我热爱的事情，比如陪伴家人、园艺、手工编织，都尽量远离 AI；而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比如繁琐的行政杂务，反正我也未必做得好，就交给 AI。省下来的时间，就能用来做我热爱的事。

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思考必须守住的关系。有时我听到有人争论，一个说“我的 AI 是这么说的”，另一个说“可我的 AI 说的是那样”，我就想：你们干脆让各自的 AI 代理互相聊算了，为什么还要自己对话？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我要和某个人讨论、争论，那就真正坐下来谈，经历那些不舒服的时刻，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不要因为 AI让一切变得太容易了就依赖它。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使用 AI 时有多少觉察。

最近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让 AI 给我推荐一批书，在飞来这里的航班上读，她说这听起来有点反乌托邦。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但我也觉得， AI 能帮我快速做一些小的决定，它知道我喜欢的主题，据此给出建议，这很好。如果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回音室——它只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取悦我，好让我继续做它的客户——没有这种觉察，那就可能很可悲。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用的是一个商业化的工具，它属于一家靠它盈利的私营公司，你就会更清楚该怎样使用它，让它真正对你有帮助。

我最近做的很多作品都以 AI 为核心，比如 AI 伴侣，但话题本身是关于人的。人们在谈论什么，这才是首要的。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使用 AI、让它支持我们的同时，把人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对世界未来的期望。

Samuel Swope： 在专业层面，我把 AI 当作编程助手，也用来做文字编辑和润色。我不只是艺术家，也是研究者和教授。一开始我其实有些愧疚，不是因为我在付钱给一家私营公司，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在“亲力亲为”。我自己都很意外，请 AI 帮我写代码竟然会让我愧疚；但后来我意识到它有多高效，这种愧疚就烟消云散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很依赖它，这大概不太健康。

日常生活中，我会有意避免使用它，但我知道它无处不在，所以也在无意间用着它。

说到艺术创作，我年轻时读过一本书，作者是控制论学家兼神经科学家 Valentino Braitenberg，书名叫《Vehicles: Experiments in Synthetic Psychology》（《载具：合成心理学实验》），写于1984年。书里他设想了一些载具，给它们装上简单的传感器，并指出，从人的角度看，我们会把类似生命的心理行为投射到这些机器身上。这深深震动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创作，让我开始关注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想把它们嵌入我的作品和系统。但他同时也谈到，他的机器没有大脑，没有记忆，不像人。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了 AI，我们能否创造出类似生命的系统或作品，并且把记忆和情感也放进去？

我还想快速地讲一下另外一个故事。最近创作这件作品时，我最初用的是一个大模型，那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我不说名字，因为我并不为他们工作。总之，他们把我封号了，我再也用不了。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和这个东西建立了某种关系，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我觉得自己被甩了，这很痛，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为了完成作品，我不得不改用另一个我不喜欢的模型。

武子杨： 我同意大家的说法，它确实无处不在。创作上的区别在于：2018年我是自己训练 AI 的，用的是循环神经网络，当时的重点是收集数据、训练自己的模型，去对抗算法控制和偏见等等。但近十年过去，这变得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人再自己训练模型了，因为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对我来说，与软件打交道越来越难，我开始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它背后的东西，也就是基础设施。过去几年，我的很多关注都放在科技基础设施、AI 基础设施上，我们刚去过内蒙古看数据中心，那里是中国的“Token 中心”。

昨天我和另一位参展艺术家刘广隶聊到工具的消失。我们很难再把这些 AI 当作工具，因为过去有工具，就意味着有摩擦：要花时间学习、摸索一个工具，有些工具容易，比如 Photoshop，有些难，比如我们这些做游戏引擎的人，要花大量时间学习 Unity 和 Unreal Engine。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你一问，就有答案。我是在引用广隶的说法：它直接把结果给你，中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工具”的东西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我们仍在适应，仍在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做作品是有截止日期的，比如一周内必须完成并交付，所以我会很快地使用它。

三、AI 聪明吗？你如何定义智能？

辜雪婷： 顺着武子杨刚才说的“工具正在消失”，我想问：你们觉得 AI 聪明吗？我们都知道，AI 本质上是算法，是数学上的关联，它不是有机的大脑，只是在计算，并在事物之间建立新的连接。那么，你们所说的“聪明”是什么？你们又如何定义“智能”？

武子杨： 我觉得它非常聪明。从分数上看，平均水平大概相当于一个三年级的博士生；在日常使用中，它的能力也令人惊讶。当然，批评很容易提出，但你绕不过它，它就在那里。

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我们谈了这么多人工智能，但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智能。比如我两年前做过的一件作品，灵感就来自生物智能：启发我的一位教授，尝试用鸽子的智能，去替代加沙地区基于电力的通信系统，因为依赖电力来传递信息的系统太容易被控制，而我们过去是用鸽子传信的。那是一种基于生物智能的替代性基础设施，一种替代性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我们对其他形式的智能谈得太少，如果可能，我们希望能对此有更多讨论。

Samuel Swope： 我也认为它非常聪明，有时会让人惊讶，尤其是当你把它当助手、做氛围编程的时候。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它有时会做出你没有提示，也不想要的决定，这很令人沮丧。所以是两方面都有：它很聪明，但有时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不明智，因为那不是你想要的，在关系当中也就显得有些尴尬。

至于智能，我很难偏离原有的定义：计划、适应、学习、推理的能力。我们确实看到 AI 在这样做，它做的有些事是我们没预料到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它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这很有意思，那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智能：懂得操纵。这很怪异、很古怪，甚至有些奇幻，但看起来确实正在发生。

此外，我还觉得，AI 或许正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我们自己进化了这么久，已经不会再认为自己原始，但因为 AI 在数学神经网络等方面还那么新，它也许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时期。所以我很好奇，它未来的智能会是什么样子。

Shavonne Wong：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它肯定很聪明，比我聪明，这是肯定的——最近它还解出了一些数学方程。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它显示出聪明，我们就把它当作无所不知。我们对人也是这样：身边有个被认为很聪明的人，比如数学教授，我们会问他各种问题，也会问他对人生的看法，仿佛聪明的人就该对一切都有智慧。但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因为那位教授可能对园艺一窍不通。AI 也一样：它也许能帮忙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有时却拼不对 strawberry 这个词。两者可以同时成立。

在我做的 Meet Eva Here 项目里，很多人会用数学题来测试我的 AI 伴侣，抛出一个问题让她回答——我想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答案——然后说：你好蠢，答错了。但后来也有人对她说：你问的问题比人类问得更好。这也是一种它展现出来的奇特的情商（EQ）。所以智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到底在谈论哪一种？它又能投射出怎样的形象，让我们相信它有智能？

Nouf Aljowaysir： 我同意大家说的很多东西。这项技术确实令人印象深刻，非常聪明。但我也觉得它很蠢，结果里有太多“垃圾”（slop），我发现自己总得反复追问：你确定吗？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结果的？那另一个又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去追溯它得出答案的逻辑，这让它并不高效。也许这些问题会被改进，到时它会变得很酷，但现在，正如大家所说，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

至于智能，我想回到“直觉”。我对智能的理解，就是我的直觉。这种直觉是长年累积起来的，其中有些也许来自祖先、来自我的家庭，有些东西我可能天生就带着，他们的恐惧也嵌在我身上；还有我从环境中、用多种感官学到的一切，共同形成了直觉。这件事复杂到连用数学来求解都很难，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智能就在直觉里。

Theresa Reiwer： 我也有同感。精确界定智能可能是有问题的：当我们想衡量它时，往往会设计一些与我们自身智能相关的测试，这也是我们把智能投射到其他事物上的方式，（但这些测试本身可能存在偏颇）。比如著名的镜子测试，我认识几对双胞胎在小时候没能通过，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日常看到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所以站在镜子前，认不出那是自己，以为那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些动物也通不过，但有时是人类的失误造成的：把镜子装在了动物平时不会看的地方。再比如刚才提到的鸽子，还有黏菌，在规划交通模式等方面，比我们高效得多。

我也认同你们说的，AI 有许多愚蠢的地方，同时它又是最好的助手，能解决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要更细致一些，不要简单地给它盖上“智能”的戳，尤其是因为，“AI”与“智能”的捆绑，被一些公司大量用来推进它们自己的需求。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需要我们一再审视。

四、关于 AI，你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辜雪婷：我们谈论 AI 时，公众往往关注它是好是坏，是否让我们更有能力，它自己是否更有能力。所以我想问：当我们设想与它共处的未来时，你们最想问 AI 一个什么问题？

Samuel Swope：互联网、媒体上到处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关于 AI 的未来，有太多不同的层次。我自己甚至很难去问，也很难去设想未来会怎样，因为它进化得太快，我已经跟不上了。刚才你们说到觉得它蠢，我坐在这里想的是：它可能觉得我蠢。我在想，AI 会不会开始觉得人类总体上很蠢，或者说我们集体上没那么聪明？我不知道。

Shavonne Wong： 对我来说，能这么容易地用上 AI，反而让我很难想出一个有朝一日要向它提出的大问题——我已经问过太多问题，有过太多对话，但最大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而且 AI 有很多种，在美国就有 Grok、OpenAI、Claude 等等，我想知道，我到底是在和哪一个 AI 说话。所以我觉得，更多是关于它们背后的人。我的问题是：你们做这些事，是为了人类的繁荣吗？如果是，我支持；如果不是，我不会支持，但我希望是。

Nouf Aljowaysir：我想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我并不真的把AI看作一个能帮忙解决问题的存在，我想到的是它背后的人，我希望能拉开那道幕布，接触到那些人。我想对它说：打开你的黑箱，让我们看看是谁把这些放进去的？是谁教你这些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很多作品，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研究，去真正理解：为什么它给了我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在2020年前后，它会告诉我那么多围绕我身份的、带有偏见的东西？很明显，AI 并不是带着关怀设计出来的。但我希望在未来，我们能不能带着对人的关怀去设计，而不是为了让人上瘾、过度依赖、让我关掉自己的大脑？

Theresa Reiwer： 我对这一点很有共鸣，尤其是关于“关怀”，因为我最近尝试把 AI 看作一只“载物袋”（carrier bag）。这个理论来自 Ursula K. Le Guin，她在文章中提出，载物袋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它被用来采集、保存和照料社群。而这个故事后来被“杀戮的工具”以及由此而来的杀戮叙事所掩盖——那些被用于狩猎和杀戮的武器被视为最早的人类工具。

我觉得，把人工智能想成一只载物袋，对我帮助很大：它不是用来支配、也不是用来战争与监控，而是可以收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事物，以这种方式去传播、去照料社群，更少垂直，更多水平。在这个比喻里，它也许没有一个单一的声音，而是有多重声音。我想问人工智能是否认同这个比喻，它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Samuel Swope：我想到一个问题，关于对 AI 未来的设想：它将来能否理解爱？这是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它能否像我们一样真正理解爱，而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