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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灵活应对国际局势的策略及启示研究||刘 全
方志四川 2026-11-16 09:11:35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

灵活应对国际局势的策略及启示研究





刘 全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战略调整与国际局势变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把握、运用国际局势的智慧及战略决策经验,对因势利导、处理好当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调适:汲取教训、独立自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上,还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指示扮演了极为关键且复杂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困境到突破,再到成熟应对的艰难历程,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道路。

(一) 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初期困境(1931—1935)

共产国际基于其“世界革命”理论,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反日斗争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紧密结合。1932年,《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明确提出武装拥护苏联,这一指示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局势中陷入两难困境。当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中国共产党却因共产国际这一指令,在一定程度上未能灵活自主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抗日斗争。

最为典型的是在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发起抗日反蒋行动,这本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壮大抗日阵营的绝佳机会。然而,在共产国际“保卫苏联”方针的影响下,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合作的决策。这一决策导致中国共产党错失了一次打破国民党围剿、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良机,抗日动员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破和持久战的提出(1935—1938)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作出重大战略转向,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共产党迅速响应,发布《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凝聚了全国抗日力量的人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后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以往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机械执行,逐步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特别是《论持久战》的问世,标志着共产党人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抗战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下,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等多个胜利,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处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人民。”批驳了仍然机械支持共产国际“保卫苏联”要求的错误观点:“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明确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保卫苏联”的关系。这一系列战略调整,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危机应对(1939 —1941)

1939 年,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该条约,这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需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自身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不能无原则迎合苏联超出中国客观实际的需求而损害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立即通过《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指出这个协议是英、法祸水东引阴谋的破产,有利于苏联和中国革命,“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同时研判日本受此影响,其侵华方式将发生一定改变,采用政治诱降手段,指出“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即坚持抗战的立场、坚持团结的立场和坚持进步的立场。这一表态既避免了与苏联公开冲突,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又明确了中国抗战的独立性与正义性,成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性。

    

毛泽东同志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题词(刘全/供图)


二、美苏战略博弈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智慧:抓住机遇、主动作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两大强国的战略博弈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也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共产党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美苏的战略漩涡中巧妙周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战之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务实应对

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苏联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依托,向国民政府提供高额援助,希望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牵制日本,减轻其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仅秘密输送少量轻武器,反映出苏联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既希望中国共产党发展从而壮大远东共产主义力量,又不愿过度刺激国民政府,破坏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斯大林六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动大规模攻势牵制日军。然而,毛泽东基于敌后战场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冷静判断局势,没有盲目服从苏联要求,而是以切合实际的行动配合苏联战略需求,同时坚决拒绝直接出兵,避免了人民军队盲动而陷入困境,从而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正确的应对策略,既钳制了日军攻势、减轻了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威胁,又确保了自身在敌后战场的稳定发展。

(二) 美国参战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突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在亚太战场取得胜利,需要寻找能够有效牵制日军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其重要考量对象。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直接接触的重要契机。

周恩来抓住时机,向美方提出“七点合作建议”,并开放根据地供美军考察。通过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取得的实绩,打破了国民党对舆论的长期垄断,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促使美军将领史迪威提出武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计划。中国共产党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外交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为日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三) 雅尔塔协定后的战略预判与行动

1945年,雅尔塔协定在未征求中国意见的情况下,默许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报渠道及时预判了美苏意图,展现出了卓越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基于对这一密约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前部署东北战略,果断决策。

中国共产党迅速抽调数万兵力赶赴东北。这些人民军队凭借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东北多个军事战略要地,并较国民党军队提前三周进入沈阳。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行动,充分体现了对大国博弈局势的前瞻性预判和果断行动能力。通过迅速进驻东北战略要地,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丰富的军事装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态势下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广泛团结、扩大战果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一) 欧洲战场与中国敌后战场的联动(1941—1943)

在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迅速波及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研判战争阶段,坚定认为不能对日军主力发动不切实际的攻势,而要依据战场客观实际,坚持基本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发起“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下,敌后战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功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成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主战场,间接支援了苏联在欧洲的抗德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强化了联动效应,展现了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价值。

(二) 开罗会议后的法理话语权争夺

1943 年,《开罗宣言》的公布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里程碑。《开罗宣言》公布次日,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对时局宣言》,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将国际法理声明转化为国内政治方向,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民主、和平的渴望,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与此同时,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系统论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在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革命力量反攻,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扩大了解放区的范围,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开罗会议后的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法理话语权的积极运用,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美国使用原子弹带来的冲击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的灵活应用

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一重大军事事件加速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态势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猛烈扩大解放区”,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然而,当中国共产党获悉美国独占日本的计划后,又展现出了极高的战略灵活性,果断暂停争议,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华北。

这种对“战略机遇期”的精准把握,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策略智慧,既积极追求抗战的最终胜利,也有利于战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自身力量壮大。通过战略调整,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决战阶段,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斯大林态度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回应:不等不靠、我打我的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名存实亡直至解散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其领导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深刻影响着中国抗战。面对斯大林态度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策略,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纵横捭阖,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苏德开战后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计代价地牵制日军,试图减轻其远东地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盲动,而是采取了以游击战配合的策略。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知,也展现出其独立自主的战略判断能力,避免了因盲目行动导致不必要损失。

1945年,雅尔塔协定的签署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为了换取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安排中的认可,斯大林一方面公开承诺“只承认国民政府”,这一表态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斯大林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凸显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现实主义本质。斯大林既希望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不愿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复杂的心态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创造了机遇。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战略犹豫期的精准运用

斯大林政策的犹豫和矛盾,为中国共产党结束抗日战争转入解放战争提供了外部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准确利用苏联不公开支持但默许行动的微妙窗口期,迅速制定并实施了挺进东北的战略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凭借灵活的战术和高效的执行力,至1945年10月便成功控制了东北绝大部分铁路线。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将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算计而留下的操作空间,转化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党领导人民占领东北这一工业基础雄厚、战略位置重要的地区,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更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举措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国际局势下,能够准确把握机遇、利用矛盾,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卓越能力。

(三)团结苏联与国内革命目标的平衡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想拉拢又有意提防,这种认知反映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担忧。面对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而巧妙的策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传递坚持独立自主的信号,明确自身在革命道路上的立场和主张,维护了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积极争取和平的姿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真心实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清醒认识,党和人民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严峻局势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策略,在不与苏联决裂的前提下,成功巩固了自身的自主性,实现了团结苏联与国内革命目标的巧妙平衡。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决不能放弃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发展道路。通过这种平衡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站稳了脚跟,为最终夺取革命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从苏德战争初期到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演变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和利益考量。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以灵活的策略回应斯大林态度的变化,坚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对把握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启示:因势利导、创造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面对共产国际指示、美苏战略博弈等多重挑战,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实现了自身发展与抗战胜利的双重目标。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科技革命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足本国实际制定战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教条化指令与中国抗日救亡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1931—1935 年,对共产国际指令的机械执行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动员中陷入困境;而1935年后,中国共产党以《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为标志,开始摆脱教条束缚,确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在应对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牵制日军的指令时,毛泽东辩证分析态势,用游击战统一了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的要求,避免了力量损耗。

历史智慧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外部势力常以意识形态或政治操弄干涉他国内政。中国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全球气候治理、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领域,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又保持战略自主性。例如,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中国未盲目跟随西方国家的技术路线,而是立足自身能源结构与产业基础,打造了全球领先的光伏、锂电池产业链,正是独立自主原则的生动实践。

(二) 把握国际矛盾,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机遇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敏锐捕捉美苏战略博弈中的缝隙,实现自身发展突破。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公开承认国民政府却默许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美国因太平洋战争需求与中国共产党接触,都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战略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美军观察组展示敌后抗战实绩,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利用雅尔塔密约后美苏对东北的利益分歧,提前部署数万兵力占据战略要地,较国民党提前三周进入沈阳。

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中国应延续这一智慧,在中美战略博弈、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复杂局势中寻找机遇。例如,在美国挑起的全球关税战和全球芯片产业竞争中,中国既直面美国关税挑战和技术封锁,实施反制,又积极拓展与东盟、中东国家的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多元化国际合作网络。同时,利用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需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 平衡国际关系与本国发展利益,构建灵活外交策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与现实利益之间展现出高超的平衡艺术。面对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代表传递独立自主信号,同时在重庆谈判中展现和平姿态,同时不放松反内战准备;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表态,既维护与苏联的关系,又坚持中国抗战的独立性。这种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结合,避免了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外交孤立。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意识形态冲突与地缘政治竞争交织,中国需继续保持这种平衡智慧。在参与全球事务中,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又要以务实态度推进国际合作。例如,在俄乌、伊以冲突中,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反对单边制裁,又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时,坚持“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原则,赢得广泛国际信任。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局势的历史经验,本质上是一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复杂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奋斗史,是将国际体系压力转化为战略机遇的创造性实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需继承和发扬这种智慧,以独立自主的战略定力、敏锐的机遇洞察力、灵活的利益平衡策略和高效的危机应对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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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作者:刘 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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