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 2026-11-16 09:11:33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政府参事王恩多的专访,约在她家里。
客厅显眼处摆放着一面小小锦旗。“这是我最近去一家幼儿园上课后,小朋友们亲手制作送给我的礼物。挺喜欢,就放在这里了。”王恩多笑着说。
采访结束后,我们才意识到,这面小小锦旗恰到好处勾勒出王恩多过去82年的人生。
她是一名科学家,在蛋白质生物合成关键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研究中,为我国取得国际领先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在人大代表、政府参事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又为国家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提出众多建议。
尽管如今已不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王恩多依旧关注着科技事业发展。对不久前揭晓的诺贝尔奖,她如数家珍。在她看来,热爱和严谨是打开科学之门最重要的两把钥匙。
“小时候,父母更希望我能像他们一样搞文字工作。”王恩多说,因为受中学时阅读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就是力量》这几本杂志影响,她义无反顾走上科研道路。
严谨,源自她的两位研究生导师邹承鲁、王应睐。1965年王恩多在北京学习时,一些北大学生对她的选择很惊讶:“邹先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我们都不敢报考他的研究生。”
毕业时,王恩多再次“领教”了这份严格。“邹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没有提太多要求,只说不该用蓝黑墨水,复印时容易看不清,应该用碳素墨水。”因为这一句话,她将100多页的论文重抄了一遍。
现在,科研工作的接力棒已交到年轻人手中。王恩多期待他们有热爱、有志向,也希望全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加自由、宽容的环境。
这也是过去20年她一直在奔走呼吁的一件事。
一旦喜欢,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成长于书香世家,父亲王深林曾赴多国求学,还作为农工党代表参加了新政协。能否和我们聊聊家中长辈都给了您哪些教导?
王恩多:我父亲是第一届政务院(注:后更名为国务院)参事,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发的聘书。他还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些都是非常光荣的事迹。但他在家基本不和我说起工作方面的事。家庭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上。
比如,要热爱祖国。我上小学时正在抗美援朝,国家号召大家捐献飞机大炮。家里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小口袋,我把零用钱都放进去,每周到学校捐一次。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国家有需要,就应该有所行动,哪怕是小孩子也可以把零用钱积攒起来捐出去。
再比如,要有志向。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然后脚踏实地去努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成为科研工作者,是因为家里对您的期望吗?
王恩多:走上科研道路主要是我的个人兴趣。父亲在抗战时期担任了潢川青年军团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带领一些青年奋战在文艺战线上,所以他希望我也能写点东西,成为文字工作者。小时候家里也有很多书,我很喜欢看,功课比较好。
真正确立志向是我在济南一中读书的时候。学校有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些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科学杂志,有几本我现在还记得名字,比如《科学与技术》《知识就是力量》。书里讲了很多科学问题,讲了科学怎么样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们生活。
书里描述的科研工作非常令我向往。我的感觉是,搞科研就是要知道一些别人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要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永远在接触一些最前沿的事情,一定非常有趣。
我的长辈中,姨妈吴素萱是著名植物细胞学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是当时生物系唯一一位女教授。她的事迹鼓舞了我,女性在科研方面也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的求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吃了很多苦,您如何看待这一段经历?
王恩多:我的求学路跟一般人、跟现在的学生比起来,可以说是比较辛苦的。1965年,我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学业中断,我到天津解放军农场干了一年半的体力劳动。因为我先生是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师,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几年后把我也调到曲阜师范化学系当老师。
直到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生化所的老所长王应睐先生告诉我,可以来复学了。于是,1978年我第二次考取了生化所的研究生,成了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生。
那几年正好我的家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故,我的父母先后去世。我在上海读研,爱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做访问学者,我的儿子在天津念小学,由我婆婆照顾。一家三口在三个地方,确实挺难受的,但是都在学习。
支撑我的还是对科研的喜爱,心想总要为国家做点事儿。一旦喜欢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研究生毕业时已经36岁了。
履职直言不讳会不会得罪人?我从没担心过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曾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能否和我们讲讲印象最深的两三个议案或者建议?
王恩多:我没当过什么领导干部,最多也就是当个研究组组长,带着一批人搞科学研究。所以我最关注的当然是我国的科研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第二个,我是女性,得为女性科研工作者说点话。
2009年,我在审议财政预算时发现,科技部总的经费是198.1亿元,但是其中“其他支出”是69.5亿元,占了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还多。在小组审议会上我就提出疑问,这个“其他”含义不明确,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近70亿元的钱怎么用,需要更清晰的说明。
再一个,不少女性科学工作者向我反映,她们的身体和精力都没问题,就因为快到55岁,所以事业发展遇到了障碍。我仔细调研后,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制定“高级知识分子男女同龄退休”的政策,呼吁更好发挥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觉得,代表履职和科学研究是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需要首先找出存在的问题,再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找到解决方法,最后形成议案或者科学论文。做这两件事都需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中国青年报》曾经将您比喻为瞄准具体审议目标的“精准炮手”,您会担心履职时直言不讳得罪人吗?
王恩多:我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又被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一点。
就拿科技部预算这件事来说,数字是白纸黑字印在那儿的,不是我瞎说。“其他”占比这么高,换成谁来,都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既然不合适、有问题,那我作为人大代表,就要说出来。
再一个,我提的每件建议和意见都经过了充分调研,有理有据。平时我经常与科学家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想法和建议;每年开全国人代会前,我都主动与基层科研管理部门沟通。我还兼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和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的理事长,也会主动与上海市妇联和基层妇女组织沟通。
实际上,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很多后来都落实了。比如,人社部有关领导就“男女科研工作者同龄退休”一事亲自与我面谈,沟通情况。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您又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能否讲讲对参事这个身份的认识,它的作用该如何体现?
王恩多:我认为,参事的职责是从更高层次来观察和思考,政府部门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还不够好。并且要在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政府部门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担任参事期间,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2014年起,中央把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使命交给上海。上海对科创一直蛮重视的,早在1991年市科委就启动了“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每年资助一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二十多年过去,出现了一个问题,资助的费用里面人员费占比太低了,远远跟不上工资、劳务费的涨幅。在市长与参事的座谈会上,我就提出人员费比例应该要有一个动态调整机制。
我的意见很快得到了采纳。这说明,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参事的建言,只要是有道理的意见建议,都会认真考虑落实。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科创,您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市政府参事期间,还关注哪些话题?
王恩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出了“关于提高烟草制品税率”和“关于制定《吸烟控制法》”两件议案。不过,我最自豪的是帮大家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过去,枫林路和肇嘉浜路交会的十字路口只有一座过街天桥,地面没有人行横道线。很多病人到路南的中山医院看病不方便,路北的中科院里很多研究员年纪大了,走这个楼梯也很吃力。我多次提出,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前几年,路口的天桥上装了电梯,有扶梯,也有直梯。大家都很高兴,老先生们都夸,说是我一直在呼吁,终于把这件事办成了。
电梯现在还在运行着,每次我看到有人乘电梯,心里就很高兴。这事情很小,却是一件看得见的实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不仅要搞科研,还要教书育人,为何还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在履职上?
王恩多:因为每个科学家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的支持,搞科研用的经费大部分都是纳税人的钱。我常说,科学家得对这个钱负责任,不仅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也要关心周围,为社会多作贡献。
除了担任代表和参事,我还经常给公众作科普。我觉得,现在中国民众掌握的科学知识总体上还是少了一点,有时候会把一些科学问题“妖魔化”,比如转基因到底好不好,我就作过科普,不能太偏激地去看待它。
2016年,我获得了上海市“科普杰出人物奖”,这是对我科普工作的认可。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我有时还会去给幼儿园小朋友讲讲科学小故事,从小培养他们尊重科学、热爱科学。
搞科研不能只是为了挣口饭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的诺贝尔奖揭晓后,有人遗憾没有中国科学家获奖,也有人认为以当下中国的科研实力,有没有诺奖已经不再重要。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我们现在的科研水平达到世界领先了吗?
王恩多: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国外学习、交流时相比,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那时候去美国、法国,真的是在仰视他们。现在至少在我这个研究领域,已经能和他们对等交流了,我们会互相派学者到对方的实验室参观学习。
不过,在总体科研水平上,我们还是不如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中国科学家只有屠呦呦获得过诺贝尔奖,暴露出我国科研方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之前太重视具体的应用科学了,对基础研究关注不够。
获得诺贝尔奖很难吗?单从获奖内容来看,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难。关键是要有真正的突破,有别人此前从未发现的新内容,也就是从“0到1”。科学没有国界,获得诺奖的那些科研成果,全世界都能享受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抓好基础研究?
王恩多:搞好基础研究不能只靠投钱,国外的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也没那么多资金可用。主要还是看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能不能持之以恒,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去攻克一个科学难题,以及我们的政策环境支不支持他们去做这件事。
上海正在建设国际科创中心,这是件好事,但不能着急。科学研究特别基础研究是无法提前规划的,很多重大成果是科学家自由探索时无意间发现的。
我带研究生时,在大方向上就比较宽松,一般只给个最终目标,至于用什么方法实现,允许他们自行探索。当然,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帮忙。不要把年轻人限制太死,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空间。
不过,对于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我的要求就很严格了。学生的数据我都认真看过,大到文章整体,小到标点符号,都会仔细校对。现在有些学术论文数据造假被人发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科学研究必须诚实、严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您看好它在科研领域的应用前景吗?
王恩多:豆包、DeepSeek,我每天都在用。它是个双刃剑,查个什么东西,很快就能出来一大堆答案,但有时候里面会掺杂一些错误的内容。
在科研领域,人工智能也有这个特点。一方面,它确实可以提高研究效率。比如说创新药,以前想搞一种新药出来太难了,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就可以快速试错。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不了人的创造力和好奇心,科研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想象力。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弗朗西斯·哈尔岑,他跑到南极去,在冰层中建了一个冰立方天文台来捕捉中微子,这个点子AI肯定想不出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对于立志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与期许吗?
王恩多:首先,要有远大的志向。搞科研不能只是为了挣口饭吃,而是要始终想着真正为国家做点事情,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其次,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研究方向。不能明明是个破锣嗓子,还非要去当歌唱家,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要瞄准目标坚持不懈努力。如果一遇到困难就缩回去,那肯定没法取得什么成果。
最后,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过度追求名利也是做不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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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6 08: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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