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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的光环之外,如何看待官员杜甫?
上观新闻 2026-11-16 15:12:55

就个体生命史而言,爆发于公元755年深冬的安史之乱宣告了杜甫后半生的开启,此后十五年的杜甫,才是那个真正为人们所熟识的“诗圣”。不过杜甫只亲历了半部安史之乱。他的后半生由三年半的关辅时光与十一年的南方藩镇岁月共同构成。半部安史之乱粉碎了他的盛世情结,南方藩镇岁月则颠覆了他心中的政治秩序,是为杜甫后半生的“战乱”生命史。

杜甫是大唐复杂完备的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普通官员。所谓普通,是指他既没有明显超出同类人的政治起点和丰功伟绩,也没有在官场承受特别的人事迫害或政治排挤。承认这一点,才能对杜甫的政治生涯有客观认知。

唐代官员忙碌而辛苦,要面对严苛的考课,承担繁重的工作。一个唐朝士人从生徒到官员的一生,是一条持续奔波的漫漫长路。“杜陵诸生”(《进封西岳赋表》)杜甫同样如此。他经历了“白首甘契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生徒岁月,通过献赋参选,属于科举中相对边缘的出身,起家官也是与这段经历大体匹配的东宫率府参军。此后的左拾遗是追谒朝廷所授,属特殊时期的优奖。杜甫由此抱定了直通郎官的奢望,但房琯集团瓦解后,他又回到了本属于自己的迁转路径。

直升朝官无望,迁转掾曹又不甘其辛苦,杜甫遂选择入幕为官。他先后尝试在陇右、剑南、东川、夔州、荆南、湖南六处入幕,其中剑南、东川、夔州获得成功,另外三处未能如愿。对杜甫所处时代的仕宦现象做出归纳,可以看出掾曹、幕僚两途是当时大部分官员的升迁途径。后世对杜甫的仕途怀扼腕之叹,其实这是唐代官制及官员迁转的常态。

元·赵孟頫绘杜甫像 故宫博物院藏

财政改革视角下的杜甫

杜甫几次关键的人生抉择都与国家财政走向密切相关。玄宗朝以来的中央财政改革,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避开的历史趋势,但在过往的杜甫研究中少有涉及。

杜甫的释褐官是同州河西县的县尉,此事涉及他的两个亲属。一个是杜甫的岳父杨怡,天宝年间官至司农少卿,主掌全国送抵中央的钱粮,业务上与庸调转运对接,手握财政实权。另一个是杜甫的表侄郑遵意,天宝末年担任安禄山的陇右群牧使判官,负责全国马政事务。同州自北朝起逐步发展出规模可观的国家屯田,河西县则是核心屯田区,境内屯田分属司农寺与陇右群牧使。杜甫初授河西尉,与妻家和姨家的助力有直接关系。

细数三大财臣——第五琦、元载、刘晏的早年基层经历,结合唐代剑南、山南西两道通往陇右道的庸调转运线路,笔者认为,杜甫两个月的成州之行绝非情绪化的悲苦之旅,而是为了谋求财政转运方面的幕职。山南转运是第五琦全国财政格局改造的开篇,而他经营山南时,是作为汉中王李瑀的副手,后者一家与杜甫交往颇深。第五琦罢相不到一个月,杜甫离开成州,其间因由不言自明。乾元二年(759)十一月历来被学界视为杜甫一生最苦时日。人们只顾着感慨他“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的悲惨,却很少意识到这组著名的“七歌”结尾处“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深意。杜甫之悲实为政治剧变影响个人前途,并非扛柄长镵挖挖黄精的腿脚辛苦。

顺着财政这条线索,我们进一步可以窥见严武的中期政治生涯。作为杜家世交严挺之的幼子,严武天宝间入幕陇右,凤翔朝廷里与杜甫同处门下省,复两京后任京兆少尹,无论个人仕宦轨迹还是与杜甫的交往线索,都清晰可见。但因史料缺失或记载混乱,自乾元二年贬官巴州起,严武长达数年的政治生命在既往研究中几近空白,给我们理解杜甫后来的剑南幕僚生涯制造了巨大障碍。借助巴州南龛的造像记等一手石刻史料,我们还原出了严武在巴州任上的详细情形。严武任巴州刺史后,通过修建佛龛积累政治资本,并在回朝述职时面谒肃宗皇帝表功。乾元二年,杜甫刚到秦州,便向巴州寄去书信,与严武延续旧谊。严武收信后不久,于当年冬升任山南西道度支判官,彼时第五琦罢相。此后,元载和刘晏接掌天下财政大权,而史书明确记载严武“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旧唐书·严武传》)。财政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清晰复原长期缺失的杜甫与严武的关键交往阶段,并在宏观层面看到一个真实的转变过程:杜甫先借助汉中王一家的关系站队第五琦,再通过巩固与严武的交情追随元载集团。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 故宫博物院藏

友谊与政治

杜甫一生交游甚广,但我们对其人际关系的认识远远不够,有的存在误读,有的鲜有关注。比如杜甫曾写《石砚诗》赞美一位“平侍御”的石砚,以往仅推测“平侍御”为平冽。杜甫何以会与这位后来随安禄山叛乱的人交往?借助张说撰写的一方碑文,可以发现杜家与平家逾半个世纪的渊源。武周年间杜并案发后,接替遇刺的周季童担任吉州司马的正是平冽的先人平贞眘。同时,我们以“奉使三峡中,长啸得石砚”(《石砚诗》)之句比照《欧阳琟神道碑》“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奏知三峡转运”的记载,还原出天宝时期荆蜀之间的财政调配路线,从而将杜甫此诗相对明确地系于天宝十载(751)前后。平冽后来在安禄山的燕政权担任高官。

相较于平冽,郑虔与杜甫的交往为世人所熟知。陷伪的郑虔在六等定罪后贬官台州,未得与杜甫见面。对此,杜甫的解释是“邂逅无端出饯迟”(《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即来得晚了一步,没赶上最后的饯别宴,但这恐怕并非事实——杜甫很可能是刻意放弃了与郑虔的最后一面。杜甫追谒凤翔朝廷后,成为平叛红利的最后一拨获得者,他对此倍加珍惜。回到长安后,六等定罪及行刑现场对唐朝官员产生了强烈的震慑,由此导致不同经历的朝臣间关系微妙。杜甫对于郑虔的回避正是因此。这种解释看似无情,但可能更接近历史实情。

高适与严武则是杜甫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两个政治人物。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友谊,更是关涉生死的政治交往。崔光远与高适的西川军队前往绵州征讨段子璋前后,杜甫写下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此后西川兵大掠东川,两川危机不减反增,朝廷派来监军处置此事时,杜甫又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毁宅之歌”与两川时事存在高度重合。

我们或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杜甫在政治上由高适转向严武的内在过程。高适并未如愿入主成都,东川节度使严武兼领西川,移驻成都。严武兼领两川的宪衔还只是御史中丞,他是剑南设使以来资历最浅的节度使,而他的背后是强势崛起的财臣元载。严武入主成都次月,元载便以户部侍郎拜相,适足为证。杜甫自此笃定了追随严武的心志,与高适渐行渐远。不巧的是,玄、肃二帝相继去世,严武受征入朝,任山陵桥道使。严武临走前刻意维持了两川的分治局面,使得高适只担任了西川节度使。杜甫参与了商讨东川治所的四州之会,受留后章彝委派,东西奔走,前往阆州、汉州公干,事实上不断掣肘高适。此间他寄诗成都,称赞高适“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警急》),但高适并未回诗。回朝的严武未能如愿拜相,于一年后再度入蜀,接替高适担任剑南节度使。杜甫不在西川的一年多里,唐朝失掉了剑南西北山区的维、茂诸州和柔远等军戍,将对吐蕃的防线从梭磨河一路后撤至岷江边上。西山败仗固然与高适相对保守的边防政策有关,但根本上源于西川财政不济,两川间持续内耗。及待两川合一,高适背负了西山败仗的恶名回京,杜甫则自东川回到成都。杜甫人生最后一年,曾在诗中写下“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的痛心之语,隐约透露出对杜高之交结局的愧意。杜高、杜严两段交情,见证了大唐在西蜀的风云变幻,充满了人世命运的悲情唏嘘。

那些被误读的杜甫生命时刻

公元756年,杜甫携家北逃落脚三川后,以往普遍认为他被叛军俘虏,带到长安。这种解释或许更具戏剧性,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进入潼关的燕军数量有限,主要任务是维持京师治安,并确保长安东部华州、同州、商州等关键州郡的稳定。除了阿史那从礼的部落兵北返草原时匆匆经过,没有任何史料表明,燕军的兵力到达过遥远的鄜州。在颜真卿撰写的《颜允臧神道碑》中,我们找到了相对可信的解释。碑云“潼关陷,太守李揖计未有所出,君劝投灵武。至宁朔,属同罗招六蕃府,绝不得通”,记载了延安太守李揖试图组织官员北出芦子关,但因六州粟特变乱、关外路绝,最终迂回南下追谒肃宗的历史事实。这才是杜甫北出芦关不果,折而南下的真实原因,是群体政治行为而非个人英雄情怀。不过杜甫在南返的后半程与延安官员群体分道扬镳,继续南下返回长安,李揖则迂回追及肃宗,并成为宰相房琯的心腹。这段与李揖的生死因缘,是杜甫后来在凤翔朝廷中坚定追随房琯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瑱被称为“来嚼铁”。“嚼铁”乃上古神牛,食铁出钢,意指来瑱皮肤黧黑,体格健壮,善打恶仗。而“三吏”末篇《潼关吏》的压轴语“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也未有深入研究。结合唐朝在相州溃败后的人事变动,我们看到“防关将”正是新任陕虢华节度使来瑱。杜甫喊话新任的最高上司,与之交恶,是他离任华州司功的直接原因。

杜甫生命中还有很多关键细节尚待考辨。如杜甫早年曾给在临邑县任职的二弟杜颖写信,提到“河决”“簿曹”两个关键信息,一直被误读。有人将“河决”解释为开元末年的洛水泛溢,将杜颖所任的“簿曹”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县主簿。事实上,在唐代官制中,“曹”对应的是户、兵、法、仓等行政分管单位,并非主簿。结合汉代旧称与唐人习惯,我们发现“簿曹”正是唐代两个县尉中的司户尉,负责征发丁夫防河。至于“河决”则指天宝十三载(754)郓、齐两州的黄河决堤,杜甫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苏预(苏源明)、颜真卿、平冽都是这场河决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如此一来,杜甫、杜颖、苏预等人,乃至安禄山,都因这场河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有可能为理解杜甫生命史打开新的突破口。

再如杜甫抵达成都的时间,以往系于乾元二年腊月底,但杜甫记载到达当天入夜时“初月出不高”(《成都府》),结合月相,时间应是在乾元三年(760)正月初三前后。同样地,“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指向初八至十二之间的上弦月和盈凸月,可知杜甫在八月十日前后抵达秦州。《秋兴八首》写作时间久有争议,根据诗中的时节指称,结合柏贞节到任夔州的时间,笔者认为,此诗作于永泰二年(766)九月初。

* * *

在以往的研究中,十五年的“战乱”岁月几乎占据了杜甫的全部生命史,且基本围绕“诗圣”的形象加以阐释。借用武周年号作比,恰是一种“证圣”的立场。研究者往往持有先入为主的立场,比如认为他怀才不遇,或是遭受排挤,由此来解释其为官、生计中的各种问题。用这样的方式勾勒出的杜甫,面貌是失焦的,行为是诡异的,行踪是飘忽的。对此,我们不妨摁下“证圣”的冲动,以历史的视角客观还原。

我们惯于宏大叙事,纵论千古英雄,仿佛五品、六品都不算官,只当了个县令、县尉便算是命途多舛。然而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史构成的,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还原“诗圣”之下的杜甫,其实还原的是一种纯粹的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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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6 14: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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