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2026-11-17 11:48:16
► 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1600多亿元。
这是中国税务部门最新公布的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累计申报金额。其中,仅今年10月一个月,入库就超过1200亿元。
长期以来,不少个人财富达到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元的群体,习惯于将股权和金融资产置于境外离岸法域。税务机关是如何穿透重重法律结构核实这些财富的纳税义务的?为什么如今终于可以做到?
在全球范围内,这并非一个全新的课题。从20世纪初至今,主权国家针对跨境流动资产与复杂持股结构的核查,已经进行了整整100多年。富豪创造与配置资产的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税收法律与信息获取工具同样在长期的博弈中逐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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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群体最常使用的一种法律工具,就是信托。信托这项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当时由于战乱频繁以及土地继承受到封建法律的严格限制,一些骑士在出征之前,会把自己的土地和房产转交给值得信任的朋友代为管理,并约定土地产生的收益用于照顾自己的家人。这种委托他人代持财产并让第三方获益的制度安排,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普通法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事制度。
信托的核心逻辑在于财产权利的分离。在普通的财产持有状态下,一个人买下一处房产或者一家公司的股票,他既是这些资产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享有处分权和出售权,同时也是这些资产所产生收益的实际享有者。但是信托打破了这种合一的状态。
在信托结构中,一共存在3方参与者:设立信托并把财产放进去的人称为委托人;负责接收财产、按照合同管理运营财产的专业机构或个人称为受托人;最后有权享受这些财产所产生收益的人称为受益人。
一旦资产装入信托,在法律意义上,这项资产的产权就转移到了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的所有权。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法律效果。如果委托人以后遇到了债务纠纷或者商业诉讼,债权人在法律上很难直接查封这笔财产,因为根据登记信息,该财产已经归受托人所有。
富豪往往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或者泽西岛等法域设立信托,再由信托在境外设立多层控股公司,最终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法域的税法主要依据直接产权登记来征收财产转让税或者资本利得税。如果一家公司的实际创始人已经把股份全部放进了离岸信托,他本人名下并没有直接持有股票,那么当这些股票进行分红或者在二级市场出售套现时,资金通常直接留在海外信托账户或者其下属的控股公司账上。
只要这笔钱没有直接汇入创始人的境内个人银行账户,原有的纳税环节就容易被延后或者搁置。这种名义所有人与经济收益人分离的特性,构成了离岸财富管理行业过去数十年间运转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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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财富与纳税申报之间的差额,最早在刑事犯罪领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阿尔·卡彭是美国芝加哥极具势力的黑帮头目。在当时的全国禁酒令背景下,他组织了庞大的走私酒类网络,同时经营非法赌场和夜总会,每年积聚数千万美元的现金。
卡彭拥有大量武装人员,其核心犯罪团伙有着严格的组织隔离机制。各级成员单线联系,重要证人不敢出庭作证,非法现金交易也极少在正规银行留存票据。芝加哥警察和联邦执法机构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搜集到足以让他长期服刑的暴力犯罪证据。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财政部税务调查部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直接指示联邦机构调查卡彭的资金情况,国税局情报部门的特别调查员Frank Wilson接手了这项任务。
Wilson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犯罪现场和凶器上,而是选择在堆积如山的账簿中寻找卡彭的财务活动记录。调查人员搜集到了卡彭团伙在多年前记录非法赌博收益的原始收据,并且核实了卡彭购买昂贵住宅、定制服装、豪华轿车以及在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实际消费金额。
在1931年的法庭审理中,联邦检察官向陪审团展示的核心证据是卡彭极其庞大的生活消费支出与几乎为零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最高法院在1927年的沙利文案判例中已经明确指出,非法商业活动的所得同样属于联邦所得税的应税收入,纳税人不能以收入来源违法为由拒绝申报。
最终,卡彭被判定犯有5项联邦逃税罪名,被判处11年监禁,并被处以巨额罚款和补税要求。
卡彭案确立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税务调查方法,也就是净资产与消费支出推算法。税务机关对个人财富的监督,不需要像常规刑事侦办那样还原每1笔收入的即时交易现场,而是可以通过比对当事人的净资产变动、大额资产购置以及实际生活水准,来判断其申报的收入是否真实完整。
这个逻辑在数十年后,依然是各国税务部门审查高净值人群海外未申报资产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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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卡彭案展示了税法对非法收入的核查能力,那么安德鲁·梅隆的故事则反映了税法在面对合法金融资本运作时所遭遇的制度考验。
梅隆是美国20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工业与金融投资家,梅隆家族控制着铝业公司、海湾石油公司以及大型商业银行。1921年,梅隆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并且在哈定、柯立芝、胡佛连续3任总统的内阁中任职,主管全美财政与税收政策长达11年。
梅隆任内极力主张降低针对高收入群体和大型企业的税率。他认为降低资本成本能够促进实业投资,这套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梅隆计划。但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后,美国财政收入急剧收缩,民间对大型金融资本家的财富状况产生了强烈质疑。
在此期间,来自密歇根州的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库赞斯对财政部内部的税收裁量权发起了深入调查,认为税务部门在富豪退税和资本亏损认定上缺乏透明度。
随后,争议直接指向了财政部长本人。1933年至1934年,美国司法部门和税务机关开始对梅隆在1931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展开正式调查。梅隆在那1年申报了数百万美元的应税扣除,导致其应缴纳的所得税数额极低。调查的核心在于他出售名下两家公司股票时申报的巨额资本损失在法律上是否真实有效。
当时的税务核查人员发现,梅隆将部分股票出售给其家族控制的境外实体或者关联机构,在账面上确认了巨大的投资亏损,抵扣了当年的其他应税收入,但实际的资产控制权并没有完全离开该家族的商业网络。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最终没有对梅隆提起刑事诉讼,但这起持续数年的风波促使美国国会意识到,面对极其复杂的现代金融证券交易,普通税务官员难以有效评估跨国公司和顶级投资人的真实税务状况。
为了防止行政部门内部的税收权力被私人利益左右,美国国会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的常态化审查机制,组建专门的经济学家与专业律师团队,独立测算复杂税收法律漏洞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这场针对在任高官财富的审查表明,越是庞大的商业资产,其复杂的交易结构越容易模糊应税边界,建立跨部门的专业审计制度成为现代国家税收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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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之后,美国富豪群体对财富规划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向私人信托领域集中。
1937年春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收到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交的一份详细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美国商业家族如何利用信托、海外离岸壳公司和虚构养老金基金来规避高额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的案例。
根据美国调查媒体ProPublica披露的历史档案,罗斯福在阅读报告后极为不满。他专门向国会致信,要求立法机构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避税手段进行公开听证。
当时的美国工业家族普遍掌握了非常精密的信托设立技术。一个典型的操作方式是,家族创始人设立多层不可撤销信托,将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分解为不同类型的信托财产,有的信托只负责分配股息,有的信托负责在数十年后分配本金。
在传统的普通法原则中,遗产税通常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发生财产继承时征收1次。但是如果资产的所有权已经属于不可撤销信托,那么当第1代创始人去世时,信托内的资产并不发生法律上的继承程序,因为这些资产的法定持有者是受托人机构。
信托可以持续运作几十甚至上百年,直接跨越子女一代,直接指定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孙辈为资产受益人。这样一来,富裕家族在代际财富转移过程中,原本应当承担的遗产税被大幅度减少。
ProPublica在2021年发表的系列调查报告《The Great Inheritors》中,详细梳理了包括杜邦家族、梅隆家族在内的数个美国富豪家族跨越近百年的信托运作历史。
这篇报道基于大量公开的法庭文书和税务公开记录指出,这些家族之所以能长久保持庞大的资本聚集规模,关键在于他们聘请了全美顶尖的信托法专家,利用税法条文之间的留白空间,构建了能够无限期存续的代际跳跃信托。
面对这种技术性规避,美国国会从1937年开始多次修改税法,逐步引入了针对海外个人控股公司的穿透规则,并在数十年后推出了代际跳跃转移税,规定凡是跨代传承给隔代受益人的信托资产,在分配时必须追加征收惩罚性税负。
这种立法博弈清楚地证明,高净值资产的合规监管不能单靠调整税率数字,必须对信托内部的收益分配路径设立明确的穿透确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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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净资产推算法还是穿透立法,各国的税务调查在遇到主权边界时都会面临极大障碍。
瑞士在这个过程中长期占据着全球离岸财富聚集地的中心位置。1934年,瑞士联邦议会通过了《银行法》,该法第47条将银行职员泄露客户信息的行为定性为可判处监禁的刑事犯罪。这套保密制度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吸引了全球大量希望隐匿资产的商业人士。
但事情在2007年发生了决定性转折。瑞银(UBS)的前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布拉德利·伯肯菲尔德选择向美国国税局和美国司法部提供大量内部文件。伯肯菲尔德向执法人员详细揭示了瑞士银行内部如何培训员工,帮助美国高净值客户利用列支敦士登、巴拿马等地的信托和空壳公司开设不记名账户,以绕开美国税务申报系统的监管。
获得详实材料的美国政府随后展开了强硬的司法行动。2008年7月,美国联邦法院应国税局的要求,向瑞银发出了一项名为John Doe Summons的未知纳税人调查传票。
在法律程序中,这种传票不需要提前列出每一个具体涉案人员的姓名,只要税务机关能证明存在某个特定群体涉嫌违反税法,法院就可以强制要求掌握数据的金融机构交出该群体所有符合条件的账户资料。
美国司法部在随后的起诉书中表示,瑞银管理的离岸账户中,可能包含约200亿美元属于未如实申报的美国纳税人资产。
2009年2月,美国司法部正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强制要求瑞银交出多达5.2万名美国客户的完整名单和账户财务信息。面对失去美国本土银行牌照和可能遭受美国司法部刑事起诉的压力,瑞银最终与美国政府达成延缓起诉协议,支付7.8亿美元的罚款,并且分批向美国国税局移交了4000多名重要客户的账户资料。这一和解协议直接打破了瑞士银行业近百年来坚持的绝对保密原则。
在取得对瑞士银行业的突破之后,美国国会在2010年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也就是被国际金融界广泛知晓的FATCA法案。
这部法律确立了一项极具约束力的外部规则: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对冲基金和信托管理公司,只要拥有美国纳税人开设的账户,就必须直接向美国国税局或者通过所在国政府协议定期汇报这些账户的资产余额与利息收益信息。
如果有金融机构拒绝签署合规协议或者拒绝提供信息,那么该机构在获得任何源自美国的利息、股息及证券转让收益时,必须被直接扣缴30%的惩罚性预提税。
由于国际金融结算高度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清算体系,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无法承受被切断美国金融清算渠道的巨大代价,只能纷纷接受FATCA法案的报告标准。
随后,二十国集团(G20)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该法案为参考模型,在2014年联合推出了被称为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截至2026年,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CRS信息交换网络。离岸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流动,在各签约国主管税务当局之间基本实现了定期的电子化信息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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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全球范围内信托制度、代际传承博弈以及银行保密机制终结的历史进程,就更容易看懂中国最新展开的离岸信托税务核查背后的深层逻辑。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明确离岸信托及境外权益相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这项政策明确规定,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境内外财产置入离岸信托,以及信托在存续期内通过分红、股权转让等资本运作取得的各类收益,都需要依法申报并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这项新规中最具实质性突破的条款在于对纳税时点的重新界定。在此之前,许多离岸信托遵循无分配即不纳税的惯例,信托即使在境外通过抛售股票套现了数亿美元的利润,只要这笔资金留存在开曼群岛或者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投资专户内,没有向国内受益人的银行账户实际汇款,当事人就以所得尚未实现为由不作税务申报。
2026年出台的新规则明确要求,只要信托属于委托人保留了实质撤销权、修改权或者投资控制权的结构,或者属于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受益人的特定信托,信托账面取得的相关收益就要视同居民个人的当期直接所得,按年申报缴纳税款。
这一规定在技术上解决了名义产权所有人与实际收益享有者脱节的问题。新政策引入了实际控制和穿透课税原则,当离岸信托底层持有的离岸空壳公司没有任何真实的实体办公人员和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仅作为持有股票和资金的工具时,税务部门可以直接跳过中间多层海外法律载体,将其认定为受境内居民个人控制的受控外国企业,将其当年产生的未分配利润直接归入该居民个人的应税所得当中。
在此次核查实践中,中国税务机关运用的信息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中国全面加入CRS信息自动交换体系,境内自然人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等主流离岸金融中心开立的银行账户和家族信托受益权数据,每年都会通过国际税务合作机制定期反馈回境内征管系统。
大数据技术使得税务系统能够把个人的出入境记录、境内上市公司的原始招股说明书、海外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信托控股架构以及CRS交换回来的海外账户资产余额进行多维度关联分析。
根据财经媒体彭博汇总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部分科技和消费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曾经将合计市值高达1400多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转入境外信托。
在这次政策调整之前,市场中有些人认为信托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境外法律屏障。但从10月份征税入库超过1200亿元的实际结果来看,税务机关对资本利得归属权的穿透能力已经达到了新的深度。
在国际税收法律框架下,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存在差异,税收管辖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主要依靠公民身份与绿卡来确定全球课税范围,只要拥有美国国籍,无论常年生活在哪个大洲,都需要向美国国税局申报全部海外资产收益。
中国税法主要依据住所标准和居住时间来界定税收居民身份,凡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个人,属于中国税收居民,依法需要就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全部所得承担个人所得税缴纳义务。
虽然两国具体的法律表述各异,但核实跨国财富的根本路径完全一致,也就是财产的实际税负必须由真实的经济利益享有者承担,不能任由当事人通过注册在离岸群岛的多层法律文本来阻断纳税义务。
财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可以借助电子网络与离岸法律工具快速流向全球各地,但是创造财富所依托的市场环境以及伴随财富而来的纳税法定责任,始终受到主权国家法律秩序的根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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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7 1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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