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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芸/Robert Freckleton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
CellPress细胞科学 2026-11-17 07:42:30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为什么有些类群拥有成千上万个物种,而近缘类群却只有寥寥数种?花对称性等花部特征、植食性昆虫的寄主范围和动物的扩散能力,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差异。但性状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关联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物种数为何相差悬殊。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王芸芸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Robert P. Freckleton在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旗下期刊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观点文章“From ‘magic traits’ to diversification mechanisms”。作者提出,应将性状—多样性关联转化为围绕三个并不互斥过程的假说:新支系的形成、生态或地理机会的获取,以及支系的持续存在;再依据不同过程的时间预测,利用互补证据检验这些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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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状关联到过程解释


类群间物种丰富度的差异,未必都由性状造成。随机分枝过程本身也可能造成近缘类群物种丰富度不均衡[1]。关键创新(key innovation)是解释性状与多样化关系的经典概念:某些性状可能使类群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进入新的生境或建立新的种间互作,从而为后续多样化创造条件。大尺度研究常比较具有和不具有某种性状的类群,考察其物种丰富度或推断的多样化速率是否不同,但难以揭示背后的具体过程。同一种性状在不同类群中,可能与较高或较低的物种丰富度相关,也可能没有明显关联[2,3]。此外,资源利用范围较广有时也可能是生态成功的结果,而非其原因[4]。因此,仅凭关联无法确定因果方向及具体过程。


三个非互斥的多样化过程


性状可能影响新支系的形成。例如,种群间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的差异可能推动生态分化,繁殖性状也可能影响生殖隔离的形成。


性状还可能影响类群能否获得并利用新的生态或地理机会。类群能否到达并定居于新的地区、转移到新的生境、利用新的资源,或与其他物种建立新的互作关系,可能受到扩散能力、环境耐受性等性状的影响。环境变化时,类群能否迁移到仍适宜的生境,也属于这一过程。


性状还可能影响支系能否经受环境变化或扰动而持续存在,以及局部种群灭绝后的恢复能力。因此,一个类群现今物种较多,既可能是因为历史上形成了更多新支系,也可能是因为历史上支系灭绝较少,因而有更多支系延续至今。区分这两种情况,需要了解环境变化或扰动发生前的性状状态,并结合此后的支系存续、对原有地区的持续占据、局部种群灭绝及恢复记录。


这三个过程并不互斥,同一种性状可能促进其中一个过程,却限制另一个过程。例如,扩散能力降低可能有利于局部种群分化,却也可能减少进入新地区的机会。因此,同一种性状与物种丰富度的关联可能因生态和地理背景而异,甚至呈现相反方向(图1)。


图1.从性状—多样性关联到过程假说。A–D展示了从观察到的性状—多样性格局,到过程假说、多重作用与权衡,再到实证检验的概念推进。A:在同一系统发育树中,具有目标性状的支系相较于不具有该性状的支系,可能表现出更高或更低的物种丰富度或推断的多样化,也可能在两种性状状态之间没有一致差异。B:针对某一目标性状,可将这些格局转化为关于三个非互斥过程的假说:新支系的形成、生态或地理机会的获取,以及支系的持续存在。C:同一性状可能影响多个过程,促进其中一个过程的同时限制另一个过程。D:不同过程假说会产生彼此可区分的时间预测,可通过互补的系统发育或比较证据、生态与生物地理证据,以及历史或种群层面的证据加以检验。综合不同来源的证据进行交叉检验,可能增强或削弱对过程假说的支持;当现有证据不足时,不同的演化历史仍可能无法区分。

案例:岛屿鸟类的飞行能力丧失


岛屿鸟类中多次独立出现的飞行能力丧失,说明这一变化可能对不同多样化过程产生不同影响:它可能限制岛屿间扩散,减少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为局部种群分化创造条件;也可能降低鸟类到达其他岛屿或新生境的能力,减少跨岛定殖的机会[5]。


飞行能力丧失对支系持续存在的影响也取决于环境条件。局部种群灭绝后,失去飞行能力的鸟类可能难以重新定殖;外来捕食者的引入也可能增加这类鸟类的灭绝风险[6]。因此,即使失去飞行能力的类群比仍能飞行的近缘类群拥有更多或更少的物种,也不能仅凭物种数判断这种差异究竟来自局部分化增加、跨岛定殖受限、扰动后支系存续与恢复能力的变化,或这些过程的共同作用。


鸟类灭绝记录还揭示了现生物种资料的局限。Sayol等(2020)汇总了晚更新世以来581种已知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鸟类,其中166种被认为已丧失飞行能力或仅能弱飞。将这166种与60种现生无飞行能力鸟类合计,相关物种总数增至226种;飞行能力丧失的独立起源次数,也由至少35次增至至少150次[6]。这说明,仅依据现生鸟类重建演化历史,可能明显低估飞行能力丧失的独立起源次数及其演化速率。


用时间预测和互补证据检验假说


检验过程假说,需要先评估性状—多样性关联的稳健性,再针对不同过程提出时间预测。若性状促进新支系形成,其变化应先于或伴随多次支系分化事件;若影响生态或地理机会的获取,则应先于或伴随类群在新地区或生境定殖,或转而利用新的资源、寄主或互作伙伴,并有独立证据表明相关机会当时确实存在;若影响支系持续存在,则应比较环境变化或扰动前性状状态不同的支系,在事件后的存续、对原有地区的持续占据、局部种群灭绝及恢复情况上是否存在差异。


时间校准的系统发育树及祖先性状重建结果,结合生物地理与环境历史资料、化石记录和种群动态数据,可以从不同方面检验这些预测并提供互补证据。单独观察到支系分化或定殖事件,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事件由性状变化促成。不同来源的证据相互补充,并共同符合相应的时间预测时,对假说的支持会增强。若性状变化通常晚于相关分化或定殖事件,或环境变化后未出现预期的存续差异,相应假说的支持便会减弱。


仅由现生物种构建的时间校准系统发育树,可能与多种不同的物种形成和灭绝历史相容[7]。此外,现生类群的性状状态和生态位未必能准确反映祖先条件;物种取样、性状编码和系统发育重建等因素,也会给历史推断带来不确定性。当现有证据无法区分不同的演化历史时,应保留这些可能的解释。


本文参考文献(上线划动查看)

[1] Farris, J. S. (1976). Expected asymmetry of phylogenetic trees. Systematic Zoology, 25(2), 196–198. https://doi.org/10.2307/2412748


[2] Wiens, J. J. (2023). Trait-based species richness: ecology and macroevolution. Biological Reviews, 98(4), 1365–1387. https://doi.org/10.1111/brv.12957


[3] Anderson, B., Pannell, J., Billiard, S., et al. (2023). Opposing effects of plant traits on diversification. iScience, 26(4), 106362. https://doi.org/10.1016/j.isci.2023.106362


[4] Hurtado, P., Aragón, G., Vicente, M., et al. (2024). Generalism in species interactions is more the consequence than the cause of ecological success.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8, 1602–1611.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24-02484-8


[5] Wright, N. A., Steadman, D. W., & Witt, C. C. (2016). Predictable evolution toward flightlessness in volant island bir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17), 4765–4770. https://doi.org/10.1073/pnas.1522931113


[6] Sayol, F., Steinbauer, M. J., Blackburn, T. M., et al. (2020). Anthropogenic extinctions conceal widespread evolution of flightlessness in birds. Science Advances, 6(49), eabb609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b6095


[7] Louca, S., & Pennell, M. W. (2020). Extant timetrees are consistent with a myriad of diversification histories. Nature, 580, 502–505.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76-1

论文作者介绍


王芸芸

 副教授

王芸芸,西北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植物功能地理学、繁殖生态学、宏生态学,以及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Science Advances、Ecology Letters、New Phytologist、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B类)等多项科研项目。目前担任Journal of Ecology编委,并任Journal of Plant Ecology、Plant Diversity等期刊青年编委。

相关论文信息

相关研究发表在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旗下期刊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论文标题:

From ‘magic traits’ to diversification mechanisms

▌论文网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9534726002442

▌DOI:

https://doi.org/10.1016/j.tree.2026.0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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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5 12: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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